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绘画的发展

在中国绘画史上，南北朝以前的绘画尚处于稚拙阶段。绘画在表达能力、技法上还没有充分发展。在人与其他事物的比例关系上，平面图的透视关系上，均不会处理，所以整个画面缺乏立体感，时常出现“人比山大”的现象。但这个时期的绘画已经开始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能作大场面的处理。代表这个时期的巴蜀绘画，就是四川的汉代画像砖。在四川广汉、德阳等地出土的画像砖，从游宴、骑射、收割，到市井集市、酿酒、烹调等内容，几乎包揽了人们全部的日常生活。是反映巴蜀地区汉代及以前生活方式的重要历史资料。尽管这些画像砖的图案都比较粗率，技巧还显得很差，但艺人们在整个构图上已经注意到意境的美，力求创造富有诗意的景象。如新都的“莲池”，德阳的“采莲”等画像砖图案，不仅注意到莲蓬、游鱼、水鸟、小舟在构图上的均衡，而且力求使这个布局带有生活的情趣，而不是呆板的组合。这显示了汉代绘画艺术的发展趋势。

在已发现的汉代绘画中，颇值得重视的是巴蜀绘画与齐鲁绘画的相似性。乐山麻浩享堂壁画“荆轲刺秦王”与山东武升祠中的“荆轲刺秦王”，不仅标题相同，而且画面选择的故事情节也一样;荆轲取刀追刺秦王的情景。画面在人物关系的处理上也一样：用柱子将秦王和荆轲分成左右两部分。这两幅画的差别仅在于人物的造型有明显的差别。人物的关系上也略有不同。但从整体的相似性看，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荆轲刺秦王”传说的一致性。所以在总体造型上有相似性。而人物的形态则是根据当地的人物形态所塑造，因而出现了差异。

汉代画像砖之外，还有画像石，这是在崖墓壁上发现的。这些画的作风粗放，整体显得简朴。画像石的主要内容是故事或民间百戏。墓壁、墓砖上的大量绘画告诉我们，这是汉代人们的装饰习惯。从墓葬习俗看，汉代已经认为墓地是人死后的生活之处，因此墓地就是按照死者生前的住宅方式建造的。汉代的住宅中有大幅的壁画，反映现实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惊焉”。这说明，壁画是与雕刻同样重要的建筑装饰部分。这就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国内的兴起，宗教绘画也迅速崛起。这与石刻艺术的发展极为相似，由于经变绘画、佛像绘画的迅速发展，绘画艺术得到了极大的推广。石刻和绘画成为当时宗教艺术的两大支柱。南北朝时期，巴蜀经济尚不发达，绘画艺术也未见重大发展。自中唐以后，中原地区经济衰落，巴蜀经济迅速兴起，文化中心就西移入蜀。自此，巴蜀绘画艺术的发展就进入了黄金时期，唐宋时期的巴蜀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明清以后，文化中心又东移至江南地区，巴蜀绘画发展再次走入冷落时期。

唐宋时期是巴蜀绘画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最富有成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巴蜀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最壮丽的一页。

首先，吴道子的巴蜀山水画开拓了中国山水画的全新领域。吴道子(685―758)，河南禹县人。颇有艺术天才，“年未弱冠”，就已能“穷丹青之妙”。曾在四川双流任小吏，就已画过巴蜀山水。据《唐朝名画录》载：“明皇天宝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吴生择驷，令往写生。”吴道子在重游巴蜀山水中，有了更深的体会和感受。回到长安后，唐玄宗曾问他，在巴蜀时画了什么，吴道子回答说：“臣无粉本，并记在心。”于是吴道子在大同殿壁上，一日之内绘出了“嘉陵江三百余里”的风光。自此，吴道子“于蜀道写貌山水”开创了中国画的山水体。所以，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而这正是从吴道子的巴蜀山水画开始的。这说明巴蜀山水画对中国绘画的影响。

其次，中国花鸟画的巴蜀派的兴起。唐代著名的花鸟画家刁光胤于天复年间(902年)入蜀。由于刁光胤入蜀致使巴蜀地区的花鸟画家“颇减价矣”。刁光胤在巴蜀的30余年，每日作画不已，许多巴蜀画家受益非浅。巴蜀画家黄筌就受教于刁光胤，并开创了中国花鸟画的“徐黄异体”时期，即徐熙画派和黄筌画派。巴蜀的黄筌画派的基本特点是，先以淡墨勾画轮廓，然后着色，比较强调色彩的表现形式。《历史的艺术》评价说：“双勾傅色，用笔极精细，几不见墨迹，但以五彩布成，谓之写生。”黄筌派的花鸟画有一段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评画的标准。

最后，西蜀画院的建立不仅活跃了绘画艺术的空气，促进巴蜀绘画的发展，而且开创了大规模建立绘画组织的先河，是中国画史上第一个正规的画院――西蜀画院。画院正式设置了待诏、祗候等职位，确定了画家的等级位置，使许多著名画家汇集于西蜀，创造了绘画的独特风格，对于宋代的绘画艺术有着深刻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西蜀画院建立的“按月议疑”规则，即画院的画家每月集会一次，讨论绘画艺术的疑难问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气氛更促进了艺术风格的发展。据《益州名画录》记载，广政十九年(956年)“翰林攻画鬼神者，例进钟馗焉。……忠义进钟馗，以第二指挑鬼眼睛，蒲师训进钟馗，以拇指剜鬼睛。二人钟馗相似，唯一指不同。蜀王问此画孰为优劣。筌以师训为优。蜀王曰，师训力在拇指，忠义力在第二指，二人笔力相敌，难议?降，并厚赐金帛。”这种讨论能有效促进各自风格的发挥，能进一步提高绘画艺术，从而使巴蜀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巴蜀绘画艺术繁荣的另一原因是，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其它地域绘画的优秀成果。自南北朝以来，宗教绘画就成为绘画艺术的重要方面。唐代吴道子的“地狱变相”充分体现了宗教绘画的特征和感染力。《东观余记》中说：“视今寺刹所图，殊弗同，了无刀林、沸镬、牛头、阿旁之像，而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不寒而?。”足见其绘画的逼真。大足石刻的“地狱变”以吴道子的“地狱变相”为蓝本，反映了中原绘画对巴蜀艺术的影响。在巴蜀寺庙中，必定有这种“地狱变相”的临摹。另外，唐僖宗“幸蜀”之时，中原画家孙位从长安随迁到巴蜀地区，在四川的应天寺、昭觉寺等庙宇之中留下了大量的绘画作品。至于刁光胤对巴蜀绘画的影响前已论及。这都促进了巴蜀地区与中原绘画艺术的交流，提高了巴蜀绘画的水平。

由于许多著名画家入蜀作画，巴蜀地区的画家中人才辈出，因而积累了大量的绘画作品。成都大慈寺就是这些作品的集中地之一。宋人李之纯在《大圣慈寺画记》中宣称：“举天下之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巴蜀绘画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