山西重商的民俗与社会意识的变革

明清两代，山西商人活跃于全国各地，在商品物资和货币资金的川流中搏击风浪，往往冲在最前头。驰名中外的山西帮商人，自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重商的民俗可说是社会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上存在着崇尚经商服贾的文化氛围，才会出现一代又一代不畏跋涉、奔走逐利的众多商贩，在此基础上产生多财善贾的成功富商和商人世家。而著名的富商大贾以其生财有道，富埒王侯，成为社会上令人歆羡的对象，自然也成为人们仿效的楷模，从而使重商的风气愈益浓厚。重商风俗与商业成就实在是辗转相生，互相促进的。

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23中写道：“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积蓄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此常例也。”纪昀是河北人，熟悉山西的风俗人情，他所描绘的山西人形象，应当是可信的。可见清代山西人不但外出经商者多，而且大都是从少年时起，就学习商业贸易的业务，常年奔波在外，结婚后也很少回家。

山西方志对此有不少记载。如光绪《五台新志》中云：“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充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也。太原、汾州所称饶沃之数大县及关北忻州，皆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东西北三口，致富在数千里或万里外，不资地力。”由于耕地面积减少，人们把经商作为谋生和致富的主要途径，这是清代方志编纂者探寻到的“晋俗以商贾为重”的原因，确否不及深论，而重商的习俗则是有目共睹的社会现象。

由于习尚重商，外出经商者多，在方志中也有反映。如《榆次县志》记载：“侯氏，孙可宁妻，宁随父贸易江南，姑病，氏奉养三载，毫无惰意”;“陈氏，永康镇刘锡龄继妻，龄失偶后游贾北口，即于其地取氏”;“范氏，西付村崔如峰妻，幼随父寄居口外，如峰以经商出口，遂妻之”;“武氏，彭村董世和妻，……兄在东省经商，家政无人管，邀氏代理。……半载兄归，诸物皆无移动;兄将分润家资，不受，求以养三子成人，后三子皆东北经商”。

①

从一些妇女的事迹中可以看出，父兄、丈夫外出经商的实在普遍。

另外，表4、表5是清末至民国初年的统计资料，对说明山西的重商风俗和经商人数很有帮助。

表4 宣统年间数县的职业结构统计资料

①

县份

士农工商总数

士

%

农

%

工

%

商

%

文水

51，025

6，593

12.9

27，691

54.2

2，767

5.5

13，974

27.4

保德

3，200

300

9.4

2，000

62.5

200

6.3

700

21.8

阳城

47，472

2，974

6.3

40.692

85.8

574

1.2

3，184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