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学术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

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北到南的过程，因此有人说，中国文化最初是大陆文化，以北部平原为中心;然后是江河文化，以长江流域为中心;最后演变成以沿海一带为中心的海洋文化。岭南学术文化的发展趋向大体与全国一致，也经历了一个从北向南，从内河到沿海的发展过程。

秦汉至唐朝时期，位于岭南腹地与中原之间的西江和北江地区是岭南学术文化的中心。由于这一地区是古代岭南与中原各地相联系的交通要道，学术文化更多地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涌现出一批对中原文化有较深造诣的文人学士，并留下许多带有浓厚中原文化色彩的文化遗址。如东汉时的士燮，在其交觐郡太守任内，曾收容上百个中原士人研讨经学。其本人精于《左传春秋》，著有《春秋经注》、《士燮集》，学术成就颇高，其兄弟四人被称为“四士”。三国时期的陈钦、陈元、陈坚卿，祖孙三人在经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后人称为“三陈”。唐代的佛教禅宗六祖惠能也是西江人。北江流域同样是人杰地灵，唐玄宗时道德、文章、才识兼备的名相张九龄;宋仁宗时有安邦经世之志的名臣余靖，都出自曲江，影响远至中原。

至唐、宋时期，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潮洲为中心的韩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很快，到明清时期已非常繁荣，开始取代北江和西江流域，逐渐成为岭南新的学术文化中心。与北江和西江流域具有浓郁中原文化色彩的学术文化略有不同，珠江和韩江三角洲地区的学术文化除了继续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外(如唐宋时期中原流放岭南的文人学士带来的学术文化成果)，还更多地受到远隔重洋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而在文化上得风气之先，孕育出与传统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岭南文化因子，使岭南学术文化在近代一跃而起，在全国处于一种后来居上的地位。

岭南虽然开发较迟，但学术文化经历了长期发展之后，同样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学术思想家，创造出许多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概括起来，岭南学术文化有几个特点：一是学术上有自己崭新的见解，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唐代惠能对六朝以来烦琐不堪的天竺佛法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创立了具有玄学特色的佛教教派，使禅宗在中国佛教各派中确立了巩固的地位，并从思想理论上给后来的宋明理学以深刻的影响。明代陈献章开创了明儒心学的先河，在心学上独树一帜，影响及于全国，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近代以来，“岭南两大儒”朱次琦、陈澧在经学上都有较高造诣，陈澧著书百余种，以博学名重一时，影响远至日本。他们都强调治学旨在经世致用，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们的爱国思想对后来的维新人物影响很大。至于近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康有为、梁启超、胡礼垣、孙中山、朱执信等人，他们的学术政治成就更是令世人瞩目，成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先锋人物。二是爱国主义的思想特点突出。古代的张九龄、余靖、邱?等人都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对腐败倒退;而在近代，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岭南思想家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激情。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容闳、黄遵宪、何启、胡礼垣等，大声疾呼变法、维新，推行新政，希望使国家富强兴盛;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更把爱国主义推向了新的高峰。三是注重开放和务实，具有吸取外来文化的传统。古代的岭南思想家已注重中原文化、楚文化与岭南本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汉代以后特别是到近代，随着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岭南学术文化更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特点，注重对海外新思想、新观念的吸收;同时，这种没有门户之见、兼收并蓄的学风也形成了岭南学术文化的务实色彩，岭南思想家治学更多地注重经世致用，较少理论思辨，因而在学术文化成果上表现出较多的实用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