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与中原的关系

巴蜀文化虽然形成于封闭的四川盆地之内，但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仍然比较频繁。这在历史文献和文物中也有较多的反映。商代的甲骨文中，就较多地反映了蜀与中原的关系。例如甲骨文中记载有：“王登人□正蜀”(《殷虚书契后编》上?9?7)“贞，吴弗其

羌蜀”(《铁云藏龟》105?3)“癸已……在蜀”(《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981)“贞，蜀不受其年”(《殷虚文字乙编》6422)“……蜀射三百”(《龟甲兽骨文字》3?3?8)。这些都说明蜀与中原早在商代就有联系。《尚书?牧誓》记载，武王伐纣时，巴、蜀就已参加了牧野的誓师大会，并在与商纣王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华阳国志》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说明，商周时期，巴蜀已经大规模地参与了中原活动，因而在重大的征战中有巴蜀之师。自战国以后，历史记载也就比较多了。据《史记》记载，公元前475年“蜀人来赂”(秦)，公元前387年，(秦)“伐蜀取南郑”(今陕西汉中)，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今湖北松兹)，于是楚为?关(今四川奉节)以距之。”这些历史记载说明，巴蜀自殷商以来，就和中原有密切的联系。

巴蜀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在考古上也有许多发现。如在广汉中兴场发掘的部分陶器形态和中原二里头的夏文化陶器形态十分相似。广汉月亮湾出土的玉器也和二里头遗址、山西襄汾的出土玉器十分相似。广汉发现的铜兵器则和商文化的铜兵器相似。在铜器上发现的纹饰则和西周时期陕西文物上的纹饰几乎无差别。这些文物都充分表明，巴蜀文化在殷商时期甚至更早就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这只能是在两地交流中，文化传播的结果。在这以后时期，巴蜀地区发现的中原器皿和兵器就更多，充分反映了巴蜀与中原交流的进一步加强。

虽然巴蜀与中原有较多的联系，但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巴国、蜀国与中原的联系则有不同。徐中舒先生在其《论巴蜀文化》中说：“巴楚接壤，巴所受中原影响较多;秦蜀接壤，蜀所受中原影响较少。这也是三国摈秦，秦与六国文化距离较远的缘故。蜀与中原文化联系，既由秦巴间接而来，因此蜀文化的发展，就受到很大限制，在这样绵长的时期中，即由殷周之际以至战国时代，它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还是要落在中原地区的后面。”因此，巴、蜀与中原地区，包括秦国在内的关系是有所差别的。

巴国与楚国的联系比较密切，当时，巴国已是楚国的附属国。据历史记载，公元前703年，巴国要与邓国建立友好关系，就派使者到楚国请示。这就比较明显的看到两国间的关系。公元前688年，楚、巴又联合讨伐申国。在这次联合征战中，因为楚国大夫侮辱了巴君，于是巴国叛楚，进而攻打楚国的那处(今湖北荆门东南)。公元前676年，因楚王杀了阎敖，激起该族人的反叛，巴君又趁机率领军队攻打楚国。在巴国的进攻下，公元前675年楚文王亲自率师与巴师交战，终于在津(今湖北枝江西)打败巴国军队。公元前611年巴师又协助楚国攻打庸国，并在这场战争中夺取了鱼邑(今四川奉节)，为巴国进军川东建立了战略要地。在这些联合与交战之中，巴、楚之间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战国时期已有大量的巴人移居楚国。在楚郢内已有巴人的聚居区，被称为“下里”。居住在那里的巴人常唱的歌就被称为“下里巴人”。据记载，每当有人唱起《下里巴人》时，楚人跟随而唱的有数千人，但唱起楚国的《阳春白雪》时，和者甚寡。这反映了巴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另一方面，楚文化也对巴国有较深的影响，《华阳国志》在描述巴人时说：“其人半楚，姿态敦重。”说明巴人表现的楚文化特征也是很多的，这足以反映巴楚两国关系的密切。

蜀秦的联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历史文献和文物的发现已经说明了这点。蜀秦之间的交往既有互派使节，也发生过激烈的战争。特别是围绕南郑(今陕西汉中)的争夺战，历时长久，规模较大。经过65年的战争，蜀国才最后占据了南郑。在长期战争中，中原文化大量传入蜀国。

蜀楚联系虽然不及巴楚关系密切，但蜀楚联系也比较多，而且楚文化对蜀国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蜀国的许多大族也是自楚迁入的。《水经注》记述传说：“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使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国禅，号曰开明。”这里说的荆人就是楚国人。从这个传说中可看到，楚国人给蜀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蜀国的经济发展，楚人也取得了蜀国的统治权。楚人迁居蜀国的大族还有斗氏、杨氏、樊氏、昭氏等。这些移民带来了大量的楚文化。在成都、蒲江、大邑、新都发掘的战国墓葬，都明显看到楚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新都大墓，其墓葬形式，墓中腰坑出土的铜器，完全是楚文化特征。

由于巴蜀很早就与中原地区有密切联系，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这就决定了巴蜀文化必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