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司制度

古代管理海外贸易的制度。始于唐代。唐时，对外贸易空前发展。为了管理海外贸易，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在广州创设“市舶使”，掌管海外贸易，课征进出口货物税及承办一些外交事务。这是我国海关征税的开始。唐代充任广州市舶使的多为皇帝的心腹宦官，权势极大。宋代对外贸易较唐代进一步扩大，且以海路为主。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市舶司制度正式确立起来。宋代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秀州(今松江)、江阴、密州(今山东胶县)等地设立八处市舶司(务)，此外还有澉浦(今浙江海盐)设有市舶场。市舶司的具体职责是：①外船到港后，检查舶货并征税，谓之“抽解”，税率一般是1/10;②处置货务。对重要舶货，如珍贵香药、珠宝等统由朝廷收购专卖，不许民间自由贸易。其余舶货也由官府收买一部分，比率从一分至五分不等，称“和买”或“博买”。剩余部分方准舶商自由贩卖;③对“抽解”、禁榷和“博买”的舶货，市舶司要承担保管和运送的职责，有时还要负责就地出售部分舶货;④为中国出海商人发放许可证。中国商船出海必须向市舶司申报所载货物名件，前往地点和担保人等，再由市舶司发给“公凭”才能出海贸易。宋政府采取奖励对外贸易以助国用的政策。不仅对一些多次输入大量货物，又能招诱其他外舶前来贸易的内外商人特别授予官职，而且还派人携带金银财物及“空名诏书”前往南海诸国，招诱外商前来中国贸易。对市舶司官吏发展外贸有功者，也予以晋级。为了照顾和管理好“蕃客”，宋政府特在外商聚居的广州等地建立“蕃坊”，置坊长一人管理蕃坊公事，以及招邀蕃商入贡之事。元代沿袭了宋代的市舶司制度。灭宋后，元政府先后在泉州、庆元、广州、上海、澉浦、温州和杭州等地设置市舶司。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政府颁布市舶则例二十二条，详细规定了船舶出海手续、禁运物资的项目、市舶抽税的办法、市舶司的职责以及对外国商船的管理办法。该则例的颁布，反映了元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和元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明代初年，为了防止国内反明势力和海外结合，也为了防止商品经济对封建政权的侵蚀，统治者采取了“寸板不准下海”，严禁私人出海贸易的海禁政策。规定“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者”，“正犯比照谋反叛己刑律处斩，全家发边卫充军”(《大明会典》)。对于所谓“不征之国”则实行有限制的“朝贡贸易”政策。明政府先在太仓、黄渡设置市舶司，以后改置于泉州、明州、广州等地，负责接待贡舶。朝贡的货物，全部由官府收购，以“赏赐”的方式给价;附带的货物，也须先由官府给价抽60%，然后通过官设牙行，与民间贸易。在这种对外贸易政策之下，外商来华贸易者日渐减少，洪武末年只得罢废市舶司。永乐以后，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统治者不仅需要通过海外贸易来满足对奢侈品的需要，而且也需要通过海外贸易对封建经济做必要的补充，因此又恢复市舶司，并遣使出洋，加强官营海外贸易。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十年(1435年)，郑和七下西洋，扩展了中国海上贸易路线，加强了中国和南洋的贸易往来，来华贸易的国家又迅速增多。但在支持郑和下西洋的同时，明政府对私人海外贸易仍严加禁止。甚至“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太宗实录》27，“永乐二年正月录”)。一直到明代后期，这种海禁政策才有所松弛，允许私人出海贸易，但必须领取“引票”，接受官府的监督，并交纳高额赋税，否则仍被视为非法。清初，于通商口岸设立海关，对进出口船舶及货物征税，并利用“公行”垄断对外贸易和管理外商。废除了市舶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