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哲学思想

中原道家与老聃齐名的是庄周。庄周宋国蒙(河南商丘附近)人，出身一个贫穷家庭，早年曾作过漆园吏。他继承老聃的哲学思想，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他学识超群，才华横溢，楚威王曾以千金重聘，请他出仕卿相。他对来使说：“千金重利，卿相尊位，子独不见郊社之牺牛乎?养食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 我宁游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史记?庄子传》)他浮云富贵，甘心淡泊，以织履、钓鱼为生，比起当时诸子以游说各国诸侯来求官干禄，汲汲如丧家之犬，要清高得多了。他的交游也不广，只和同乡的惠施有些往来，观点也很不一致。他自己宣称：“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古者为友。”表现了孤高傲世的精神状态。他的一生，大部分活动于豫东一带，北边到过濮阳，似乎没有出过远门。这位中原土生土长的思想家，对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哲学产生广泛的影响。他潜心思考与著述，一生精力都注入这两方面。他的著作流传到现在的有《庄子》，其中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三部份共33篇。就文学观点而言，古人说：《左》、《孟》、《庄》、《骚》，在古典文学中，文字语言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绝非虚言。而它在哲学思想上的贡献更大，魏晋的玄学，唐代佛教中的禅宗、宋明的理学和心学，都从庄周的著作中获取丰富的思想资料和灵感;此外，在文学、诗歌、艺术及美学理论等方面，无不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他的著作两千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赞颂和热爱，庄周可以算是中原对祖国文化贡献最大的哲学家。就哲学上的根本问题来衡量他，他的确是一个唯心论者，因而历来就有些学者对他进行过批判，近现代尤甚。这里只简约地介绍他的哲学思想中的几个基本观念。

1.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庄周继承老聃的哲学思想，提出道作为最高的哲学概念。他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先天地生，…先天地生而不为久，……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庄子?大宗师》)庄周描述这个作为宇宙生成基础的道，一点也不神密，它虽说“有情有信”，却不是有知觉的人格神，这里的情和信，是指洞照和感应不爽的两力量的作用。他用“自本自根”来解释宇宙万物形成的原因和运行的动力，都是来自事物内在本身，既非上帝创造，也不是上帝赐与;相反的，倒是它“神鬼神帝”的作用，创造了鬼神和上帝，断然地否定了一个作为主宰万有的神密作用的神和帝，这一种天才的卓识，在思想史上自有它合理的进步因素。这是庄周对老聃道中积极成分进一步的发挥。

另一方面，他认为人们得到了“道”之后，就能进入“天地与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他在《齐物论》中着重发挥了这一思想，与孟轲的学说有些相通，同时也正是宋明理学在追求的目的，这里的“道”又成为人类的主观精神的同义语，他在这里把老聃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发展成为主观唯心主义。

庄周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力量无限地扩张，扩张到与天地宇宙一体;与此同时，必然导致对人在一定范围内的作为和努力的轻视，以至完全放弃，而他放弃了的才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真实价值之所在。庄周又强调对自然人性的保持和对自然无为的过份歌颂，也就必然抹杀和削弱了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作用，削弱了人们主观能动性力量的正常发挥;其结果是事与愿违，使人的主观能动性丧失。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清楚地观察到，信奉庄周这一哲学思想的魏晋名士，在思想领域和清淡名理中，纵横自如、左右逢源、极度自由自在，但一进入现实的具体问题中，往往十分蹩脚和困窘。与此相反的是，历史上的英主、能臣及成功的事业家，大多拒绝采用庄周的这一哲学思想处理政治和其他事业。

他本来企图将自我主观精神提升到天地自然的高度，作自然的主人;但结果丧失了自我，成为自然必然性的奴隶。庄周说：“意者有其机缄而不得已耶?意者其转运而不得止耶?”他还说：“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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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变皆是不得不然，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这是他陷入自掘的阱坎中无能为力的悲叹，与宿命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庄周在理论上失足的地方，也是主观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悲剧的根源。有人指出庄周哲学中宿命论的色彩，不是没有根据的。

2.庄周的认识论。庄周在认识论上首先对名言和概念提出了怀疑，他说：“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庄子?齐物论》)他认为指和马都是概念和符号，符号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事物本身。在这一条件下，任何人都不能取得正确地判断客观事物的是非及对其真象的认识，也不能说明它们本质的区别。他还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都带有主观的片面性，所谓事物的性质、特点，多少是由认识者主观加上去的因素。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所谓“以物观之”、“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趣观之”(《庄子?秋水》)，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事物的贵贱、是非、大小、同异都呈现不同的形态，具有相对的性质，得出不同的观察结论。他举例说：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腰疼，但泥鳅却十分舒坦;人处在高树之巅就心悸胆怯，而猴子却从容自如。泥鳅、猴子和人，谁的感受与知识是完全的正确或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呢?他又举例说：毛嫱、丽姬，人都以为是美的，但鱼见了钻入水底，鸟见了吓得高飞，鹿见了避入深林，鱼、鸟、鹿、人四者，究竟以谁的尺度作为美恶的标准呢? (《庄子?齐物论》)

他看到人的认识在任何时候都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这一观点对认识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但不等于知识完全不可靠，客观对象永远不可知。庄周悲叹地说：“吾生也有涯，其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他主张只有用“以道观之”的办法，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种种差别，不分青红皂白地等同起来，回复到原始的混沌――无差区境界中去。于是他自己就陷入了一条思想史上常见的规律：从认识上的相对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不可知论。

3.庄周全性保真的人生哲学。庄周强调人的自然本性，反对一切束缚。他在《马蹄篇》中说：马的自然存在，其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吃草饮水，举足跳跃，是马的真性，它生活在旷野，“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伯乐自称“善治马”，削蹄、剪毛，钉上铁掌，绊以绳索，十匹马就死掉两三匹。再进一步地驰驱过分，饥渴失常，整治以衡勒，齐之以鞍辔，威之以鞭策，马就死去了一半。儒、墨“圣人”提倡仁义，表扬“君子”，以礼乐为规范，以仁义为粉饰，人的自然本性也丧失殆尽了。他斥责说：使马丧失生趣、摧残以死者，是伯乐之罪;使人不得安乐、舍弃天然美德，以仁义相束缚者，是圣人之罪。

庄周把社会上的名教制度，当成削性侵德的规距钩绳，是对人性的人为损伤。他说：伯夷殉仁义而死，盗跖徇货利而死，世谓有君子小人之分，但他们“残生损性”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庄子?骈拇》);曾参、史鱼，终日汲汲为仁义所奴役，盗跖终日汲汲为贪欲所奴役，丧性失德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庄子?天地》)，他要求忘掉仁义、忘掉礼乐，直到忘我的境地(《庄子?大宗师》)，从“有己”、“有待”，进入“无己”、“无待”，达到无条件的精神自由”(《庄子?逍遥游》)，庄周还把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视作人性被歪曲的大祸害，要加以铲除消灭：摘玉毁珠，焚其符玺，掊斗折衡，擢乱六律，铄绝竽瑟，灭文章，散五彩，毁绝钩绳而弃规矩(《庄子?渺箧》)。这是从老聃的“不贵难得之货”的观点，发展到不要一切文明。他赞扬汉阴丈人抱瓮灌园，惟恐引起了机心，而不用省力的桔杆的行为(《庄子?天地》)。他这种反对应用进步技术的顽固态度，比儒家还要保守。

4.庄子哲学思想中“德”的新义。“德”的概念在老聃哲学思想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包含着许多唯物主义因素。庄周继承了老子的这一观点，对德作了系统的论证，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庄子在《天地篇》中说：早在太初之始、“物得以先谓之德。”又在《秋水篇》中提出：“德在于天”、“知天人之行，本于天，位于得。”他这几条对德的界说，包含着两点值得注意的内容：首先是与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天在庄子的思想中是“自然”的同义语，德来源于天的提出，就意味着它是人和物的自然秉赋的内在本质。其次是以“得”来解释德，而不是什么伦理道德的说教。

庄子建立德这一哲学范畴，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他指出：“形非道不生，道非德不明(《庄子?天地》)。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唯恍唯惚的道，只有依靠具体事物内在的德，来“立德明道”(《庄子?天地》)，作为道的体现者。道离开了德不仅不能为人们所认知，它本身也不能独立地抽象存在。庄子哲学中心之一，就是要探求和调整天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在庄子看来，宇宙充满一片生机，生机的流动形成生命现象，生命之本为性，它升华凝结成德，所以说：“物得以生谓之德”，“生者德之光，性者德之质”(《庄子?庚桑楚》)。他认为：在天为道，在人为性，德介乎二者之间，它是天人――天道与人性二者相结合的桥梁，也是二者价值的体现。

庄子特别重视德，他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庄子?天地》)，将德与道相提并论。按照道家的观点，天地化育万物，道法自然，这里通天地的是德，显然把德列于首要地位，它成为庄子自然哲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庄周在人生哲学方面的宗旨，就在于保持各人天赋的固有美德，他所标榜的至人、真人、圣人莫不具有这一特点。他说“圣人成于德而累”(《庄子?在宥》)，作到“德全而神不亏”(《庄子?刻意》)。圣人的人格虽然极为崇高，但仅在于不为物累、能全其德而已。德并不神秘，是人人都具有的常性，“织而衣、耕而食”(《庄子?马蹄》)的常性也就是同德;在德的面前，圣凡一律平等，谁也不多余，谁也不欠缺，只要不受亏损就是全德之人。这是他原始的平等思想的逻辑根据。

庄子认为，任何人只要保持了他本身固有的德性，都是值得尊敬的。他在《德充符》中，举出五个残废人为例，如郑国的申屠嘉、卫国的哀骀它，以及鲁国的王骀、叔山无趾，这些残废人虽然在形体上有着各种缺陷，但都具有真情实性和高尚的人格，在他们生活的国度里，深得人们的热爱和信服，被人们称为是“全德”(《庄子?田子方》)的人。什么是“全德”的人呢?表现在他们能够正视自己生理缺陷的现实，所谓“受命于天”而安之若素，不以此为精神负担，深信德性的价值，超过形体上的不全，心安理得，尽其性命之情，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他们受到老聃、孔子、子产以及卫灵公、鲁哀公等人的尊敬，孔子称王骀为圣人，尊以为师。庄子认为，他们形虽缺而天守全，其德同于天，称之为“天人”。他评价说，这些残废人是“内直者与天为徒;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庄子?人间世》)，竟将四海之内唯我独尊的天子，与残废人放在同一水平上，在当时实属惊人的奇论。

庄子说，德固然是中和的常性，人心之所同然，但要保持它，做到不失不迁(《庄子?在宥》)，却是很不容易的事。他在《应帝王》、《庚桑楚》等篇中，对人类德性丧失作了分析。他说，在世与道交相沦丧的历史趋势中，人的德受到歪曲，除了自己争名夺利，自累其德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统治阶级中“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用自己的私意，制定礼法制度束缚人民以“欺德”。二是古代圣贤提倡的仁义礼乐，都是削性侵德的桎梏，他说：“自有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庄子?骈拇》)，“毁道德以为仁义者，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庄子这些对统治者的揭露，是很深刻而中肯的;对尧舜及仁义的否定，也就是对儒学的批判，这比当时其他学派对儒家进行人身攻击及外在形式的批判要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