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

南宋帅臣。字德远，汉州绵竹县(今四川省绵竹市)人。入太学，中进士第，任太常簿。靖康之变，奔赴南京，宋高宗赵构任之为殿中侍御史转侍御史。他极力建言恢复，都遭到主和派宰臣所抑制。建炎三年(1129)，金兵大举南侵，赵构避去杭州，留张浚在南京处置防务。张浚擘画经营，抚辑溃军，整饬兵力，讨平了苗傅和刘正彦的叛乱，招抚了巨盗薛庆及所部数万人，使江淮局面得以稳定。他又向皇帝上疏陈述关陕地带对恢复中原的重要性，自愿前往担负重任，奉诏命由知枢密院事改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在任所，罢斥奸赃，搜揽豪杰，训新集之兵，当方张之敌。重任吴?等名将，在大散关、和尚原等地，累次大胜金兵，从而保护了全蜀的安宁，也有力地牵掣了金兵对东南地区的进攻，由侧面保卫了江淮。张浚力主坚决抗金，招致主和派忌恨，遂加以谗毁，终致解除兵柄被贬福州。在此略后，汉奸刘麟引金兵大举南侵，金帅兀术拥兵十万，进据扬州。局势严峻之际，宋高宗起用了张浚，以枢臣身分督师江上，守军见到张浚，勇气十倍，准备奋勇决战杀敌，兀术听说张浚已到镇江，慑于威名，面色大变，仓皇率部连夜遁回北方。秦桧认定张浚是和议的最大障碍，指使党羽媒藤其“罪过”，蛊惑宋高宗将张浚远谪连州、永州等边远地区，达二十年之久。秦桧甚至诬陷张浚谋反，企图置之于死。但未得逞。秦桧病死，张浚方被召还，担任判建康府事兼行宫留守，负责江淮地区的防卫，屡次战胜来犯敌军。却又被主和派宰相汤思退排挤，改官闲散职务。赴任途中得病身故。临死沉痛地表示：“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宋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宋孝宗闻耗，震悼辍朝，追赠为太保，加赠太师，赐谥为“忠献”。张浚文武兼具，学术湛深，对儒家经典著作很有研究，著有《易解》及《杂说》十卷，《尚书》、《春秋》等经解若干卷，文集十卷，奏议二十卷。《宋史》卷三六一有本传。

南宋政治家。字德远，号紫岩居士，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政和八年(1118)进士及第。建炎三年(1129)，他在苗刘之变中因勤王复辟有功，迁枢密院事。建议经营川陕，以保东南，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建炎四年，组织富平(今属陕西)会战，损失惨重。绍兴五年(1135)，出任右相兼知枢密院事，筹措削诸大将兵权。绍兴七年，都督诸路军马大举北伐，因郦琼在淮西兵变而引咎辞职。秦桧执政，被排挤在外近20年。绍兴三十一年，金完颜亮南侵后，始再起用。隆兴元年(1163)任枢密使，都督江淮军民，组织隆兴北伐，旋因符离之战失败，虽进位右相，终受主和派攻击而罢相。不久病死，谥忠献。著有《中兴备览》、《紫岩居士易传》。

在宋金关系上，张浚力主北伐，收复中原，认为“中原天下之根本”，不可轻弃;而“中兴当自关陕始”，因为金人一旦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他反对建都临安，“以为东南形胜，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宋金关系关键在于双方实力的消长，“金强则来，弱则止，不在和与不和”，故而应“汲汲修备治军，常若敌至”。他素有中兴之志，欲建中兴之功，以为“非君臣同德一心，慨然有高天下之气，事未易立”;“自古有为之君，腹心之臣相与协谋同志，以成治功”。

张浚一再以“道理”来规范君道，所谓“道理所在，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天下自有要道，随时举措，则尽得天下之心，而致治不难”。而“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他要求人君应从自身“修德”做起，“修正其身，绳正左右”，只有“强勉修德，先正其身”，才能“斥去邪佞，登崇俊良”;“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敌仇自服”。

张浚重视用人的重要性，指出“为君有要道，在夫善用人而已”，而“圣贤之君，必选端正忠实之士，以充左右侍从之列，广问博询，而奸邪壅蔽之计不行”;而人君“进退人材，为民而已”，选择监司守令等亲民之官的标准，应该“有功于民”，只须“试之州县，参之舆论，见其可用则用之，见其可去则去之，见其可罪则罪之，不必谓既用之于前，而遽废之于后也”;人君尤其应当留意那些“托君子之言，行小人之志”的佞幸奸邪。但他同时认为，艰难多故之时，君主尤应“固结人心”，因为“敌情不测，人心易怨，君人者倘有差失，祸乱不旋踵而至”;在非常时期，人君更应“掩人之过，成人之美”，使他们归心而乐用，即便对“得罪于名教者”，也只须“远而去之，不委以心腹之任”。

在治军上，张浚认为人主御将，虽“当结之以恩，待之以礼”，但“服将帅之心，莫若一循理道，而加以至诚”;对将帅的任命，既应“苟于吾心未见有可用之实，勿轻以畀付”，也须“知之而后用，用之而勿疑”。他强调“用兵之道，贵在专一，心有所主，不忧中制，则虽败而能胜，弱而能强”，“号令出于一，则令严而事有所济”。他反对借重民兵，认为“无益于御寇，只以召乱”;而强调士卒的重要性，提出“有精练之卒，然后可以议严训之方，有训练之兵，然后可以议兵器之利，有坚利之器，然后可以议破敌之计”;而整治军旅，最忌“不察其情，不原其心，故罚不当罪，下多怨怒而深恨之者”，许多不测之变，“殆由是而生”。

在治国大政上，张浚反对无原则地薄赋省用，体恤百姓，赞成为了“排大难，除大患”，允许“取之于民有不得已者”;对于官爵赏赐，他指出，一方面要防止“赏幸予私，?情纳贿”，一方面应用来“激励将士，至于忘身”;他支持增加官员的俸禄，认为“日用不给，何以责廉”，建议“省其员，优其俸，然后责之以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