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要地的巴蜀

巴蜀战略要地的作用，表现为地区的封闭性，易于割据称王。该地区富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巴蜀地区也是大量的军费开支，战争物质的主要供应地区。所以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巴蜀地区的控制。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论述说：“是故从来有取天下略者，莫不切切于用蜀。秦欲兼诸侯，则先并蜀，并蜀而秦益强，富厚轻诸侯。晋欲灭吴，则先举蜀，举蜀而王?楼舡自益州下矣。桓温、刘裕有向中原之志，则先从事于蜀。苻坚有图晋之心，则亦兼梁益矣。宇文泰先取蜀，遂灭梁。隋人席巴蜀之资，为平陈之本。……唐平萧铣，军下信州。后唐庄宗灭梁之后吞蜀，未可谓非削平南服之雄心也。宋先灭蜀，然而并江南，收交广。”

但是，巴蜀作为战略要地更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首先，巴蜀地区是中原地区与南方各国联系的主要通道，特别是与缅甸、泰国、印度联系的主要通道。早在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在大夏(今阿富汗)发现了巴蜀的产品。据了解，这些产品是经身毒(今印度)传入大夏的。张骞推想，巴蜀之地应有通往印度的道路。公元前122年，汉武帝令张骞自蜀(今四川成都)，犍为派遣四路特使，寻找通往身毒的道路。四路特使各行走了一两千里，都没有找到通往身毒的道路而返回。但这次出使，却打通了通往滇国和夜郎国的道路。当汉特使抵达滇国时，滇王当羌对特使说：“汉孰与我大?”夜郎王也有同样的问法。于是，“夜郎自大”就成为今天的一句成语。在这以后的努力中，终于打通了通往缅甸、泰国的道路。这就是今天称之的南方丝绸之路。

其次，巴蜀地区也是南北少数民族流动迁移的必经之地。公元298年，西北少数民族和汉族10余万人因饥荒辗转流动，最后进入巴蜀地区，主要分布在广汉、蜀、犍为三郡。当时，西晋益州刺史罗尚对这些游民进行残酷的盘剥，激起了游民的反抗。首先在绵竹起事，拥推赉人李特为首领，公开与西晋政权对抗。经过几场大的战斗，最后攻占成都。于公元306年建立大成政权。历史上也称成汉政权。政权一共维持了44年。这是巴蜀史上时间较长的割据，也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在隋唐时期，贵州的少数民族僚人，大约有10余万人迁移进入巴蜀，分布于各个地区。其中岷江和沱江中游，渠江的上游最为密集。此外，西北少数民族羌、氐、胡也有部落先后进入巴蜀地区，主要分布在川西高原。因而在川西高原，不但种族复杂，部落繁多，而且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水平也不一致，显现了较大的差异。长江沿线的?人也沿长江向川西平原迁移，一直进入到川西平原的中心――成都。

从四方迁入巴蜀地区的少数民族，一方面对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的稳定有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许多少数民族就逐渐地交往融合，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或被较大民族同化，从而使巴蜀地区成为民族大融合的舞台。加之自清雍正年间，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取消自元以来实行的土司制，实行行政官员的任命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扩大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范围。这种民族交往、融合的过程，对于巴蜀文化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其三，巴蜀地区也是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的交锋地区。中原政权要保持中原地区的安宁，镇抚南方、西方少数民族政权，就必须扼守巴蜀之地。所以，中原政权经常向巴蜀地区派驻管理少数民族的官吏。即使如此，巴蜀地区的征战也十分频繁。唐代，西藏高原崛起的吐蕃王朝的势力向西扩展，与唐王朝的征战就在川西高原上展开。公元638年，松赞干布以迎娶唐公主为名，率兵攻破白兰羌和党项羌，挟众20万直抵松州(今四川松潘)西境。文成公主和亲之后，有几十年的和平。公元680年，吐蕃以羌人为向导，又攻占了茂州(今四川茂汶)西部的安戎城。此后，在川西高原上展开了连绵的征战。直到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内部的分裂，彻底崩溃，这种征战才告结束。类似的征战在历史上屡有发生，通过战争也会发生各种文化交流，对巴蜀文化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尽管战略要地的影响不像自然环境那样对巴蜀文化的形成有直接关系，但由于这种地位造成的文化交流却具有重要意义。它既带来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掺杂了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巴蜀文化的独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