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溯源

巴蜀地区最早的艺术表演形式，可以推溯到古巴蜀国的“巴渝舞”。虽然这是一种歌舞，但与其后的川剧表演却有较多的联系。特别是在“千人唱万人和”的伴唱之中，跳起集体舞，与以后川剧的“帮腔”总使人感到有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自古巴蜀国到汉代，“巴渝舞”不仅流行于巴蜀地区，在中原地区也广为流传。这种表演艺术说明巴蜀地区有雄厚的艺术基础，而且广泛的流传必然对以后的艺术表演产生巨大的影响。

秦国时期，巴蜀地区还产生了“角?戏”。到了汉代，已经成为较为广泛的戏剧演出形式。据王圻《稗史汇编?成都记》记载：“李冰为蜀郡守，有蛟暴。入水戮之，已为牛形。约曰：‘江神亦必牛形，白带者我也’。须臾，有二牛斗。武士射，其神毙，蜀不复病水，由是有《斗牛》之戏，盖自冰始。”虽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但说明了“角?戏”的起源。至少是人们为纪念李冰治水的伟大功绩，而编演的《斗牛》之戏。清人俞曲园认为：“角?为戏剧之始。”根据这个结论，巴蜀地区就是我国戏剧的发祥地。

如果说“角?戏”只是原始的戏剧形式，只有舞蹈和伴奏，那么蜀汉时期就产生了具有故事情节，对白，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蜀汉时期，许慈和胡潜同是蜀国博士，两人之间有较多的矛盾，互不信任，经常争吵。刘备为了对两人进行教育，令戏剧演员以两人的事情为蓝本，编写模仿两人争吵的戏剧演出。《三国志?许慈传》记载：“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会，使倡字假为二子之容，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这段记载清楚地说明了当时戏剧演出的形式。演出时，有音乐伴奏，人物不仅有各自的形象，而且有化妆，有台词，有武打。这种演出已经具备了完整的戏剧表演的要素。虽故事情节较简单，演出剧本尚不规范，但比起汉代的“角?戏”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

汉代戏剧的发展为“蜀戏冠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出现了唐代巴蜀地区戏剧的繁荣。历史记载上的戏剧大事也就较多。据《唐语林?政事门》记载：“高崇文……入成都日，……俳优请为《刘辟责买》戏，崇文曰：‘辟是大臣，谋反，非鼠窃狗盗，国家自有刑法，安得下人辄为戏弄?’杖优者，皆令戍边。”刘辟谋反事件发生于公元806年，高崇文1月率兵平息刘辟之乱，3月收复川东，9月进驻成都。据此记载，此戏的演出和演员受罚当在这一时期。因演戏而触怒当权者，演员受到杖罚并流放充军，这是最早的历史记载。这事件也说明，当时的戏剧已经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能深刻、有力地反映现实问题，所以演员才会受此处罚。

另一件反映巴蜀戏剧较高水平的事件是《麦秀西歧》的演出。梁代封舜卿出使巴蜀地区。沿途官吏皆以歌舞相迎，封舜卿则指名要看《麦秀西歧》。但当地演员均不会演，倍受封舜卿的嘲笑。汉中艺人获得《麦秀西歧》的乐谱后，快速传送到蜀。蜀地召集艺人迅速排练出了具有强烈讽刺性的《麦秀西歧》。据《王氏基闻录》记载：“自封至蜀，置设，弄参军后，长吹《麦秀西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贪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合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不喜人闻。封顾之，面如土色，卒无一词，惭恨而返。”可是，当时的演出已是有乐队、乐谱，有道具，有人物化妆，其歌词生动逼真。演员也具有高超的才能和惊人的艺术造诣，能在短时间内排演出《麦秀西歧》，而且能使观看者“面如土色，卒无一词”，堪称“蜀戏冠天下”。

另外，《酉阳杂俎》记载，唐代巴蜀地区已有“成都帖衙非儿”千满川、白迦、叶?、张美和张翱等“五人为火”，建立了我国戏剧史上最早的戏班子。这不仅在戏剧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也反映巴蜀地区的戏剧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时期。是巴蜀戏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宋代，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经过唐代的积累和发展，巴蜀地区的文学艺术也已达到空前繁荣时期，戏剧也不例外。南宋的道隆禅师在《观剧诗》中写道：“戏出一棚川杂剧，神头鬼面几多般。夜深灯火阑珊甚，应就无人笑倚栏。”诗中所说“川杂剧”应是巴蜀戏剧。就全诗看，“川杂剧”已是别具一格的戏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宋史?乐志》记载：“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这里统计的全国著名艺人共有360人，其中巴蜀地区的西川占有139人，占有总数的38.61%，居全国之冠。这标志着巴蜀戏剧艺术的兴旺发达。

有独特的戏剧特点，又有众多的著名艺人，也就必然产生出众多的剧目。据宋人庄绰《鸡肋篇》记叙：“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会府，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阅武场，环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中如山。每诨一笑，须筵中哄堂，众遮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从这段戏剧擂台赛的记叙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巴蜀地区戏剧的特点。首先，巴蜀地区已广泛流行“川杂剧”，而且演出的剧目较多。所以擂台赛能够“唯杂戏一色。”同时也说明，当时艺人已有较多的剧本，艺人才能进行不同剧目“自旦至暮”的演出。其次，“川杂剧”的剧目是以喜剧为主，所以每堂戏剧达精彩之处，必定能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在擂台赛中，也才能以笑声作为评判的标准。再次，“川杂剧”有“雅俗共赏”的特征，因而能有“上下同笑”的效果。最后，“川杂剧”有众多的观众，每当演出，观众“立于其中如山”。这些观众又都能接受“川杂剧”的演出形式和内容。这些特点在以后的川剧中仍然十分明显。正是这种演出方式，有人估计巴蜀地区的“川杂剧”剧目是“宋八百”，这不会是太大的夸张数。

目前几乎不见“川杂剧”的剧本。但《?史》记载的宋代“川杂剧”中有《孔门弟子》的剧目。这是一部讽刺喜剧。剧中不仅有真实的孔门弟子颜回、闵子骞，也有孔子本人，更有虚构人物常从事、于从政、吾将仕。这些人名皆出于《论语》中的句子：“常从事于斯矣”，“于从政乎何有?”“吾将仕者。”据《?史》评价：观后，“坐客皆愧而笑。闻者至今启颜，优流侮圣言，直可诛绝。”足可见剧本之尖刻。另一方面，《?史》也不得不承认。“蜀伶多能文，俳语率杂以经史，凡制帅幕府之宴集，多用之。”这说明，当时的“川杂剧”的剧本已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演员也具有较高的修养。周密在《齐东野语》中也指出：“蜀倡类能文，盖薛涛之遗风也。”这说明，巴蜀戏剧的高水平，是受到巴蜀传统文化的影响。川剧的诸多特征都是这种地域文化影响的结果。

川剧最早出现在明代。这时的川剧是用巴蜀方言演出的杂剧，尚未得到人们的承认。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杨状元慎，才情盖世，所著有《洞天元记》、《陶情乐府》、《续陶情乐府》，流脍人口，而不为当家所许。盖杨本蜀人，故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也。”由于巴蜀方言的发音具有地域特点，所以唱腔与南戏，北戏的唱腔有差别，当时就被认为不正规。但十分符合巴蜀居民的习惯。明代散曲家陈铎写下了《朝天子?川戏》嘲讽说：“顽皮脸不羞，一落腔强扭，散言语胡屑辏。描眉补鬓逞风流，要好不能勾。躲重投轻，寻觅争斗。 使闲钱

冷酒，生成的骨头，学成的嘴口，至死也难医救。”尽管陈铎站在正统的南北戏立场上，嘲笑川剧的不正规、不规范。但也反映了川剧的一些特点。首先是唱腔具有地方性戏剧的特点，适合巴蜀方言的发音习惯。在外地人看来，就有“一落腔强扭”的感觉。其次是对白较通俗，采用了日常口语，而不是文人墨客的文言，因而显得“散言语胡屑辏”。最后是夸张性的脸谱化妆，与那些淡妆相比，则使人感到“描眉补鬓逞风流。”这些特征也说明，当时川剧已在巴蜀地区广为流行，否则，陈铎不会写这首词了。

明代的川剧只是其诞生时的雏形，与现代川剧演出形式有很大的区别。现代的川剧是在清代形成的。这时，全国的戏剧已经有了较完善的发展，形成了所谓“南昆、北弋、东柳、西梆”的声腔分类，在不同的戏剧表演之间也出现了交流、借鉴。川剧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借鉴了其他地方戏剧的声腔，形成了新的唱腔。在昆山腔的基础上形成了川剧的昆曲;在弋阳腔的基础上形成了川剧的高腔;在梆子腔的基础上形成了弹戏;在皮黄腔的基础上形成了川剧的胡琴戏;加之吸收巴蜀地区民间演出风格的灯调，形成了川剧的灯戏。这就形成了川剧的五大声腔。虽然每个川剧的剧目是以一个声腔为主，间杂有其他声腔，但以门类较为齐全的唱腔来讲，川剧则是最具特色的地方戏剧。这不仅说明川剧是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戏剧，同时也反映了川剧与其他地域的密切联系。川剧是巴蜀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