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与审美的二重性格

西方佛土与世俗生活、彼岸与此岸，一为虚妄的佛国境界，一为真实的人生，佛性与人情不能相提并论，佛教崇拜与艺术审美也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然而，被渲染得尽善尽美的佛国境界，其实是人欲横流、到处充满丑恶的世俗生活的一个消极的补充。因为真实存在着世俗的苦难与丑恶，当人们实际上还无力改变这种世俗现实时，很容易幻想出一个“真善美”的彼岸世界，以慰藉焦虑不安和饥渴难抑的灵魂。

佛教教义又认为五浊的人情，是六根清净的佛性被世俗所“污染”的结果。它既然可以被“污染”，当然也就能够通过修持重新加以洗涤，使佛性得到复归。因此，佛性原是尽善尽美的。同时，佛教是有麻醉人心的作用的，为了尽可能发挥这一作用，让更多的人于顶礼膜拜中来一次精神饕餮，首先必须把佛教崇拜对象即佛国境界和佛陀形象尽可能地打扮得崇高而优美，否则难以收摄人心。“打扮”之最有效手段，当推佛教艺术。佛教教义宣传佛国和佛的“伟大”和“美”是以粗暴地否定一切美好的世俗事物为沉重代价的 (包括否定建筑文化及其艺术)。可是，为了渲染西方净土美好的佛国境界，又不得不重新捡起刚刚被自己无情地抛弃的东西，尤其需要艺术文化(文学、绘画、雕刻、音乐与建筑等等)作为最有力的宣传说教工具。

而文化艺术，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典型而集中的表现。文化艺术美，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其本身是一种世俗人情之美，它是人的世俗实践对现实的肯定性把握，不是对佛国的精神迷狂。

于是，根据寂灭无为的佛教教义，本来应当否定留恋声色的文化艺术，然则恰恰为了弘传这种佛教教条，作为手段，又使文化艺术重新得到肯定。而且佛教愈兴盛，必然刺激佛教艺术的愈加发展与成熟，把更多辉煌的艺术美召唤到佛教建筑文化上来。

于是，在中国佛塔这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建筑样式上，彼岸与此岸、佛国与世俗、佛性与人情、佛教崇拜与艺术审美就这样既排斥又相缠，演出了一幕幕既酸涩又甜蜜的文化 “二重奏”。

中国佛塔，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与技术形态的宗教宣传品，不同于一般的、抽象的佛教教条。塔的建造不可能纯粹是佛教教义的简单演绎，塔的艺术形象一旦确立 (是依靠建筑技术确立起来的)，其活跃的文化艺术生命可能为人们提供比教义远为丰富的文化内容，所谓“形象大于思想”。

比如，平面为圆形或趋向于圆形的正十二边形的中国佛塔，旨在象征佛教的“圆寂”境界或十二因缘，可是除此以外，圆形塔又给人以圆润而不是正方形平面那样线条坚挺的形象感受。起翘的塔檐寄托着一定的佛教观念意绪，那种优美的曲线，也必然会唤起一般人对某种自然美的丰富联想。本书在论述中国建筑文化的道学境界时早就指出，曲线是属于自然界的，曲线美是自然本身所赋予的。虽然，中国佛塔是人工造物，但塔檐的曲线之美就蕴涵着人们对自然这一人类故乡的向往与回眸，包容了温馨的人情味。(图五)

图五 河北承德外八庙普宁寺喇嘛塔

同样，莲华的佛教象征意味已如前述，但这种优美的艺术形象，同时还真实地表现了莲荷的自然风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某种人格比拟。

许多砖塔的色彩，一为深紫、二为嫣绿、三为御黄、四为鲜红、五为艳蓝，其象征意义十分明显，“必具五色者，以佛家谓天堂(注应译为佛国)有五色宝珠，故法其数也”(《中国美术》，第53页)。然而，这种塔的建筑文化艺术的色彩形象，同时还给人以或沉静、或热烈等等的审美直感，甚至引起“王者贵”之类的观念联想。

同时，为象征佛之崇高伟大，满足佛教徒对佛国的热烈向往情绪，只要社会经济技术许可，人们总愿意将塔建造得尽可能高大壮硕，但是，体量巨大、孤高耸天的塔文化形象一旦屹立于前，所唤起的却不仅仅是对于佛的崇高感，而且有一种普遍可传达的心灵深处的震撼。人的崇高感可以来自于审美对象的巨大数量与力量，一般的中国佛塔，以其巨大超常的空间体量，打破了中国传统建筑平缓坦然的空间序列，具有因伟大形象而引起的令人震撼的文化艺术魅力。北京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即是突出一例。(图六)

这是中国佛塔的崇拜与审美的文化二重性，一方面人匍匐在佛的脚下，感到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人又不愿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中国佛塔昂首向天，既是人对茫茫佛国的呼唤，又是人对自身创造力的肯定。当塔的文化艺术美令人屈辱地成为佛教崇拜的奴婢时，文化艺术美仍将顽强地表现它自身，这是审美与崇拜的搏斗。

再者，按照塔之平面布置、立面造型、形体的均衡对称、色彩的调和对比以及塔与周围环境的因借和调等等形式律而组织创造的塔的建筑艺术形象之美，是一种渗透着一定理性情感的既具象又抽象的美，它不能像佛教文学或壁画作品那样，向人描述情节曲折恐怖的佛的本生故事，只能以一定的建筑文化语汇、某种艺术象征符号向人暗示一定的文化意绪，这自然具有特定的佛教内容，但塔作为典型的建筑文化艺术之“有意味的形式”，其艺术审美的相对独立性尤为明显。这种“有意味的形式”，能给人以丰富的审美信息，契合人多种多样的心理需要，唤起人比较宽泛、概括、朦胧的美意识，而不仅仅是宗教情感。

从佛塔建造者主体角度分析，塔的崇高与优美，是塔本身所固有的。历代能工巧匠的建塔过程，是一定宗教崇拜意绪物化的过程，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一定的审美理想加以物态化。塔的建造者总是生活于一定的现实环境，即使遁入空门，也仍然是人间的“空门”，不可能绝对做到不食人间烟火。因此，不管对佛国怎样虔诚迷狂，他的心灵决不能割断与世俗的一切精神联系，正如他的生活不能割断与世俗的物质联系一样。人对世俗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是一种顽强的历史意识和情绪，它随时要求得到宣泄。当某种社会力量阻碍或压倒人对美好现实的向往时，在无可奈何中，这种历史意识和情绪可以转化为对佛国的精神崇拜，因此，崇拜是审美的一定历史水平的异化。中国佛塔是异化劳动的产物，但这不等于说凡是异化劳动的产物都只能是丑的，否则，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就不可能创造出美的事物了。在异化劳动中，仅仅意味着美的创造力的被压抑、被摧残，并非美之创造力与美的被彻底毁灭。

图六 北京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塔座雕饰既充满佛性意味，又洋溢着审美情调

中国佛塔文化的创造，无疑须按照那个社会的文化标准、尺度去进行，成为那个社会的一个标帜，同时，也使得被封建社会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求真、向善、爱美的历史意识、情绪，得到一个有限的宣泄机会，在此意义上，中国佛塔文化，又是反抗异化的一个象征。

中国佛塔作为一种佛教建筑文化充满了矛盾，既在引导人们崇尚出世无为，让苦楚的凡心向佛国飞升，又在一定意义上寄寓着乐生欢愉的理性情调; 它脚踏在现实人生的大地，既是神秘佛性一曲响彻云霄的颂歌，又是人情世俗大气磅礴的挥写。今天，佛塔的文化艺术之魅力依然是巨大的，而且，中国佛塔本身所具备的文化艺术力量，正在被早已从佛教崇拜的精神迷宫中走出来的人们所唤醒，时代的风雨冲刷着历史之尘埃，现实的阳光驱散着神圣的迷雾，千年佛塔正在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同样，中国佛教建筑文化中的另一代表作――佛寺，也是具有宗教崇拜与文化艺术审美之二重性格的。它一方面是佛像或耸立或盘坐的建筑空间，象征佛国的文化氛围十分浓郁，另一方面是据说虽无凡人之心，但同样具有凡人之躯的僧众的居住之所。在那里，除了依稀见出佛性的辉煌以外，也有实实在在的人情的流溢。在佛殿中，在佛像前，是虔诚的、震撼人心的晨钟暮鼓，然而在遁入空门、崇信“四大皆空”的佛性与人性的冲突与调和中，其文化心田里，也会有洁净之佛土与现实之“绿洲”相互并存。一方面是信徒焚香跪拜之对象，善男信女们常因此激发起对“西方极乐世界”之类的宗教移情;另一方面又因“天下名山僧占多”、在佛寺缭绕的香火中，还有凡心俗意对自然山水之美的留恋与欣赏，执拗不过的对自然美的审美与佛国净土的精神“诱惑”，使人的文化心胸总是奇妙地处于崇拜与审美既二律背反、又合二而一的文化氛围之中。其复杂的文化性格，本质上是与中国佛塔的文化精神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