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的诗赋

自西晋末年形成南北分裂的局面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就转移到了东南的长江下游。长江中游的故楚腹地，则成了南北政权你争我夺的要冲，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相对滞缓，文化名人也涌现不多。东晋后期，北方战乱频仍，江南相对稳定，庐山地区便出现了高僧慧远主持的南方佛教中心，也产生了陶渊明这位辉耀千古的杰出诗人。但是，在陶渊明之后的近百年里，文坛未闻楚人的鹤鸣九皋之声，文风也显得疲软无力。南朝的文人随帝王偏安享乐、醉生梦死，竟相为情寡辞艳之作;北朝的文人学浅才疏，除了唯南朝文人的马首是瞻之外，没有多少新鲜的作品;南北两地似乎只有民歌和山水诗还能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直到楚人庾信出现并发出悲怨之鸣时，文坛才有了转机。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其父庾肩吾是梁代著名文人，也是冶艳轻靡的宫体诗的代表作家之一。庾信自幼饱读诗书，早年便才华横溢，随其父在梁朝东宫任职，也以绮丽柔弱的诗文著称于世，仅偶尔写出一些清新的作品。壮年遇侯景之乱，潜奔楚故都所在地江陵，仕梁元帝。后出使西魏，时值西魏大军破江陵而灭梁，他因而被迫屈仕敌国，在北朝任高官至死。他虽然身羁北方，心仍在南国，写下大量饱含血泪的诗赋以抒发亡国之痛和乡关之思，文风也变前期的柔靡为后期的刚健。有《庾子山集》。

现存的庾信诗歌，多数作于北朝，其中又以《拟咏怀》27首的成就最高。这组诗虽然是模拟阮籍的《咏怀诗》以抒写悲怨之情的作品，却有独创之处，前人谓其“无穷孤愤，倾吐而出，工拙都忘，不专拟阮”

①

。如其十一首：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

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

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

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

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

眼前一杯酒，谁沦身后名?

这首诗悲怀梁元帝在江陵败亡之事。诗人主要借用楚辞名句、楚地传说、楚人故事和自然景象来抒发胸中的无比凄苦之情、极度惨痛之感，既自然而又深沉，既贴切而又强烈。末两句由追昔转为抚今，由伤事转为悯己，悲叹自己命苦运乖，被迫失节仕敌，有愧于前贤和后人，只能借酒消愁，又哪里敢想后人如何评说自己呢?诗人的屈辱之感、自责之痛和孤寂之哀，由此曲折道出，与首两句相呼应，使全诗笼罩在浓重的悲剧气氛中。由此诗可见，庾信的诗作继承了屈骚和阮诗的艺术传统，直接抒写自我和表现自我，通过自我“疾痛惨怛”的感怀反映出社会的苦难和时代的精神。不过，庾信与屈、阮的经历不同、遭际有异，故所抒写的哀怨之情的内涵也有别。庾诗不似屈骚那样多发愤世之怨，也不似阮诗那样多寄易代之感，而是多述伤乱之哀。庾诗的特色和成就还在于，它不仅善于引事用典、比喻夸张，而且对偶工巧、辞藻华美、音韵和谐流畅，融汇了魏晋以来诗歌创作在发展修辞技巧和声律配合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有着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具备了律诗的雏形，揭开了唐代出现的中国古典诗歌创作高潮的序幕。

南北朝时期，讲求对偶和声律、注重形式美的骈文创作达到高潮，辞赋也不可避免地骈体化了，而庾信则将骈文和骈赋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晚年仕于北周时所作的《哀江南赋》，就是他的骈赋代表作。这篇以骈体形式写成的长篇叙事辞赋，取屈原《招魂》诗句“魂兮归来哀江南”中词语以名题达意。其序中又说明：“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赋文追叙梁朝衰亡的史实，抒写作者身世的不幸;通过对惨不忍睹的战乱景象的描绘，反映作者不堪回首的人生遭际;借用大量的历史典故，托出作者难以尽言的悲哀之情;行文随着感情的狂涛般地渲泄，波澜起伏而跌宕生姿。它虽然与《拟咏怀》情同旨合，但由于篇宏文繁，感情便在纵横捭阖的抒写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使人读着这如泣如诉的文字而深受感染。它与“每一顾而掩涕”的屈骚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后继屈骚的辞赋杰作。

庾信由南入北以后的作品，既具南方文学的绮丽之色，又带北方文学的刚健之风;既冲击了南方文坛的脂粉气息，又改变了北方文坛的空寂状况;因此而“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唐人对他这位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作家十分敬重，杜甫《戏为六绝句》即称颂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