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天与建筑起源观

吕思勉曾说：“人类之初，仅能取天然之物以自养而已。稍进，乃能从事于农牧。农牧之世，资生之物，咸出于地，而其丰欠，则悬系于天。故天文之智识，此时大形进步，而天象之崇拜，亦随之而盛焉。” ( 《先秦学术概论》，第6页)早在殷周之际，由于地上王权的实现，这种王权观念反映到“天”上，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便产生了关于天帝的观念。

这“天帝”之“天”，在殷末周初便愈显其至上神的神格，任何人事活动之前，都该问卜于 “天”。

这里的“帝”，亦即“天”也。郭沫若云：“王国维曰：‘帝者，蒂也。’帝之兴，必在渔猎牧畜已进展于农业种植之后。盖其所崇祀之生殖，已由人身或动物性之物而转化为植物。古人固不知有所谓雄雌蕊，然观花落蒂存，蒂熟而为果，果多硕大无朋，人畜多赖之以生，果复含子，子之一粒复可化而为亿万无穷之子孙，所谓‘

鄂不’，所谓 ‘绵绵瓜瓞’，天下之神奇，更无有过于此者矣，此必至神者之所寄。故宇宙之真宰，即以帝为尊号也。人王乃天帝之替代，而帝号遂通摄于天人矣。” ( 《甲骨文字研究》)这里所说的“帝”，即“蒂”。“帝”之观念，是建立在以植物为生产对象的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而且打上了阶级烙印，是比较后起的。然而，它是“神者之所寄”，扩而至于使“帝”成了“宇宙之真宰”。因此，“天帝”观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起源观念有密切联系，它导致人从天地宇宙的崇拜发展到对建筑起源与建筑营造活动的崇拜。

由于远古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智识初开，人的主体性意识尚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现，人们无数次领教巨大的“天”(即“帝”，自然) 的破坏力，它常常使他们的艰辛劳作，包括营建活动终成泡影。这种痛苦的失败，使得他们在进行营事以前，必须倾听“天帝”的意见，祈求它的许诺与训示。

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卜辞即可明了。

卜辞屡屡记有“王封邑，帝若(诺)”、“王乍(作)邑，帝若” (《殷虚书契后编》)，“封”字，郭沫若认为是“乍”的异文 (见彭邦炯《卜辞“作邑”蠡测》，《甲骨探史录》，第265页)。而“乍”是“作”之初字，有修建与祭祀之义。“若”，则为“诺”。由此可见古人修邑之前对“天”的虔诚。尤其“乍”字，一字而兼两义，道出了古人膜拜天帝的观念与建筑观念的内在联系。

又如“贞，作大邑于唐土”(金611)、“癸丑卜，作邑正”(乙3060)、“甲寅卜，争贞，我作邑” (续5、171)之类的记载，都说明了殷周之际对“天”的敬畏。这里所谓“贞”，从卜，卜问之意也。建筑意味着人向天宇要一个人为的空间区域，畏天命的古人能不事先征得“天” 的同意吗?

著名甲骨文专家陈梦家说：“卜辞中上帝有很大的权威，是管理自然与下国的主宰。”(《殷虚卜辞综述》)“自然”者，“天”也; “国”，乃建筑之都城或曰一个人工围合的空间区域。上帝为何要将“天”与建筑牢牢地抓在手里呢?就因为首先在起源观念上，这两者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卜辞将 “上帝”说成为 “自然与下国” 的 “主宰”，突出了 “上帝” 的绝对权威，也说明殷人对 “上帝” 与 “下国”是同时加以崇拜的。

殷周之际人们对“天”与建筑起源的崇拜尚且如此，那么，在殷周之前许多个世纪，建筑文化起源问题上的崇拜观念又是如何呢?

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欧洲、北非以及亚洲印度等地，曾经出现过一种“巨石建筑”，其规模之雄浑浩大，使人不由惊叹人类祖先的巨大创造力。一排排的巨石列，直立于广阔的原野之上，有的竟达3，000英尺之遥，其存在价值固然不能排斥其具有实用的一面，而在观念上，显然是远古人类崇拜宇宙观念在建筑文化上的反映。由于崇拜天宇的威力，人不得不作出巨大努力，将一排排巨石直立于原野，为的是献祭于天神。同时，在那时的人们心目中，宇宙空间是神灵横行之处，加以他们对巨石本身的崇拜，就促使人们建造“巨石建筑”，虔诚地相信这种建筑样式，能对横行于宇宙空间的有害神灵，具备拦截或推拒的巫术作用，以便使人在心理上获得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这种原始的近于疯狂的建筑热情，反映了原始初民同时崇拜天宇和建筑的古老的文化观念。

中国古代一般并无建造“巨石建筑”的崇拜热忱，但是，在建筑文化的起源观念上，同样因为拜天的缘故，也对建筑本身抱着崇祀的态度。换言之，建筑是如何起源的?除了可以满足古人躲避风雨之类的实用之需，也是拜天的需要。

卜辞、金文中有不少关于中国建筑文化的古文字，其中一字写作 “

” (见京津1046： 铁152、 3)， 本义为“墉垣”，是一个关于建筑物的象形字。后来，转义为“亨”。在《周易》卦辞中，“亨”，其义为“祭”，所谓“元亨”为大祭，“小亨”为小祭。在《周易》之“传部”，“亨”还有“通”与“美”的意思，天人相“通”即为“美”也。“天”者，天宇自然，而且是带有神性的;“人”者，人事，此处可指建筑，建筑是“人事”之一种，是“人”的象征，人的力量智慧的表现。在我们看来，人的力量智慧肯定性地实现于天宇空间与大地之中，就是“自然的人化”，或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就是美，建筑文化也就是这样的美之一种。

在古人心目中，尽管建筑物在大地上的屹立这一事实本身，是一种清醒的现实存在的美，然而，由于他们相信天宇是具有神性的，故与天宇相连的建筑，也是同样令人深感神秘的。这实际上是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一种有趣的崇拜现象，或者可以看作是人的崇天意识向建筑文化起源观念的一种辐射。

建筑给人遮风蔽雨、御寒抗暑，将毒虫猛兽挡在墙外，尤其在观念上，可将有害之神灵驱逐出去，使人深感生活的空前的“安全”。建筑的这种“奇异的功能”必然使我们的老祖宗惊讶不已。人们自己创造了“奇迹”，却不相信这种 “奇迹”是自己创造的。于是便将这种具有“奇异功能”的建筑文化，归之于天帝的恩赐，在崇拜天帝之余，也对建筑加以崇拜。这就不难理解，本为建筑文化范畴的“

”字，何以会转义为“亨祭”之“亨”了。所以古人云：“

，献也。”(许慎《说文解字》)“亨，献也。”(《尔雅?释诂》)“

，祀也。”(《广雅?释言》)又云，“

，象修在宽大台基上的一座‘庑殿式’房屋形……

的初意概指献祭品于这座巨大庄严的建筑”(《文字源流浅说》)。其底蕴于此可见一斑。

同样，卜辞中有一“家”字，也透露了个中消息。家者，“居也，从宀”(许慎《说文解字》)。“家”即人安居之所，家是一种建筑样式，一种最基本的建筑。自从有了建筑，人才开始在地球上有了自己的“家”。虽历史上建筑文化的起源，远远早于人类的定居生活，但建筑一旦起源，则意味着人类的生活开始趋向于定居。

最原始的建筑，无疑具有“家”的功能。但这功能是复杂的。悠古时代之“家”，与后世家庭之“家”相比，是有区别的。《周易》说：“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这里，假，格;格，来、进之义。所以假有至、到达的意思。恤，忧。依易理，“九五”，性刚健、中正，在正位。“九五”之位象征王者。故“家人”卦“九五”之爻是说，处于“九五”之位的“王”到达“家”，是吉利无忧之事。这是社会已经进入“人王”时代人们所理解的“家”，其实就是指后世所谓坛庙一类的建筑。“王假有家”，与 《礼祀?祭统》 与 《周易》 “萃”、“涣” 两卦所谓 “王假有庙” 的意思相同。

由此可见，后代中国的坛庙建筑，比如明清北京的天坛，其历史渊源，就是 《周易》所谓 “王假有家” 的“家”。这“家”，专用于祭天或藏神主而无供人居住的意义。

然而这种后来发展为坛庙建筑的“家”，还不是最原始的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最早的“家”，是祀火的地方。火的发明与利用，曾经给古代中国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而在古人生活中，保存火种使其常燃不熄是头等大事，并且也最烦人。可是一旦发明了建筑，将火种引到“家”里来保存，就容易多了。因而，古人不仅拜火，而且连与火有关的建筑也一并加以崇拜了。前文说过，卜辞中 “

”有 “亨祭”之义， 古文字家朱芳圃释 “

” 为“烹饪器也。上像盖，中像颈，下像鼓腹圜底”，此说固然可待商榷，但先民有拜火观念，这一点却也指得明了。“先民迷信鬼神，每食必祭，食物熟后，先荐鬼神，然后自食，故引申有进献及祭祀之义。”(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第92、93页)此说缺憾在于，并未将崇拜火与崇拜建筑联系起来。

易学家李镜池说：《周易》所谓“九五之家”，不是家庭的家，而是藏神主的地方。这与 《周易》“萃、涣两卦辞 ‘王假有庙’ 同类。家、室、宗、庙等建筑物，起初是构建起来用以祀火的。在原始人同自然作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火的发现……火种不能在露天地方、要放在家里来保存，也在家里祭祀它，以后家室宗庙等就成为放神主之所，也就是拜神的地方”(李镜池《周易探源》，第224页)。

这一说法将拜火与建筑联系起来了，但没有说明建筑是否由于具有存火的功能而成为崇拜的对象。

其实在笔者看来，这是不成问题的。北京天坛在明清时代因具有崇天的精神意义，不是连一砖一石都是神圣的吗?

后世尚且如此，在社会生产力更为低下的远古时代，因浓重的崇天意识，人们就更有可能将“家”看作神圣的了。所以在古代，崇拜天、火与建筑，常常是三位一体的。

“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礼记?礼运》)“燔柴于泰坛，祭天也。” (《礼记?祭法》) 这里，帝，即如前文所释为“天”，是具有神性的; 泰，太，通大，泰坛即大坛，是具有祭天功能的建筑;燔柴，以柴举火。此火下在于坛，上袅于“天”，也是具有神性的，它沟通了建筑与天之联系。

泰，依《周易》之泰卦，有亨通泰平之义。泰卦卦象，内卦≡为乾，外卦≡为坤，合泰卦为乾下坤上。乾为天，坤为地，建筑介于上下天地之际，可谓“亨通泰平”。且“亨通”之“亨”，依前文所说，为“祭”也。“祭”者，必备崇拜之义。因此，天、火、建筑三者之共性确乎在于崇拜，因 “祭”而 “通”，故曰 “亨通”。这雄辩地暗示，中国古人崇拜天帝的文化观念，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起源观念，是一致的。

《周易》之“大壮”卦，也说明了这一点。此卦系辞称：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这是说，上古时代没有建筑时，先民只得冬天住在自然山洞里，夏天露宿野外。后来圣人以建筑改变了这种状况。那建筑物的基本形制是，栋梁在上，屋宇下垂，具有避风雨的功能，这是取法于大壮卦。而大壮卦之卦象，有一种解释，称其下方四个阳爻，像柱子与墙，上方二个阴爻像铺在椽檐上的茅草;另一种解释为内卦像台基，外卦为具有门户窗牖的房屋。这里，暂且不管何种解说更有道理。依易理，内卦≡为乾，乾者，健，坚固之意;外卦≡为震，为雷。总之，天上雷雨交加，下有坚固的房屋，人就足以避风雨了，真可谓“大壮”之象了。“彖曰： 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易传》)“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同前)依我们现在理解，上古从无建筑到建筑物屹立于天地之际，不畏雷震，躲避风雨，确为壮观，这建筑文化的美，就是一种“大壮”之美。然而，在《易传》成书年代及其以前，这“大壮”之美，却被具有浓厚崇拜天帝意识的古人，看成为“圣人”承天而为的结果，或者说，是天帝假“圣人”而为的产物。古人心目中的“大壮”之美，实际上是一种渗透着崇拜天帝与建筑之观念的“美”。我们不能忽视以下这一点，尽管《周易》不乏历史、哲学、美学与艺术等清醒的现实内容，尽可将它作为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来研究，然而，这部书本质上是一部占筮之书，其六十四卦，时时处处无不渗融着一定的崇拜意识，此大壮卦亦不例外。《周易》大壮卦确未涉及到建筑的起源观念，却由于其本身的 “占筮”(崇拜) 意识 (这“占筮”无非就是 “问天筮地”而已)，才有后来儒家的系辞传，借建筑文化之起源以萌发这种崇拜意识。可见，在古人心目中，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之起源观，实际上是对 “天”之崇拜在起源问题上的表现。

正因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起源观上，崇拜天帝与建筑是古人的一种顽强的历史意识，才有商统治者频频迁都的历史行为。现在我们读《尚书》，商王动员老百姓迁都的声嘶力竭的叫喊，音犹在耳：“明德朕言，无荒失朕命!”(《尚书?盘庚中》，译文根据《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后同)(译文：“大家要用心听我讲话，不许怠慢我的命令!”)为什么呢?因为，“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尚书?盘庚下》)。(译文：“从前上天降大灾给殷国，先王也不敢留恋旧都，就根据人民的利益而迁都。”)说是迁都为老百姓的利益，实际上是对天帝意志的恐惧。“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译文：“现在我们的人民，因为受到水灾，四处逃散，没有可以安居的地方。你们说，我为什么要惊动成千上万的人民迁都呢?你们要知道：上帝降下来这样的大灾，原是叫我们迁到新邑，恢复高祖的事业，这就是上帝要兴隆我们的国家。我是很诚恳很小心地顺着上帝的命令去办事，我很尽心去拯救人民，叫人民永远住在这个新邑。我并不是不听从大家的打算，因为意见不同，总要采用好的。如今从占卜中也已经得到吉兆，谁也不敢违背占卜去办事，因此，我们就要完成这次迁都的大事业。”)

总之，这种建筑起源问题上的东方天帝崇拜观，具有自然崇拜的原始意蕴。所谓“天帝”，并非成熟意义上的宗教主神，这在先秦典籍中是表现得很充分的。如果说，西方古代将人类一切文明包括建筑的发明权均归之于上帝，那么，《周易》则将此归之于人间的 “圣人”。由于“圣人”是被看作与“天”合一的，“圣人”就是人间通天的 “天帝”，是“天帝”在人间的代表。所以，“天帝”，“圣人”合二而一，它不仅具有世俗性，人间性，而且具有自然性是自然崇拜的一种人间文化符号，这是与西方古代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