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学派的形成及其特点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弟子繁多，情况复杂。有名的前期弟子计有子路、冉有、宰我、子贡、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原宪、子羔、公西华等;后期弟子计有子游、子夏、子张、曾参、有若、樊迟、漆雕开、澹台灭明等。这些弟子，分散在各国，主要是分散在齐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各自开门授业，形成许多派别。据《韩非子?显学》“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说，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把“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划为两派，因为二人不同时代;而后人多把“思孟”并提，称为“思孟学派”，因为二人思想一致，一脉相承。

子思，孔子的孙子，名?，在孔门再传弟子中造诣极深，著有《中庸》传世。孟子，名轲，鲁国公族“三桓”孟孙氏之后，没落后，迁居邹(今山东邹城市)，为邹人。生于公元前372年，活了84岁，成为孔子儒学的正统传人，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封建时代被誉为仅次于孔子的圣人，称“亚圣”。儒学也常称“孔孟之道”。孟子怎么同子思联在一起，成为一派的呢?这主要是二人观点一致，决不是《汉书?艺文志》等著作说的，孟子是“子思的学生”。子思比孟子早百余年，是不可能见面的。还是司马迁说的是：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是子思的学生的学生。不过从思想体系讲，思孟为一个派别。这一学派，自宋代以来被称为孔子儒学的正传。《二程语录》说：

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

不管曾子为孔子正传之说是不是事实，曾子与子思、孟子的思想是在一条线上发展的。

孟子对孔子、曾子和子思推崇备至。他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又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下引《孟子》只注篇名)孟子距孔子近200年，怎么学法?其中介自然是曾子、子思。《孟子》七篇，引曾子语9处，引子思6处，都是赞誉之辞。《孟子外书》载：“曼丘不择问于孟子曰：‘夫子焉学?’孟子曰：‘鲁有圣人曰孔子，曾子学于孔子，子思学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孙，伯鱼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轲尝学焉;是以得圣人之传也。”(《性善辩》)《孟子外书》虽系后人伪托，但讲的却近事实。拿《孟子》与《中庸》对比，许多意思是一脉相承的。故《荀子?非十二子》曰：“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曾子对孔子的继承是片面的。曾子以孝出名，为人拘谨。其父用锄头打他，他站着不动，结果被打伤，孔子说他死心眼，几乎陷父于不慈。曾子主张“犯而不校”(《论语?泰伯》)，一生如他引《诗》说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同上)。在曾子那里，孔子的进取和斗争精神没有了，而走入了以德孝为主的“内省论”一途。如《论语?学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内省论”强调自我内心修养，“反身而诚”，忽视客观现实斗争实践，认为只要加强自我修养，人们就能上下与天地同流。宋代叶适说：“案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宋元学案?水心》)

子思继承并发挥了曾子的内省说，强调“本诸身”和“至诚之道”。《中庸》说：

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二十九章)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二十四章)

子思还掌大了孔子罕言的天命与人性，《中庸》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三十章)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二十二章)。

大哉! 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二十七章)

这种“天人合一”思想，是在西周宗教上加上了一层“修养”的外衣，把孔子说成是“尽人性”、“尽物性”、“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以德“配天”的教主。孟子承袭子思，故称思孟学派。

思孟学派的特点，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作了评价。《非十二子》说思、孟是：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

这个评价抓住了思、孟的特点：

一是“材剧志大”。子思以孔子配天，孟子以自己配天，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告子下》)，这人就是孟子自己。再看其善养“浩然之气”的事天气概，更可见其“材剧志大”的特点。

二是“闻见杂博”。他“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仅“闻其大略”，便敢大胆造说。如他对“周室班爵禄”和“井田”制(见《滕文公上》和《万章下》)的阐释，一边说“其详不得而闻”，一边又讲得那么具体，足见其“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

三是“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无类”就是附会，“无说”、“无解”是笼统，讲不清楚。这在《中庸》和《孟子》中是常见的。如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上》)“无君无父是禽兽”的推理，在逻辑上是“无类”的，“无君”、“无父”、“禽兽”等笼统而无详说的评价，是扣大帽子，是“幽隐无说”、“闭约无解”的典型。当然，孟子不愧是伟大的学者，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后来他在与墨家的论辩中从对手那里吸收了有关类概念的逻辑思想，从而丰富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