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干预天主教士的礼仪之争

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展开了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论争，耶稣会士多认为应对中国传统礼俗采取宽容态度，多明我会士等认为应严格遵守天主教原则，不允许教徒崇拜天帝、祭祀孔子和供奉祖先。传教士将礼仪争端诉诸罗马教廷，教廷于顺治二年 (1645) 发表禁令，禁止在华传教士及入教华人奉行中国礼仪。康熙即位后，耶稣会士仍在与对立派别就此问题上进行争论，并引起了欧洲传教士的争辩。正当两派激烈论争之时，在华耶稣会士张诚、刘英、汤若望向康熙帝询问 “祭祖与祀孔是否含有宗教性质”，康熙三十八年 (1699) 正式发布上谕，说中国的祭祖祀孔是一种崇敬礼节，是纪念祖先过去的善行，并不具有宗教性质。康熙对传教士礼仪之争的回答，成了耶稣会士顺从中国礼仪的依据，但反对者则认为，有关教会之事，不去请示罗马教廷，而是请教中国皇帝，是违反教制行为。并上书罗马教廷，企图挑起教皇对耶稣会士的反感。康熙四十三年(1704)，罗马教廷制定禁约，并委派多罗主教携至中国，严禁入教者祭孔及按中国习俗举行丧葬和崇拜祖先。多罗到北京后，因其思想与康熙格格不入，很快被清廷驱出京师。以后，康熙帝连续多次发出谕令，除保护为清朝作出贡献和领有清廷颁发在华传教印票者外，凡不服从中国礼仪之人，一律驱逐出境。对于热衷于科学、恪守天朝法度者，仍可在华居住。后由于罗马教廷再三下达严禁天主教徒沾染中国礼仪的禁约，加上清地方官反复上奏禁教，康熙晚年采取了断然的禁教措施。康熙五十九年，他在罗马教廷禁约公文上批道： “此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康熙帝对天主教士礼仪之争的干预和禁教，直接奠定了雍正至嘉庆年间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政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