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阳腔

戏曲声腔。亦称弋腔。元代起源于江西弋阳一带。明嘉靖年间，弋阳腔已广泛流行于今南京、北京、湖南、广东、福建、安徽、云南、贵州等地(见明代徐渭《南词叙录》、魏良辅《南词引正》等书)。在流行中，往往与当地语言和民间曲调相结合，形成新的剧种，而这些新剧种的声腔，又属同一声腔体系，即高腔腔系。其特点是一人独唱，众人帮腔，只用打击乐伴奏。清代以降，独立弋阳腔剧种反而衰落以至绝迹。今只有江西赣剧中还保留一些弋阳腔腔调和剧目。

宋、元时代兴盛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南戏，在流传和发展过程中，逐渐与各地的民间艺术结合，至明代已形成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这四大声腔并列竞争和交流发展的局面。这四大声腔都不同程度地传布到楚地，为楚人所喜爱。

明末的蕲州(今湖北蕲春)隐士袁素亮，在《赠江伶任元六歌》的序文中说：

予不闻昆之声四年矣，愁心不开，前识不昧。江西任元六能为海盐声，杂糅其气于章贡、交广之间，伶而彝者也。年富貌深，健能趣盼，自喜《怀沙》所谓“志之有像”者。子将因是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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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他对源于浙江海盐的海盐腔和源于江苏昆山的昆山腔都很熟悉，而且尤为喜爱唱腔清柔婉转的昆曲。晚明至清初，昆曲在楚地流传较广和影响较大。

不过，昆曲是文人在吸收弋阳、海盐两腔之长处的基础上改造旧昆山腔之后才盛行的，它在发展过程中偏重于唱腔的优雅和形式的精美，因此，它的流传虽广，却主要是在城市;它的爱者虽众，却主要是文人士大夫。久而久之，它逐渐失去了群众基础，违背了“大众娱乐”这一戏曲的本质特征，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相对而言，在楚地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戏曲声腔，还是被文人学士看作俗音、却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弋阳腔。

弋阳腔在元代起源于江西东部的弋阳一带。这个地区在先秦时期可以说是楚尾越头的楚、越交界之地，因此，形成在这个地区的弋阳腔便带有楚文化的特征。弋阳腔的演唱形式是“一人唱而众和之”，弋阳腔的音调特点是“其节以鼓，其调喧”，这都与先秦楚地乐歌有着渊源关系。《九歌》中的一些篇章，在演唱时就是主巫唱而群巫合之;《九歌》的歌舞伴奏也是“其节以鼓”――扬抱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如果说娱神的《九歌》，其调尚不够“喧”的话，那么，娱人的楚乐，其调就极“喧”了，《招魂》中描述：“竽瑟狂会，?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激楚之结，独秀先些。”先秦楚歌激昂高亢的声调和以打击乐器伴奏为主的特点，之所以会为弋阳腔所承袭，则是楚地在先秦形成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尚依然长期保留在民间的缘故。

在音调风格上，弋阳腔与先秦楚乐歌相近;在艺术精神上，弋阳腔也与先秦楚艺术相通。首先，弋阳腔“向无曲谱，只沿土俗”，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楚艺术那种博采众长、通变求新的精神，这便使它不象昆山腔那样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能够随时而变、随乡而通，不断克服语言不通和习俗不合的障碍，以至于在全国各地域和各阶层中广泛流传，不仅演变出义乌、青阳、乐平乃至四平、京腔、卫腔，高腔等诸支派，还创造出“滚调”(滚白与滚唱)这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和发展了戏曲文学和戏曲舞台的艺术表现。其次，弋阳腔及其诸支派发扬了“优孟衣冠”精神。它们的演出剧目，不象昆山腔剧作那样以爱情、婚姻、家庭为主要内容，而是题材广泛，既反映历史又反映现实，既反映个人的生活遭际又反映社会的政治斗争，有着很强的民主性和人民性，较好地起到了补察时政、干预社会的作用。

自明代初期，弋阳腔就开始流传。明代中叶，弋阳腔已传布广远，并且盛行于楚地。徐渭《南词叙录》记载：

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南京、北京)、湖南、闽、广用之。

明末清初，弋阳腔都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其诸支派在流传过程中又与各地民间演唱艺术结合而演变为各地高腔。仅楚地的湖南、湖北就有长沙高腔、衡阳高腔、祁阳高腔、常德高腔、辰河高腔、襄阳青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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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高腔、孝感高腔等等。

弋阳腔就好似冲出山谷而一泻千里的洪流，将中国戏曲带入了广阔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