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韩兴学代代相传

唐代韩愈治潮7月余，到职即置乡校，出海阳进士赵德为师，举赵德“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并出己俸助学。

历代在潮州为官而能留下好声誉莫不与兴学重视教育有关，潮州教育的兴旺可说赖于地方官之力甚多。

宋咸丰二年陈尧佐通判潮州，修孔子庙以示尊师重教，壁韩吏部祠以念韩愈在潮兴学之功，“潮民秀者劝以学”。元佑五年，王涤任知州，新建城南韩祠，请苏东坡撰写庙碑，进一步崇韩(愈)尊韩，举起兴学旗帜。南宋知军州事丁允元建湘子桥、修韩祠，将韩山书院学田增至365石，以保证办学经费来源，免后顾之忧。郑良臣创建城南书庄，设置师职，厘定院规，增加办学经费来源，“潮州书院规模因而完备”。淳佑已酉，内讲兵部周梅叟创办元公书院，规模与韩山书院一样。韩山、元公两书院名扬一时。以修建、扩建韩山书院为例，主持其事的官员，自宋代始即有，宋代知州王涤(1090年)，知州丁允元(1189年)，知州郑良臣(1243年)，元代潮州路总管王元恭(1311年)、总管王翰(1366年)，自明代指挥赖宏(1404年)至清代，官员们像接力棒一样，扩建、维修书院，留下美名。

清乾隆年间的揭阳人郑大进，是较突出的拓学者。郑大进，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后官至直隶总督及太子少傅。郑大进一生，在朝任要职，挂念着桑梓的教育事业。公元1743年，大进支持揭阳知县张薰拨公银集民捐建揭阳榕江书院。公元1775年，又支持赞助知县刘业勤扩建榕江武书院。当时的榕江武书院增扩地17.4亩，合原来的院地共24.4亩，增建学舍155间;合原来的学舍共178间，同时增设射圃场一个。此时的院舍，经楼、讲堂、宿舍、仓库、厨房、厕所样样齐备。此外，还凿池数亩，引榕水入院，构筑八景，成为潮州书院一绝。拓建武书院，共耗银1.3万两，又增筹银2000两交商生息，作师生薪水之用。由于榕江文武两院院舍壮观，常年经费充足，因而学子纷至沓来。据当时统计，该院有文武正课生110人，副课生200多人。学子之多，为潮汕各书院所少见。此外，郑大进还于公元1765―1769年，支持赞助家乡建梅岗书院。

清同治、光绪年间的潮州总兵方耀，是治潮官员兴学最突出者。清同治九年(1870年)至光绪初年的短短十几年中，方耀督修督建起来的乡校、学塾上百所，督修督建起来的书院几十间，“设乡学数百所，郡邑立书院，延礼通儒，开韩江书局，士风因以一变”。经方耀拨款创建，重建的学校，在海阳有金山书院、怀德义塾、凤塘义塾及城厢四门四个义塾;在潮阳有东山书院、六都书院、奎光书院;在揭阳有蓝田书院、宝峰书院;在大埔有启元书院;在普宁有三都书院，普东义塾，其粼义塾等。此外，还给一批学塾、书院筹置可供经营租息的学产。其中，最大的学事是潮州府属金山书院。1902年，知府惠昌以金山书院全部学产改办中学。据本世纪30年代的清理统计，这批学产计有：金中校内学产折时价40万银洋。金中校外学产包括：分布于澄海珠池肚至饶平钱东一带的水田4732亩;分布于汕头市回澜桥下、金山直街、盐埕一带的店业1000多间，地面层建筑面积13.37万平方米。此外，尚有分布于韩堤、涂坪一带的一大片水坦地等。这样一笔可观的学产，对兴学育才起着重要的作用。

民间捐资办学，历代相传不辍，值得称道的是，中道人家日子并非殷富，只属小康也慷慨解囊，或兴办学校或供给费用，至于明清，每乡村中，划出学田专供乡村中农家子弟读书升学的，则已成风气惯例。“学田”，使乡村同姓同族中子弟得以读书高中，也算是中国特色的办学方式了。“学田”、学产，尊崇而近于神圣不可侵犯者，即土豪劣绅再胆大妄为侵吞土地也不敢触犯众怒去动“学田”学产一分一寸，足见教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重视教育，慷慨解囊兴资办学，是潮汕地区的一个优良传统。如：清嘉庆年间，饶平乡绅黄雨珠便独捐田亩作修建琴峰书院和供养师生之费用。又如，公元1890年，彩塘乡的几十位热心教育人士合力捐资创办了上莆书院，同时筹置学田120亩、店业7间，收其租息，供给书院。

乡民集资办学，在潮汕地区也是一个优良传统。

现在潮阳县谷饶中学的前身潮阳县创大中学的创办就是如此。1940年春，谷饶乡因没有中学，乡里贤达、土绅集中开会，商讨办学问题，为了培养下一代，办学之举，义不容辞，并以武训的办学精神至相鼓励。他们成立了校董会，由乡里贤达有名面、退职官员组成，再成立财务组，负责筹资学校经费一部分来自祭祀之公尝，以墟中招标米斗和番薯、茶秤等佣金收入以及学生的学费、学米作为常年经费。最大的收入是“入主”交款作为建校舍之专款(乡民交500元在大宗祠添晋神主碑位)。

公立、私立、侨办、乡办，潮汕地区办学方式多样。一般学校决策层是校董会，聘任校长、教学主任等颇孚众望的教育工作者，再由校长组成管理层，聘任教师，以高薪延聘名师授课，聘来的这些教师，素质都比较高，他们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对教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学生要求严格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为国育才，鞠躬尽瘁。他们各有一套很好的教学方法。带有竞争意味的聘任制，也是奖优淘劣，竞争促进发展的做法。

良师、能刻苦学习的学生、良好的校风=名校，潮汕地区就是有这么一批有影响的学校，培养出一代代人才。

集资办学是潮汕人民的优良传统，遍布潮汕乡镇的中小学校不少就是华侨、当地乡民集资自发兴办起来的。特别是到了近代，在海外谋生略有所获的华侨，须臾未能忘却乡梓养育之恩，倾其力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希望家乡子弟能有条件接受教育、有文化知识，成为栋梁之才，以免像早期过番华侨，因缺少文化教育而吃苦。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意，令人感怀。

清末海阳县旅外华侨在故乡掀起创办私塾的热潮，聘名师教育家乡子弟，如银湖乡新加坡吴庆腾，公元1880年在家乡办起“指南轩”私塾，高薪聘名师授课，学生16人，翌年又办“南熏斋”私塾，学生最多时达80多人。此后废私塾建学堂，华侨仍开风气之先。1907年曾在新加坡端蒙学堂任教的沈纯庵，返华美乡组织成立校董会，由乡侨赞助经费，创办“育华小学堂”，开设6个班，采用文言教材，每周还授英语二节，设备也较齐全，有礼堂、篮球场、体育室、图书馆、仪器室、陈列室等，教职员共9人。1909年，新加坡金砂乡陈氏同乡会组织的光裕公司，筹集教育基金，在家乡创办了“时新小学堂”(金砂一小前身)，初时学生有100多人。

辛亥革命后，在“教育救国”思潮影响下，潮籍华侨更加把爱国爱乡的热情，倾注在发展教育事业上面，兴学之风益盛。仅以潮安县为例，1913年，金砂乡黄氏华侨，集资在金三村创办了“熔金小学”。1916年，泰国侨领郑智勇，独资在淇园新村以新建的两幢双层楼房为校舍，创办“智勇高等小学校”(后改称为潮安第五小学校);学校设施齐全，在校学生的学费、书籍、食宿费用，全部由其负责供给。当时，这所高等小学校是创立较早、以教育成绩优良而闻名潮汕九县的侨校，各县学生慕名前来就学者甚众，培育了不少人才。1918年，金砂乡曾氏旅外华侨集资在金二村创办“南金小学”，因该校经费来源由南洋乡侨捐助，故名“南金”，以资纪念。本世纪20年代，潮安华侨致力发展家乡教育事业者，热潮迭起，凡是主要侨乡，几乎都有华侨捐资兴学。如新加坡华侨杨敬好发迹之后，在故乡文里创办“培才学校”。少时失学的泰国侨领赖渠岱，对教育事业甚是热诚，不仅在家乡凤洋村创“世德学校”，还出力募捐，支助汕头

光中学和海滨中学经费。新加坡侨领廖正兴，在故乡仙圃也创办了“维正学校”。新加坡侨领杨缵文壮年返梓时，在乡里创办“达道小学”及“绍坛小学”;1926年，还与廖正兴等在新加坡募币9万元，由汕头教育界知名人士杨雪立主持，在汕头市建孔庙及附设时中学校。马来亚侨商曾汝平于1926年前后回国，见故乡教育落后，毅然捐资在骊塘创立新式的“务滋学校”，重金礼聘良师莅校任教;并捐资给韩山师范学校购置教学设备。韩师为表彰其义举，特建“汝平亭”于韩山之巅。192.7年，越南潮侨领袖陈澄初，也捐资予韩山师范学校建筑校舍。

进入30年代，潮侨捐资兴学育才，更达高潮。如马来亚侨商张兰芳，在潮安下鲲江村(今下张村)兴办义学;庵埠仙溪旅外华侨也捐资办“明诚小学”。迨至抗日战争潮汕沦陷期间，兴学之风才被迫停顿。抗日战争胜利后，旅外乡亲又十分关心家乡教育事业。香港知名人士庄静庵先生，1946年即在潮州城捐资办起“绵德小学”，免费招收贫苦人家子女入学，兼赠书籍、文具;同时，还捐资建“城南小学”教室。旅港乡贤方继仁于抗战后不久，便继承其家族抗战前资助“塘东小学”的优良传统，资助办学经费及添置教学设备。1947年，槟榔屿华侨廖炳生也在文祠石头坑村办中心小学，为家乡培养人才。

1932年汕头海滨中学的兴建，是由当时的校长黄勖吾先生到南洋泰国等地向他父亲黄俊卿先生等华侨募捐近10万大洋兴建，办高级师范班和初中班，1936年改为完全中学，学生最多时达1000多人。解放后1950年4月将海滨中学正式改为汕头华侨中学，这是全国最早一间公办的华侨中学，渊源于华侨捐资。华侨中学成立后，在海内外影响较大，侨生纷纷回国学习，潮汕各县的侨生、侨眷生也要求到该校学习。第一批归国侨生到校学习是1951年，1954―1957年，全校学生总数达1200多人。

旅居潮籍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素有爱国爱乡的可贵精神，深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道理，热心兴学育才，为发展桑梓教育事业慷慨解囊。

潮阳陈店区旅港同胞柯荣成并不太富裕，独资捐献43万元兴建柯文和纪念学校。年逾九旬双眼失明的普宁旅港同胞杨和，1984年春回乡探亲，喜闻家乡各项政策落实，深为感怀，慨然将自己一生积蓄130万港元，捐建普宁图书馆和大池小学。泰国的潮阳乡亲陈弼臣，1983年领子孙回乡探亲，捐资750万港元兴建峡山学校。揭阳旅居印尼乡亲许合成发家族，自1980年以来捐赠200万元兴建设备齐全占地面积五千多平方米的潭角华侨学校。他还捐资建揭阳侨中理化大楼等，并提供经费为家乡兴办幼儿园。揭西泰国美德乡汪氏宗亲会、贡山乡王氏敏祖裔孙、钱坑乡林氏宗亲会分别捐建揭西华侨一中、二中和三中。潮州的辜厝小学(1979年)、仙河侨中、仙田侨光中学、池湖侨中(1980年)等四所学校都在农村，是继庄静庵之后捐资较多，影响较大的侨建学校。

几年中潮阳华侨港澳同胞捐资2500万元，兴办学校161宗，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普宁华侨港澳同胞捐资2100万元，兴办学校150宗，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除李嘉诚捐资创建汕头大学外，“总计自1978年至1986年，潮汕地区华侨及港澳同胞捐资共1.3287亿元(不包括李嘉诚赠捐汕头大学款)，新建及扩建学校822宗，建筑面积776393万平方米，又购置教学设备、仪器、图书一大批，为本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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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教育的发展对潮汕文化的演进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简单的道理是：潮州在古代的出名是由于大批科举人才的涌现，这些科举人才涌现得益于潮州教育的兴旺。“家贫子读书”，尊师重教之风在潮汕地区长盛不衰，这是潮汕地区之所以成为文化之乡的牢固基础。上至政府，下至小民，均重视教育，短时的波折，不会改变教师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不会影响到受教育者珍惜受教育的机会，侨胞捐资办学，更加强这一基础。潮汕教育的发达将会加速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时代的推移将会使更多的潮汕人加深这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