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宏的藏文大藏经

藏传佛教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支派，公元7世纪中叶，由印度和汉地分别传入西藏，藏人当时称之为sang-rgyas-kyi-bstan-pa，意思是“圆觉之教”与当时当地流行的苯教Bon相对而言，目前又有人称为喇嘛教(lamaism)，那是佛教传到西藏后与当地固有的宗教――苯教(Bon)结合而成的产物。佛教的思想体系和苯教的崇拜、信仰杂揉。藏人以佛教的哲学道理去统驭苯教的轨仪，以苯教的方术神祠去附丽佛教的观念，佛、苯二教由长时期的斗争，转化为融合。当地人逐渐熟悉了外来的佛教思想，而且新的文字创造了，新的思想介绍进来了，西藏地方上上下下都在学习，一股进取向上的精神蔚然成风。就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佛教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巩固自己的思想阵地，开始了大量地翻译经典，丰富藏文文献的工作。在公元8―9世纪之间，以佛经翻译为主，形成藏族文化的空前繁荣。这固然由于藏族统治者大力提倡，支持翻译事业，使翻译工作成为最时髦，最受尊重的职业，同时，也由于人们渴望获得新的知识，憧憬着新的美好的前程，需要向外拓展视野，需要丰富精神和文化生活，所以翻译的事业进行得蓬蓬勃勃，很有生气。佛经翻译多了，再辗转传抄，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愈演愈繁，越传越广，不得不编定目录，以免翻译工作的重复、浪费，这就是“三大目录”的来历。尽管战乱纷攘，兵祸连结，佛教的信徒仍然孜孜兀兀，成年累月把翻译、传抄、流布和编目的事业向前推进。公元13世纪，藏族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大批藏人在大都(今北京)朝廷里官居高位，传教的、经商的、朝拜的、进贡的，藏族人士络绎不绝。人们在北京、杭州、成都等地目睹内地文化事业的发达，学术方面的成就，因而，就有进一步整理编辑佛藏的要求，并且具备了物资和文献的条件。于是先在那塘寺(snar-thang)编定了第一部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部(佛语部)和丹珠尔部(bstan-vgyur)(论疏部)。事实上，这是第一次藏文大藏经的结集。从事这一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世尊智剑(bcom-ldanrig-ral)和卫巴洛赛(dbus-pa-blo-gsal)，当然是受到八思巴及其家族长官们的鼓励和支持。《贤者喜宴》曾描写八思巴的弟子绛央从大都远送纸、墨到萨迦，就是证明。他们在编辑那塘大藏经时曾经使用、参考了秦浦(mchibas-phu)、庞塘(vphangrhang)和登迦(ldan-dkar)三大目录，得助于霞鲁、翱尔和萨迦的许多学者。有人曾把这一次缮抄的本子说成是“那塘古版”，那是推测和想象，事实上，至今在藏区没有一张那塘古本出现过。在这之后，由蔡巴贡噶多吉(hsaal-pa-kun-dgav-rdo-rje)以万户长之尊亲自主持完成一部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部的缮抄工作，定名为“蔡巴甘珠尔”。为了做得更加完美，他聘请当时最有声望的佛教学者布顿?仁饮珠(buston-rim-chen-grub，1290―1264)负责审定，于是这一手写本，在整个藏区成为最有权威性的精审本，并广为流传。至于说到印刷藏经，第一次刊刻本出现在明代永乐八年(1410年)，据传是铜版，以仇印传世，那是永乐皇帝迎请噶玛巴得银协巴，封以大宝法王并请他主持灵谷寺的盛大法会，超荐先皇先后，并着重为超荐刚刚去世的徐妃(据传是大将军徐达之女)而请大宝法王审订的藏文甘珠尔。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云南丽江府土司木增邀请第六世噶玛巴红帽活佛噶旺?曲吉旺秋(1584―1630)主持开雕新的甘珠尔藏经，直到明天启三年(1623年)完成，被称为章?三?版(又称里塘版)。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雕，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完成了北京木刻本甘珠尔;乾隆二年(1737年)完成了丹珠尔刻本，就成为著名的北京清刻本全藏。与此同时，卓尼版、那塘版和德格自动差不多都在同一时期完成了刻本。日本大谷大学在本世纪60年代影印出版了北京版甘珠尔、丹珠尔全藏，并以宗喀巴师徒三尊的文集入藏，共166函，成为一个新的合用版本;日本东京东北大学除了出版德格版藏文甘珠尔、丹珠尔目录以外，又开始影印出版德格版全藏。成为刊刻藏文大藏经的最为兴旺繁荣的时期。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库伦开雕，宣统二年(1910年)完成了库伦版的甘珠尔，又称URGA版，匈牙利藏学家格?贝伦法微(CEZA.BETHLENFALVY)编了一本“库伦藏目录”，1980年在新德里出版。1937年拉萨版木刻本是最后一种刻本。以上几种版本可以用表说明如下：

藏文大藏经刻本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