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

早在数十万年以前便有原始人类在安徽地区繁衍生息，我们的祖先从艰难地造穴和营巢开始，逐步掌握了营建地面房屋的技术，创造了原始的木架建筑，满足了最基本的居住和公共活动的要求。

到公元前21世纪，随着夏王朝的 “禹会诸侯于涂山” (在今怀远)，标志着氏族社会的解体，文明社会的到来。历经夏、商、西周、春秋，在奴隶制社会中，大量的奴隶劳动和青铜器的使用，使建筑有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宏伟的城市、宫殿、宗庙、陵墓等。商末，皇家园林开始出现。

一、原始社会的建筑

安徽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人类住所是和县龙潭猿人居住的天然岩洞。和县猿人遗址，位于和县县城以北15公里的陶店乡汪家山北坡的龙潭洞，是江淮地区旧石器时期早期人类化石洞穴遗址。地理坐标在东经118°20′，北纬31°45′，海拔23米。据考古发掘部分的洞形测量，东西长9米、南北宽3―4米、深5米。是旧石器时代猿人的住所。洞内有人类头盖骨等化石及动物化石多种，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中期，和县猿人头盖骨化石距今28万―24万年。

此外还有银山文化遗址，位于巢湖银屏区岱山乡银山村的银山山坡上。北距巢湖市约6公里，东北距和县猿人遗址约50公里。据考古研究，巢湖人类化石应为早期智人，时代为更新世中期，距今约16―20万年。

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居住的岩洞在北京、辽宁、广东、湖北、浙江等地也有发现，可见天然岩洞是当时人类普遍利用做住所的。

新石器时代，安徽境内氏族林立，经历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阶段，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这一时期的遗址以沿江、沿淮居多，重要的遗址有濉溪石山子、蚌埠双墩、繁昌缪墩、定远侯家寨、毫州傅庄、萧县花甲寺、蒙城尉迟寺、潜山薛家岗、安庆张四墩、肥西古埂、含山凌家滩、黄山蒋家山等等。例如，蒙城尉迟寺遗址经过多次发掘，发现大量灰坑、墓葬和红烧土房址，出土各类文物近万件。在遗址西北部发现大型排房建筑基础，长达几十米，为国内罕见。在遗址外围，有人工濠沟环绕，此遗址是迄今为止大汶口文化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氏族聚落遗址。

我国古代文献中，曾记载有巢居的传说，如《韩非子?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孟子?滕文公》： “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据此推断，“巢居” 是人类仿效鸟类在树上筑巢的一种原始的居住方式。在长江流域多水区域所采用的干阑式建筑似是由巢居发展而来。安徽境内襟江带淮、河湖交织，低洼、潮湿地区甚多，巢居自然也是安徽在新石器时期采用的一种原始的居住方式。

二、夏商周时期的建筑

公元前21世纪，随着夏禹王会诸侯于安徽涂山，标志着安徽广大地区进入了奴隶社会。历经商朝、西周，达到了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春秋时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

安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有含山大成墩、肥西大墩子、霍邱红墩寺，寿县斗鸡台、毫州青凤岭、毫州钓鱼台、阜南贺胜台、枞阳汤家墩等文化遗址。此期间省境内曾发生过“桀奔南巢”、“淮夷兴祁”以及吴越、楚蔡争夺江淮等重要历史事件，各遗址的文化面貌，既有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又有土著文化的特点，至奴隶社会晚期逐渐出现融合统一的趋势。

斗鸡台遗址，位于寿县双桥区双桥镇西约3公里处，是淮河中游地区商周时期遗址。遗址高出周围地表3米多，面积约1万平方米。平面呈长方形，四面边呈三级阶梯。

钓鱼台遗址，位于亳州城东20公里的丁固乡钓鱼台村涡河北岸边。遗址为黑色土丘状，面积2500平方米，台高出地面约2米。与斗鸡台年代相近，是商周时期的村落遗址。

肥东大城墩遗址(又称大陈孤堆)，位于肥东县龙城乡仓陈村北陷湖陂(今称新河陂)西南端。遗址高出地面6―8米，计1247平方米。为江淮地区新石器至商周时期遗址。

从以上遗址情况可以看出安徽商周时期的村落都选高台地为村址，以及以后产生高台建筑的由来。

商周奴隶制时代，城意味着国家，受封的诸侯国有权按爵位等级建造相应规模的城，并统治封地上的人民。到了战国时期，周朝条令不起作用了，各地按需要自行建城，于是出现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策》)的繁荣局面。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

安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批城市。如寿县的寿春城、亳州的城父城、芜湖楚王城、蕲县古城、临淮钟离城等等。

寿春城遗址，通过考古、调查，通过钻探试掘及遥感解析得知，楚晚期都城，寿春城总面积26平方公里。有廓城、城濠、水道、宫殿以及墓葬区等重要遗址。

城父城遗址，位于毫州市城东南35公里的城父乡南500米。为春秋晚期城址。城父城系夯土筑城、方形平面。城垣残高1.8米。城之周长为8公里，有四门。

楚王城遗址，位于芜湖县城北27公里的黄池乡城西村。夯土城墙，东西长370米，南北宽300米，面积10万平方米。城墙基宽18米，残高8.5米。东、南、西、北各有一城门。

蕲县古城遗址，位于宿县城南22公里的蕲县乡境内。城平面略近方形，南北长1600米，东西宽1400多米，周长5000米，面积2.2平方公里。城的四周有护城濠。城墙为夯土筑成;墙基宽25―30米，城垣上宽15米，残高3―5米。该城为战国时期的城墙遗址。

自商、周至战国时期，筑城均采用版筑夯土技术。由于砖尚未出现，夯土技术可以提高墙体的强度及防潮能力。夯筑不仅用于筑城，同时用于建造房屋及修陵墓，我们从城墙及高台遗址中可以看出这种技术的普遍应用。

一、秦汉的地面建筑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兴土木、在咸阳建筑阿房宫，从典籍看，建筑极其雄伟壮观，但不久就被项羽反秦义军所焚，难以考证其在建筑史上的实际价值。

汉代由于处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建筑显著进步，安徽古代建筑史上也出现一个繁荣时期，它突出的表现是木架建筑渐趋成熟，砖石建筑和拱券结构有了发展，木架建筑虽无遗物可证，但据汉画像砖、画像石、明器陶屋等间接资料来看，后世常见的叠梁式和穿斗式两种主要木构架结构已经形成。

汉代皖地已设郡县70余座、至今仍有许多古城遗址，大多分布在淮北与江淮之间，因年代久远，许多城址已成断垣残壁。例如： 阜陵城，为西汉初到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的阜陵县故城，位于全椒县东南9公里的百子村，滁河北岸的长二阶地上，西北为丘陵地。遗址呈长方形，长500米，宽300米，城周围有汉代古墓群。西汉初年，汉高帝置阜陵县，属淮南国、汉文帝八年封淮南厉王长子刘安为阜陵侯、阜陵始为侯国，后复为县。汉武帝元狩元年，阜陵县隶属九江郡。西晋仍为阜陵县。东晋孝武太元年间，县废。至清代阜陵城址仍保存完好。由此可见汉代侯国及县城的规模与城墙建筑技术之一斑。

汉代的庙宇、宫殿虽已不存在，但可从历代修葺的汉代所建的禹王宫，参证其建筑布局。禹王宫，别称禹王庙、涂山洞，为后人纪念大禹治水功绩，立以祭奉之庙。位于怀远县东南2公里，淮河东岸涂山。庙始建年代不详，据 《天下名胜志》唐袁思邈记载： “汉高祖过涂山，命建禹王庙，以镇涂山”。此后历代均有修葺。禹王宫除山门外原有殿、堂四进、房屋三十余间，启母殿、鲧王殿早年已毁，只剩残墙颓圮。现有殿、堂两进，房屋二十余间。主要建筑为禹王殿，面阔三间，抬梁式木结构，砖、石墙，筒瓦屋面，禹王殿前有穿堂客厅三间，砖石墙，小瓦顶、厅里墙壁上有历代碑刻。两房庭院中建有左、右耳房六间，一式砖石、小瓦结构。

二、从秦汉墓葬及出土文物看秦汉建筑

皖地汉代单体建筑的构造，我们从出土的明器中可见一斑。例如：

涡阳县大王殿焦窑一号砖室墓出土绿釉陶戏楼，为东汉陪葬明器。此陶楼为我们研究东汉的建筑艺术及舞台建筑发展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我们可以看出皖地在东汉时期已有了多层楼阁，斗拱在木架结构中已普遍应用，庑殿顶上有较多的琉璃、吻、兽饰件，多层戏楼在东汉已有了实物证明。

古皖秦汉时期的墓葬遗存较多，灵壁虞姬墓、寿县刘安墓、毫州曹氏墓群、全椒梅花垄墓群、亳州董园二号石墓、宿州九女坟等。

虞姬墓，为楚汉相争时期楚霸王项羽爱姬“虞姬”的墓葬，座落在灵璧县城东7.5公里，虞姬乡东4公里的虞姬村南40米。墓南与垓下大战时的战场相连，虞姬墓为土坑竖穴、单室墓、南北向，墓冢原高约10余米，墓前原有五通碑石。现经修复为冢高6米，墓周长36米，墓区约4125平方米。

刘安墓，为西汉淮南王刘安的坟墓，位于寿县县城北门外2公里处，南临淝水，北依四顶山，墓高6.4米，周长166米，封土呈现复斗形，墓侧有一方 “汉淮南王墓” 碑。

董园二号石墓，为东汉曹操宗族(曹操祖父曹腾)石椁墓。位于亳州市南郊董园一号墓南约100米处。封土呈孤堆状，高10余米。现已打开地宫。墓系石结构，墓门向东，墓内长15.3米，宽10.2米，高3米，由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南北耳室、东西偏室组成。砌墓用大小形状不同条石876块，条石一般规格为长2米，宽、厚各50厘米。甬道入口处用中条砖封堵，外复以厚白灰，并有色彩鲜艳的绘画。甬道长2.55米，高2.7米，南北两壁各用八块磨光青石砌成。青石上有四幅线刻画像，甬道口有门砖一对，雕吉羊头像。石门系磨光青石，每扇石门内均雕有铺首衔环。横额为双石，高74厘米，宽45厘米。前室长3.5米，宽1.45米，高2.23米，前室与中室之间有装门的痕迹。上部亦有双石横额，上下均有门框。墓室石壁上泥一层薄石灰、饰以彩绘，可惜大部分脱落。前室北壁耳室长3.16米，宽1.69米，高2.2米。耳室门额上有残存的彩绘。南壁有一小耳室。长1.46米，宽1.45米，高1.32米。墙、券、地面均用长条形、楔形砖砌筑。中室长8.7米，宽2.8米，高3米。壁、券上彩画多半脱落。

九女坟为东汉晚期的画像石墓，位于宿州市东北74公里的褚兰乡夏町村东墓山上。坟外形呈圆形封土堆，高约1米，座东朝西，墓内由长条青石板材砌成，墓顶为叠压砖扣成的穹窿顶。墓前西向有一条通往内墓的墓道，现已不复存在。墓内分四个组成部分：紧接甬道有两进墓门过道，各东西长1.88米，南北宽0.97米，高1.5米。其后为一中室，较为宽敞。南北长3.35米，东西宽0.97米，高2.7米。中室北为一耳室，较狭小。东西长1.4米，南北宽1.2米，门向南为偏房。中室四壁皆为画像石刻，再后有两间墓室，面南，各一门一窗，左室门右窗左，右室门左窗右。墓室等大，东西长3.2米，南北宽1.45米，高2.2米。墓室四壁是线纹图案石刻。九女墓前原有石砌享堂，但破坏严重，仅存大石。与九女墓同时发掘一位于墓山坡下西南山脚之墓。此墓仅为单室，墓壁皆为画像石刻。地面也有石室享堂，面南而立，当地群众称为石屋子。享堂北壁嵌一碑刻，碑记已残但字迹可辨，隶书阴刻，文首有 “建宁四年”字样，该墓画像石刻内容、风格、技法与九女坟略同，九女坟的年代当与此墓相距不远。

安徽境内秦、汉时期的古墓葬，数量众多。主要有木椁墓、石椁墓和空心砖墓以及盛行于东汉的画像石墓。汉魏墓群在全省广泛分布。重要的墓群有潜山彭岭、六安城东、寿县北山、东津渡、天长安乐、三角圩、长丰杨庙、全椒梅花垄、舒城凤凰嘴、霍山迎驾、巢湖放王岗、宿州褚兰、固镇濠城、亳州曹氏宗族墓群等。画像石墓在宿州、萧县、淮北、濉溪、亳州、滁州，以及定远等县均有分布。

从这些秦汉古墓中，也可看出此时建筑材料、建筑技术、建筑艺术比先秦又有相当大的进步。

蒙古草原的代表性建筑，当属蒙古包。这是一种独特的极富草原风格的建筑造型，历来就是蒙古草原的主要住所形式。

蒙古包古称“穹庐”，因其用毛毡覆盖，故又称“毡幕”、“毡帐”。“蒙古包”一名是后来满族对这种建筑的称呼，“包”是满语，意为“家”或“屋”。蒙古包的渊源很古，在内蒙古阴山地区发现的大量古代岩画中，就有蒙古包图。如在巴彦诺尔盟乌拉特后旗阴山北麓的山岩上，凿刻着一幅蒙古包岩画，这幅岩画中的蒙古包，其形状与现今的蒙古包基本一致，只是显得高出许多。这个蒙古包是用木棍成方格状搭成，在方格木棍墙外，又横拦了两道绳子，包顶开有天窗，有一扇门。蒙古包见于文字记载，是始于汉朝，如汉朝李陵在答苏武书中，有“韦

毳幕，以御风雨”的句子。《史记》、《汉书》中，以“毡帐”、“穹庐”之名，对蒙古包也均有记载。

蒙古包是一种尖顶圆体的建筑，就整体结构而言，可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呈圆锥形，下部呈圆柱形，全部建材由毛毡、木棍、绳子组成。拆建随意，易于携行，是最适于游牧生活的一种住所形式。

蒙古草原孕育了蒙古包这一独特的建筑之花，使人类的建筑殿堂又添一股芬芳。不过，蒙古草原上的建筑成就并不仅限于此，她的城市建筑艺术同样在人类建筑文明中居有一席之地。

蒙古草原上的城市建筑艺术，有些方面完全可以和“城廓之民”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媲美。元朝开平上都就是一个具有很高建筑艺术水平的都城。开平城位于现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境内，13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其建筑为“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

①

开平城的主体建筑物是一座用大理石垒成的宫殿，这座宫殿内皆镀金，并在墙上绘有各种动、植物壁画，显得金璧辉煌，十分富丽。开平城有个宫殿，还结合了蒙古草原的传统建筑风格，用竹子造就，可随时拆建，这种独特的建筑为城市建筑艺术增添了一种新的韵味。开平城还建有很大的御花园，是供皇帝打猎和游玩的场所。

哈剌和林是蒙古草原上另一座更古老的都城，是蒙古大帝国的首都，位于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据《鲁布鲁克东行纪》所载，哈剌和林有两个城区，一个是商业区，另一个是手工业作坊区，皇宫位于商业区。该城的建筑除宫殿和普通的民房外，还有大量的寺庙，其中有12座“偶像寺庙”、两座清真寺、一座基督教教堂。城四周环以土城墙，有四道门，每道门又有不同种类的市场，东门是卖票及各种谷类的市场，西门是羊市，南门是牛和车的市场，北门则为马市。这些记载说明了哈剌和林已是一个较为繁华、建制齐全的都城。当然，无论从建筑艺术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较后来的开平上都逊色得多，但在人烟稀少的古代蒙古草原上，能达到如此规模，已是一种壮举了。

蒙古草原的建筑园地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宗教建筑。蒙古草原的宗教建筑，以喇嘛教寺庙为主，其他宗教的建筑绝少，一般不具代表性。蒙古草原自明代蒙古族土默特部首领俺达汗大力推行扶持喇嘛教的政策以后，就遍造寺庙，到了清末已达一千余处。这些寺庙，雄伟壮丽，堪称建筑之精。从其形式上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即藏式寺庙，汉藏混合式寺庙和汉式寺庙。

蒙古草原的藏式寺庙是仿照西藏寺庙的样式而建的，以包头的五当召为代表。这种结构的建筑，具有稳重肃穆的风格，整个布局，呈不规则状，以单体庙宇自然组成，绵延数里，好似一个城镇。其中主体建筑物经堂和佛殿，规模宏大，一般为2―4层，平面呈方形，顶为平顶，内部宽大，外墙面上开有四周涂饰黑边的长方形窗户，并饰有各种喇嘛教装饰和多种藏式彩色壁画，顶层转角处还高悬金幡金羚羊、金盘等，显得沉稳华丽，独具神韵。

汉藏混合式寺庙在蒙古草原占有多数，仅内蒙古著名的就有席力图召、大召、乌苏图召、小召、五塔寺、额木齐召、莫力庙、贝勒庙等等。这种建筑是在藏式建筑艺术的基础上，吸收了汉式建筑艺术而成的一种混合式建筑。具体构造是在藏式殿宇的平顶层顶上加建极高的采光天窗，再在上面覆以汉族歇山式大屋顶，使之高高突起，并砌以各色硫瓦，有的还在藏式殿宇前端增建一突出在外的大型柱廊，与殿宇相连。 藏式寺庙殿宇，经过这一番汉式加工，就更加显得雄浑壮观。汉藏混合式寺庙的整体布局，和藏式寺庙的布局完全一样，以经堂、佛殿为中心，呈自然状绵延分布，远望如层楼叠阁，近看好似一个城镇，富有变化特色。在装饰方面也如藏式寺庙一样饰有各种喇嘛教特色的饰物，极具华丽。

汉式寺庙，顾名思义，自然是仿照汉地寺庙的样式建造的喇嘛教建筑，锡林郭勒草原的贝子庙、喇嘛库伦庙、汗白庙以及鄂尔多斯草原的准格尔西召、察哈尔草原的善因寺等都很典型。蒙古草原汉式寺庙的布局和藏式寺庙的布局正好相反，与汉地寺庙的布局一致。它有一个中轴线，将寺庙内的主要建筑贯穿起来，呈对称布局。寺庙殿宇的造型也富有汉地殿宇的风格，飞檐、歇山式大屋顶，附有柱廊、殿宇下建有台基等。不过在装饰上也有一些藏式饰物，如屋檐上、殿内的藏式彩画，房脊上的金盘、金羚羊以及各殿顶上装饰的金刹等。

蒙古草原这三种类型的寺庙建筑也或多或少地糅进了一些蒙古草原地区的文化特征。如将蒙古草原特有的敖包组合到寺庙建筑之中，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