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中原诸子哲学的形成

春秋200多年中，社会经历着急剧的变化，春秋中期已开始了礼崩乐坏的过程。但贵族的卿士大夫，犹坚持着以礼自勉和以礼相责，把它作为判定是非的尺度。到了战国时期就起了根本的变化”《战国策》一书共33篇，约12万言，全书中提到礼字仅20多个，而且多是指人情礼节的仪式而言，与春秋时期把礼当作伦理道德最高原则的性质绝然不同。战国之世不好言礼，且以蔑视礼为高明。在《战国策?秦策二》中提出：“事异而礼易…，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世俗化而礼与变俱。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殷夏……不易礼而灭;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贵)也”。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原各国先后经历了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调整和改革，世官世禄也随之而崩溃，旧的世家贵族日趋没落腐朽，战国时期从贵族中再也产生不出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原各国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士的阶层，这就是先秦诸子的前身。在郑国和宋国等地，有了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的老师和学塾，在这种民间教育形式下，培养出一批中原的卓越人材。如郑国的壶丘子林、伯昏瞀人等，教育出大政治家子产和思想家列御寇;宋国商容的学生就是道家创始人老聃，这些人在中原地区私人讲学，都要比孔子为早。这种私家讲学和非贵族的平民从学的风气，在圃田尤为特出，列子说：“郑之圃泽多贤，东里多才(《列子集释?仲尼篇》)”圃泽即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县，有田丰子，东里有邓折，在那里授徒讲学。自从中章、胥已以平民身分出仕为大夫后，“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韩非子集解》卷十一)

在这些出仕为官和授徒讲学的新兴士人当中，有一些有志之士，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

①

，于是诸子百家之学取代了古代无所不包、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形成韦伯和帕森思所说的古代“哲学的突破”，这一突破导致文化学术系统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导致不同的学派并起争鸣。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这些争鸣的学派归结为六家，即儒、道、法、名、墨和阴阳家。班固根据刘歆的分类，在六家的基础上增加了纵横家，农家和杂家，称为九派。各家各派在中原都有它的代表人物。道家有老聃、庄周、列御寇、宋?、阳朱、魏牟等人，可以说中原是先秦道家的发源地。法家有邓析、李悝、申不害、商鞅、吴起、韩非、李斯，也几乎包括了主要法家的全部名单。名家的惠施，墨家的墨翟，纵横家的苏秦、张仪，儒家的子贡、子夏，杂家的吕不韦等，这些学派的创造者或著名代表，都出生于中原地区，还有许多诸子百家中知名人物，如白圭、范蠡、尉缭等都是中原人。中原诸子在百家争鸣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留下的高文典册，是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精华。这里着重介绍中原道家的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