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历史演进与古民俗文化遗存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南方，于赣、湘、桂、粤之间，横亘着一座巨大的南岭山脉，在山之南，史称为“岭南”或称“五岭之南”。这“五岭”即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广东因处在五岭之南隅，所以世人又多把广东人称为“岭南人”。

广东北依千山逶迤的南岭，南濒碧波万顷的南海，东起潮汕平原，西至雷州半岛，东西长达１０００多公里。陆地面积１７．８万多平方公里，人口７０００多万。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是祖国一处不可多得的黄金宝地。

广东在历史上属古百越中的南越。古所称之“越”，即为长江流域以南广阔的荆楚地区，大概包括今天的华东、中南和西南等省区。

广州五羊石雕（刘坚摄）

越，又称“扬越”或“百越”，均是商、周时期对居住在长江、汉水流域以南一带的各个族群的综合称谓。当时这些南方土著居民，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与中原华夏民族不同，披发文身或断发文身、刀耕水耨，因此被视为“蛮夷之民”。《史记索隐》曰：“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也称越。”从此看，越人即蛮人。蛮者，未开化之意。所谓百越，据考古专家杨豪先生所著《岭南民族源流考》载：“按称百越，当有百计，中依宋人罗泌所著《路史》一书罗列，亦有：南越、越裳、骆越、瓯越、瓯肼（有作瓯

）、欧人、且瓯、供人、海阳、目深（有作深目）、摧夫、禽人、苍吾、蛮扬、扬粤（有作扬越）、桂国、西瓯、损子、产里、海葵、九菌、稽余、仆句、比带、区吴，是谓百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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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当时属于南越，“粤”是越的同音转化，无别的意义。考据古籍，“越”并不指具体的哪个民族，而是对南方各族群的泛称。

秦始皇于公元前２２１年统一中国后，将中国划分为３６郡，广东称为“南海郡”，郡治设于广州，广州当时称为“番禺”。当时率十万秦军攻入岭南，最后统一中国大陆的大将军任嚣被秦始皇任命为南海郡尉。任嚣死后，与任嚣一起率秦军入越的另一将领赵佗（当时任龙川县令）升任为南海郡尉。至汉初，赵佗将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宣布为“南越国”，赵佗自立为南越国王。唐代开始置岭南道，以广信为分界地，岭南被分为东西两道，广东位于东道，因此，宋时改称广南东路。到了元朝，简称为广东道，广东之名自此延续至今。“道”与“路”皆是当时行政区划名称，从明代开始，经清朝、民国改置为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沿用此称，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任嚣率秦兵攻入岭南之前，南越族就已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如干栏式的房屋、造船远航运输与渔鱼、制作陶瓷器皿等，说明南越族人在此之前的经济文化已进入了文明发展的阶段。

关于干栏式民居，在《南史》、《魏书》和《北史》中都有这样的记载：“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并不是如远古原始人那样，在树杈上结巢而居，干栏是壮侗语，干指上面，栏指房子，《旧唐书》载广西南平僚时曰：“人并楼居，登楼而上，号为干栏。”除了干栏以外，岭南人当时还有“栅居（《南越志》：夷人‘其俗栅居’）、楼居、麻栏、栏房等以竹木结构的楼房形式建筑。其中称为栅者，便是由木或竹结扎的防栏，都是一种上居下畜之建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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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干栏式建筑，在当时已是很先进的了，它既适合岭南地区炎热潮湿、毒虫猛兽多的恶劣环境，又可适应就地取材，建造方便的经济环境。岭南地区，由于江河湖海纵横，相当一部分人濒水而居或长年生活在水上。在水上生活的居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水上运输，另一类为水下捕捞。发展水上交通便是当时的一大特色。《淮南子?齐俗训》载：“越人便于舟。”《越绝书》载：“夫越者……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这种情况直到近代都还基本存在，只是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由于公路、铁路和航空事业的飞速发展，水路运输才退居为次。

根据杨豪先生的《岭南民族源流考》一书所记，从近年在广东陆续出土的资料看，那时的舟船，有独木舟与木板船和东南所未见的铜船。岭南独木舟，在揭西、化州、高州均有实物出土，如揭西金和圩在深埋河床下４米处掘出一艘以原条樟木刳制而成的，长１０．７米，宽１．１～１．３米，内深为０．８米，尾部凿有置舵或摇橹的孔眼，它是至今所发现独木舟中最大的一艘。木板船，分小批（小舢板）、大舟（方舟）和楼船、戈船等。关于楼船，广州东郊近年出土一具陶船，船体为新月形，分前、中、后三舱，舱面带遮掩篷盖，舱里设有望楼，楼后立舵，船首则置一停船用锚头，船身两侧外层成甲板，供人行走或作撑船时的通道。这种船形，珠江流域至今还在兴行。

岭南的水上交通与造船业，在秦汉时期就已很发达。当时的广东，就是对外交通的重要出海口，是世界造船业最发达的地方；它的橹、舵等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航船设备。在广州中山四路出土的秦代造船船台，就可造载重量为２０～３０吨的大航船。

“断发”与“文身”二者皆为古越族人的显著特征之一。《史记?赵世家》注引《舆地志》说，交趾民“文身断发避龙”。《隋书?南蛮传》载：蜒、?、俚、僚等族群“其俗断发文身”。《汉书?地理志》载：“南越族人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淮南子?原道训》载：越人“断发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害也，故曰以像鳞虫也”。因此，古越族人的“断发文身”是当时中原人最觉奇异并认为是“野蛮”人与文明人的区别。古越族人“断发文身”可能指沿江沿海的水上居民，从今天的观点看，这应是一种文明进步的表现。“断发”，即留短发，这是因为方便于劳动和下水捕捞作业；另一方面，因岭南天气炎热，剪短头发还可凉爽身躯和方便清洁头发

但是就“断发”而言，据古籍所载，断发多指吴越地区的越人，即现在的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的居民；明显直指岭南越人“断发”的反而不多。广州博物馆陈鸿钧先生最近辑录几段古文，说越人“断发”情况的如下：《逸周书?王会解》载“越沤裘发文身”，《左传?哀公七年》载“仲雍在吴，断发文身，裸以为饰”，《谷梁传》载“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注曰：“祝，断也。”《墨子?公孟》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史记?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以上所说都是处于华东地区的吴越先民，而直接说到岭南之越人习俗的，又多说“被发”（披发）、“项发”。如《战国策?越策》载：“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后汉书?南蛮传》载：“凡交趾所统……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项髻”，即将头发总为一束于脑后，髻根转于颈部相贴而束之以带。“徒跣”，即为光着脚板。百越地域广阔，种姓繁多，其发式每因地缘和种属不同而各异。如“裘发”、“断发”、“祝发”、“椎髻”、“

发”、“被发”、“长发”、“编发”等，这些不同名称可以分为３个类型：断发（包括

发、祝发和裘发）、束发（包括椎髻、项髻）和披发。从此看，古代岭南先民的发式，除了水上居民以外，在陆上生活的人们可能多数还是束发或披发的。据考古专家杨豪先生说，“断发”仅见于广州瑶台柳园岗西汉墓所出土的一件木俑和广西汉代陶俑以及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漆绘铜盘上人物与广西花山崖壁画上有所出现，但为数很少。杨豪先生结论性说道：“岭南早期越人常见发式，应以披发、长发为主，而非断发。而这种现象，也完全符合岭南青铜冶铸业发展较晚这个现实，因为剪具都需取金属制作，没有金属剪，也难完成其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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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栏式房屋

古之楚庭

关于古南越族先民的文身习俗，这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的。《淮南子?原道训》载：越人“断发文身，以像鳞虫”。何以像“鳞虫”？后汉人氏高诱注曰：“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害也，故曰以像鳞虫也。”高诱在这里所说的正是水上居民“以入水，蛟龙不害也”。陆地居民当时也同水上居民一样，普遍文身。除了广州瑶台柳园岗有出土文身木俑外，从唐代大诗人柳宗元所写登柳州城的诗中“共来百越文身地”以及咏柳州峒民“欲投章甫作文身”等诗句来看，到了唐代在广西境内还流传有百姓文身的习俗。

考古发现、历史文化遗存。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为人们揭示出了一系列古代民俗文化遗存，如“透雕龙凤纹玉璧”等为研究悠久的广东历史文化、民族风俗提供了实物见证。再例如，至今在越秀山麓还有一块石碑，刻着“古之楚庭”四个大字，说明在公元前９世纪，广州属于周朝的楚国。１９５８年在荔湾西村出土一件４０００多年前新石器晚期用于开垦农田的石

，证实了远在４０００多年前，广州的先民已经在这里从事农业活动，揭开广州历史的第一页。

透雕龙凤纹玉璧

１９８５年在博罗公庄镇出土了７件完好的属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和编钟。据专家考证，这７件青铜器和编钟不是中原所造，而是广东本土铸造，是广东的土特产。此外，在博罗和增城等地也相继出土了可以证明岭南古代文明的用以烧制陶瓷的属于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龙窑窑址。更使人惊奇的是在这些古代窑址中，发现了更古老的原始瓷器。就以从博罗所出土的陶器、瓷器、青铜器、铁器、石器以及钵、盆、碗、罐与贵族人家才能有的筒瓦等来看，说明秦汉之前的广东并非完全是“南蛮”、“蛮夷”之“刀耕水耨”、“人畜不蕃”、“瘴疠之乡”的蛮荒之地，也并非与中原完全隔绝的“化外之地”，而是与中原差不多同时进入了古代文明。当一队队驼铃丁丁当当沿着茫茫沙漠西行，在孤烟与落日中蜿蜒地踏出一条长无尽头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也在广东的南海开辟出另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这起点除了在广州之外，最近又发现处于广东西部的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个“南海丝绸之路”兴起于西汉武帝时期（前１４０―前８７年），可能比早期已知的起点于广州的“南海丝绸之路”还要早１００多年！

广州巨鹅岭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狩猎工具石矛（左）和石镞（右）

青山岗葵涌出土的捕鱼工具陶网坠（左）和石网坠（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