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谋略的类型

欲擒故纵术

欲擒故纵亦即老子所说“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之意。其用意无非在麻痹对方，而后乘机反击。此术既适用于政治，也适用于军事。

《左传》(图301)记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郑庄公克段 于鄢一事，即是一例。郑庄公之母武姜喜欢小儿子段，但不得立，便请求封段于京城。庄公同意了。大夫祭仲劝阻说：京是大都城，此议不合先王占制，将来段势力扩张了，难以控制，不如早日设法阻止。郑庄公说：这是母亲姜氏的意思。又言：“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其实这是“故纵”，是计谋。不久，段又收西鄙、北鄙二邑依附于他。公子吕说，国无二君，建议早日除去。庄公说，不用急，段骄傲放纵，将自及于祸。继而段又扩张势力至廪延邑。子封提议，可以动手了。庄公说，段多行不义，将失去人心，会崩溃的。段愈益放纵，于是整治甲兵，组建军队(当时是临时征兵)，准备偷袭都城，由其母作内应。庄公并没睡大觉，而是早有准备。一得到段的情报，认为时机已到，便下令子封统帅兵车二百乘伐京城。段一败再败，出奔共邑。郑庄公施展计谋，对其弟段一纵再纵，麻痹段，使其狂妄自大，师出无名，丧失人心，得不到支持，从而犯下大错。庄公这一计谋，也是针对他母亲姜氏的。

公元前5世纪60至50年代，晋国四卿中智氏最强，智襄子(即荀瑶)为政，狂妄自大，侮辱同为晋卿的韩康子和大夫段规。族人智国劝谏说：“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襄子说：“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智襄子要韩康子割让邑田。康子不想给，段规劝说：“不如与之”，以待事变，如果智氏得地，将更骄傲，必定会向别的卿大夫索地，引起争端。韩康子割让了万家之邑。智襄子又向魏桓子求地。魏桓子不想给地。魏相任章说：“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故辅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魏桓子也割让了万家之邑。智襄子又向赵襄子求地，被拒绝，便挟同韩、魏二家，进攻赵氏，包围晋阳。赵襄子暗地同韩、魏二氏联络，反戈一击，大败智氏军队，杀智襄子，尽灭智氏之族(见《资治通鉴》卷一)。这是欲取故与术的典型之事例。

司马懿(图302)杀曹爽的史实，是成功利用欲擒故纵术的又一实例。三国曹魏齐王芳继位时(239)，年刚8岁，由曹爽和太傅司马懿共同辅政。曹爽系皇族，结交何晏等为党羽，势大权大，后独专朝政。司马懿亦施展欲擒故纵术，托言有病，不理朝政，故示忍让，以麻痹政敌。公元248年冬，河南尹李胜外调荆州刺史，谒懿辞行。懿伪装中风病复发，由两婢搀扶，不会穿衣，不能持杯，婢喂粥，流满胸前，胜说话，听不懂，自己则口齿不清，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李胜告诉曹爽说，“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曹爽愈骄，不为防备。翌年正月，皇帝谒陵，曹爽带各将领率禁兵随从，不留将兵守城。司马懿见时机已至，以皇太后令关闭各城门，起兵举事。曹爽失败，兄弟及何晏、李胜等皆夷三族。(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五)

类似的计谋，不仅汉人，少数民族首领也会运用。匈奴单于冒顿对待邻国东胡，是又一典型例子。冒顿立为单于后，正值邻国东胡族强盛，东胡族听说冒顿是杀父自立，便来勒索，要求冒顿赠送其父头曼单于的一匹千里马。群臣都说：这是匈奴宝马，不能给。冒顿则说，怎么可以爱一马而开罪邻国呢，于是答应了东胡王的要求。东胡王以为冒顿怕他，不久，又向冒顿索要所爱的一位“阏氏”妃妾。冒顿照样慷慨赠送，以麻痹敌人，以激怒匈奴部众。“东胡王愈益骄，两侵”，要求割让两族居地之间的“瓯脱外弃地”。冒顿对部众说：“地者，国之宝也，奈何予之!”马上起兵，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匈奴军队突至，东胡大败被灭(见《史记 ? 匈奴列传》)。

清顺治皇帝福临即位时才6岁(虚岁)，由睿亲王多尔衮与郑亲王共同辅政。入关之役，多尔衮为首功，威权独隆，大权独揽，加封为“皇叔父摄政王”，继又晋封为“皇父摄政王”。福临及其生母皇太后博尔齐吉特氏不仅无权，还受欺压。皇帝信符移放于摄政王府，批答章奏，即用“皇父摄政王”之旨。一说太后曾嫁与多尔衮。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病，训示要福临以家人礼前往省视。福临果如命而往。是年十二月，多尔衮率诸王贵族等猎于塞外，卒于喀喇城。丧礼完全按皇帝仪式，灵柩将至时，福临亲赴东直门外五里跪迎祭奠;当日即命大学士刚林等赴摄政王府，收缴信符及赏功册归宫内。福临于翌年正月宣告亲政，大权始归于他母子俩。不久，又证成多尔衮逆谋及僭越的罪名，追夺爵位封号，籍没家产，党羽刚林等或处死，或判刑，或革职。这是长期忍辱等待，欲取故与。时福临不过虚岁13岁，导演这幕政治剧的是精明能干的皇太后。

顺治皇帝死后，子玄烨继位，即康熙皇帝(图303)，时年虚岁8岁，由鳌拜等四大臣辅政。鳌拜藐视玄烨年幼，大权独揽。康熙六年(1667)，玄烨亲政。时辅政大臣索尼已死，不久，另一辅政苏克萨哈为鳌拜所诬陷，假王大臣会议，列24大罪名，拟判凌迟处死。玄烨明知其冤，初不允。而鳌拜跋扈，攘臂上前，强奏累日。玄烨退让，改判绞刑。鳌拜仍结党擅权，又托病不朝。玄烨亲往探视。御前侍卫发现鳌拜床席下有刀。玄烨笑言：刀不离身，是满洲风俗，不动声色。玄烨常与满洲小儿做摔跤游戏，鳌拜以为玄烨童心未泯喜好玩乐，不以为意。康熙八年，鳌拜入见，竟为所擒，然后治以30大罪，特恩免死，党羽皆立斩，玄烨始收回大权。这也是欲擒故纵术，可能又是太皇太后出的主意。

秦王政(即秦始皇)(图304)九年，时21岁，已知??非太监，因得太后宠幸，独揽大权，容忍未发，还封侯赐邑。待?举兵叛乱，立即下令镇压。这也属于欲擒故纵术。只是《史记》语焉不详。

至于诸葛亮(图305)七擒七纵孟获，不是消灭他，以其在西南地区有威信，为夷汉所服，目的是使孟获心服，以协助维持该地区的安定，这更是欲擒故纵术成功与巧妙的运用。

笼络人心术

有些君王和权臣颇懂得笼络才能之士为其出力，甚至卖命，这在政治斗争中会起到很好作用。笼络人心的另一目的，在于缓和敌对或反对的情绪。

齐桓公和晋文公所以称霸诸侯，其重要原因是，他们有度量，知人善任，会施展计谋，笼络人心。公元前686～前685年，齐襄公被杀，齐内乱。诸公子争位，公子小白自莒率兵先回国，自立为君，即齐桓公。管仲(夷吾)辅佐公子纠，流亡鲁国。鲁起兵，纳子纠，与齐师战于乾时，鲁军战败。但在战斗中，管仲箭射桓公，中其带钩，桓公几受伤。齐桓公听鲍叔的推荐，不记射钩之怨，接回管仲，并以礼相待，为齐相。管仲由此尽心尽力辅佐桓公，齐国遂富强起来，称霸诸侯。

晋公子重耳(后为晋文公)流亡在外，子犯(狐偃，重耳舅)、赵衰等随从。公元前636年，秦穆公以军队送重耳回晋国。渡河前子犯给重耳一玉璧，说，路上得罪之处甚多(如强迫重耳离开齐国，重耳曾大怒，以戈逐子犯，说事无成，将食舅氏之肉云云)，请从此告别。重耳知悔，投其璧于河，发誓说：“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晋文公后成霸业，得子犯、赵衰等之力甚多。晋文公即位后，曾赏赐随从流亡诸臣，但遗漏了介之推，介不言功，与母亲同隐，后死。晋文公以绵上地方为其祭田，并说：“以志吾过，且旌善人。”表扬死者，并向其谢过，是为了安抚生者。这是笼络人心术的又一应用。

此术的运用不限于君王，将相中重视笼络人心的也不乏其人。战国时期，魏公子无忌封信陵君，平时礼贤下士，闻大梁东门监者侯赢是隐士，亲自往迎，为之执辔驱车、过闹市，至家，引至上座。又经侯生推荐，结交隐士屠者朱亥。后得朱亥之力，椎杀老将晋鄙，夺其军、救赵邯郸之围。公子夺得大军指挥权后，下令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遂得精兵8万人，秦军闻而解围去(《史记?魏公子列传》)。这也是笼络人心术。

赵国将领赵奢(与廉颇同时)，“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赵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因为如此，赵奢后来能大破秦军于阏舆而救韩。赵国北部边防良将李牧，驻防代、雁，市租所入，都用为士卒费，日杀数牛飨士，厚遇战士，故得其死力，大破匈奴十万余骑。秦将王翦率兵攻楚时，先休整军队，“且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之，亲与士卒同食”(均见《史记》本传)。以上数例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团结兵民，与之共生死，也属于政治谋略。

汉高祖刘邦(图306)善于施展计谋 ，笼络部将和士民。刘邦占领咸阳后，与诸县父老约法三章，除秦苛法，大得秦人之心，后赖秦人支援后勤之力不少。项羽令人杀楚义帝(楚怀王孙)于江南，大失原楚人之心。刘邦引兵出关至雒阳(即洛阳)后，公开为义帝举丧三日，并遣使告之诸侯，共同讨伐项羽。刘邦善待陈平，陈平一生都为刘邦父子尽力。韩信归汉后，直到项羽灭亡，刘邦 一直信任他，常委以重任。公元前203年，韩信将兵击斩楚将龙且，俘虏齐王广，尽定齐地，遣使报告汉王，说齐人诈伪多反复，请为“假王”，以镇摄。刘邦闻后大骂说：“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暗踩他脚，附耳陈说利害。刘邦很快醒悟，又改骂道：“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 何以假为?”乃遣张良持印封韩信为齐王，征其兵击项羽。项羽派武陟去游说韩信，鼓动其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韩信谢绝，并说：他“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画不用，故倍(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从，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我谢项王。”不久，齐人蒯通也游说韩信，劝其中立，成三方鼎立之势。韩信回绝，又说了类似的话，如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云云。其实刘邦如此“厚遇”韩信，只是一种计谋，笼络其心，使其尽力。待其称帝统一天下，便反过来以诡计夺回韩信兵权，继之囚禁，终为吕后所杀(见《史记? 淮阴侯列传》)。

东汉光武帝刘秀也善于施展计谋。更始二年(公元24年)秋，刘秀受更始帝封为肖王，连破铜马军于河北，招降很多，封其渠帅为列侯。但降者心犹不安。刘秀了解他们心意后，下令各归营勒兵，自己乘轻骑，巡视部阵。降者相语曰：“肖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心服。刘秀便将降人分配诸将，众至数十万。所以他的部队善于作战，刘秀也被关西人称为“铜马帝”。光武帝在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38年)颁布了一系列释放和禁止杀伤奴婢的诏令，前后12次。这是很进步的政策。如其中一次释放奴婢的诏令，仅限于青、徐二州，这是针对割据势力张步、董宪的;另三次限于凉州、益州，这是针对隗嚣、公孙述等敌对势力的，是为了笼络这些地区的人心(见《后汉书 ? 光武帝纪》)。

王莽从发迹、专权到篡位，一部分原因是靠耍弄计谋。王家是西汉元帝王皇后的家族。成帝时，帝舅王凤辅政，其弟封侯的前后9人。莽父早死，未及封侯，在诸堂兄弟中，地位低，家财也少。他表现为勤俭好学、彬彬有礼，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兄之孤子都很周到，对待各伯父、叔父则曲意逢迎，很有礼貌，因而名声很好。其间，伯父辅政大将军王凤生病，王莽在旁侍候，亲自尝药，甚至蓬首垢面，不解衣带，一连数月，深得王凤喜欢。王凤死前，将王莽托付给王太后。王莽对叔父成都侯王商也曲意逢迎。由此他步步高升，终被封为新都侯。他又折节结交名士陈汤等，后者便为王莽吹嘘，制造舆舆论。他的姑表兄弟淳于长有才能，位列九卿。王莽设法陷害，使之终于被杀。这样就为他攀登权力高峰，扫清了道路。公元8年，王莽叔父大司马王商乞致仕，荐莽自代，莽便升为大司马辅政。他为了使其名誉超过前人，更加克己待人，礼贤下士，网罗“贤良”做属吏，所得皇帝赏赐，都用以飨士，生活更加俭约，其夫人甚至穿破旧布衣。这一切作为，其实都是弄虚作假，以笼络人心，结为死党，一俟时机成熟，便篡位称帝。王莽称帝后，又搞改制，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实行井田制，并改名奴婢为“私属”。这原也是笼络人心的权术，但结果反而引起天下大乱(见《汉书 ?王莽传》)。

王莽以权术起家，而他的失败也与他所玩弄的权术有关。所以并不是任何权术都能收到政治效果的，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曹操(图307)也擅长使用计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开头概括说：“太祖少机警，有权数。”权数亦即权术。末附评语，说：曹操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克成大业。可见其对笼络人心术运用的精到和熟练。汉献帝初平三年(192)中，鲍信等迎接曹操领兖州牧，与黄巾军战于寿张东。黄巾兵皆精悍善战，人数又多。曹操兵少，又多新兵，不习战斗，多怀畏惧。曹操披甲戴胄，亲临前线巡视，明劝赏罚，鼓励将士，军心大振。鲍信力战而死，找不到尸首。操乃刻木如其状，祭奠痛哭，以收将士之心。献帝建安元年(196)，刘备由曹操荐举，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侯，领徐州，遭吕布袭击，战败后到许昌投奔曹操。程昱劝操杀之，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不同意，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而且相待之礼愈重，表为左将军，“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袁绍之流不在话下。曹操明知刘备也是英雄人物，不会久居其下，将来可能成为劲敌(后来果成劲敌)，但这时刘备既已归附，且又势穷来投，杀之没有名义，会失去其他许多有才能的贤士之心。此举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失策，但所失者小，所得者大。很多才士为曹操笼络，或出谋划策，或攻城略地，终生为其尽力，助其成就霸业。曹操所用计谋，是同一定原则相结合，并不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是他的事业获得很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曹操对待关羽也如此。建安五年，刘备投奔袁绍，关羽守下邳，战败，为曹操所擒。曹操任命为偏将军，厚礼相待。曹操赏识关羽也是英雄人物，但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便叫张辽去试探口气。关羽感叹说：他非常感谢曹公对自己的厚待，但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能背叛，终久要离开的。不过走以前定要有所报答。曹操听了张辽回报，认为羽是义士。不久，关羽和张辽为先锋，救白马之围，羽奋勇斩杀袁绍部将大将军颜良而还。曹操知道关羽必走，表封为汉寿亭侯，赏赐更重。关羽则将所得赏赐全部封存，留书辞别而投奔刘备，左右要追击，曹操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走了一个关羽，但却很好地笼络了曹操麾下众部将的心。

曹操任兖州刺史时，辟东平毕谌为别驾(州属官)。张邈叛投吕布时(194)，劫谌母弟妻子。操曾遣谌回兖州与其母妻相聚。谌初表示无二心，继又亡归吕布。到了建安三年，曹操破吕布，生俘毕谌。大家替谌担心，恐受严处。曹操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 吾所求也。”不但不杀，还任命他为鲁相。

建安七年，曹操在家乡谯县驻军时，下令抚恤从军将士。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如此抚恤死难家属，也是为了笼络活着的将士们的心。

建安十二年，曹操下令说，起兵以来十九年，所征必胜，不是他的功劳，是众“贤士大夫之力”，他不能一人专享其劳，而应论功行封，于是封功臣20余人为列侯。又下令，将他个人所得3万户租赋，分与诸将、属吏以及死难者的遗孤。而令中的言辞，很能起笼络人心的作用。如云：“昔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多年来，他“与诸将士大夫共从戎事。幸赖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才能平乱建功。他不能一人窃得大赏，而应分与大家。(以上见《三国志》)

刘备(图308)也擅于笼络人心。《三国志 ? 蜀志》记载，刘备在四川时，“厚树恩德，以收众心”。注引傅干评论说：“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但记载不详。

刘璋降后，蜀中财赋很丰盛，刘备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对于刘璋旧部，即使是过去所忌恨的，也都任以显职，“有志之士，无不竞劝”。最典型的事例是临终托孤。刘备病危时，召诸葛亮交待后事说：“君才 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即后主刘禅)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完全是权术，把诸葛亮像套马一样笼络住了。诸葛亮感激流涕，表示要“竭股肱之力”，“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诸葛亮倒是实践其诺言，至死不二。

唐太宗李世民(图309)也善于笼络人心，其笼络对象，一是广大民众，一是官僚士大夫。他笼络民众主要是政策，如继续推行均田制，减轻徭役租调，开仓赈济等。如他自己所说，“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以致富。又批评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遂致灭亡”。他遵从古人“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之训，接受了荀子的民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学说。对于各集团各派系的官僚士大夫，他尽量网罗，特别是对原属敌对势力的文官武将，他都争取其归附，收为己用，其具体做法是：不念旧恶，化敌为友，因才任用，论功行赏，一视同仁，公平待遇，此外还纳谏如流。

隋唐之际，政治情况很复杂，天下分成许多政治军事集团，亦即群雄争夺江山。李世民(唐太宗)协助其父李渊打天 下之初，无论从兵力或是从将吏来说，力量并不大。李世民善于争取敌对集团将领和 士大夫的归附，加以笼络，收为己用，如温彦博、秦琼、崔玄义、尉迟恭(敬德)、程咬金(知节)、李?等。

公元626年，李世民率诸将领，射杀太子建成及弟元吉，是为“玄武门之变”。不久，李世民继位，但局势并不很稳定。此后唐太宗施展了更高明的谋略，稳定了局势。其中对待魏徵，是最突出的例子。

魏徵学识渊博，才气横溢。曾为李密书记，后随密归唐。武德中，为太子建成“洗马”(太子宫官)，曾劝建成早日设法除去秦王李世民。建成败后，唐太宗责备魏徵，为什么离间他兄弟? 徵说如果太子听从他的计谋，不至有此次灾祸。唐太宗器重他的才能，不仅没有杀他，即位后，反而升他为谏议大夫。以后魏徵多次谏诤，大都被采纳施行。这对于巩固初唐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

王?也曾任太子建成“中允”(亦太子宫官)。唐高祖曾以其辅导太子无方，流放?州。建成死后，唐太宗也召他为谏议大夫。王直言切谏，也很得太宗的信任和重用，后升任“门下侍中”(宰相之一)。除重用魏徵、王?以外，唐太宗还下令赦免前太子宫及齐王(元吉)府官属，有些还委以新职。而与此同时，前秦王(李世民)府属左右还有未得官的。中书令(宰相)房玄龄曾提出意见，并说秦府旧属有怨言。唐太宗解释说：“用人惟才，不论旧故，不如是则私。”又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

贞观六年(632)，太宗在九成宫宴请近臣。长孙无忌不满，说王?、魏徵以往是隐太子(即建成)左右，他见了若仇人，不意现今又同席会宴。太宗解释说：“魏徵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值得嘉奖擢用。”魏徵听了当然非常感激，此后更加尽心尽力为唐太宗出谋划策，直言谏诤，补救太宗的缺点和过失。

房玄龄、杜如晦作为太宗秦府旧属，其实更受重用，实权更大。太宗常常平衡于新旧之间，施展其笼络各方面人心的权术。如撰写《威凤赋》，赐给房玄龄，盛赞房辅佐王业的功绩，中言：“是以徘徊感德，顾慕怀贤。凭明哲而祸散，托英才而福全。答惠之情弥结，报功之志方宣。”房、杜也尽心朝政，成为一代名相。

宋太祖(图310)赵匡胤性多猜忌，又很虚伪狡诈，善于玩弄计谋。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死，子宗训继位，年仅7岁。全国最精锐的禁军掌握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手中。次年正月，他谎报辽和北汉联兵入侵，藉奉命出征的机会，利用五代以来将士拥立的风气，在陈桥驿(开封东北40里)组织兵变。凌晨五更，将士哗噪，要立他做天子。他未及回答，便有人以皇帝的黄袍加于他身，大呼万岁。这是他同其弟赵匡义等策划导演的，史称“陈桥兵变”。兵变后，赵匡胤下令：对柴宗训母子要以礼相待，不得惊犯;对后周大臣，不得侵凌(韩通谋反抗，立即被杀)，接着班师回朝。诸将押解后周宰相范质、魏仁浦及王溥等至，赵匡胤假惺惺地呜咽流泪说：“违负天地，今至于此!”旁边的军校罗彦?按剑厉声吼叫，非要赵做天子不可，范质等只好至阶下叩拜山呼万岁。范质等都暂时留用，不久更官爵高升，如加封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之类，并不时赏赐金银钱绢等，但没有什么实权，实权则落入赵匡胤亲信赵普之手。宋太祖曾亲临范质府第，一次春宴，笑对魏仁浦说;“何不劝我一杯酒!”故示“亲密”。其实这都是笼络的手段，这样做至少也能缓和敌对的情绪。

明太祖朱元璋(图311)也擅长使用计谋，笼络人心。1356年，朱率军攻克集庆(今南京)，入城后即召集旧元官吏、将士及居民集会，宣告说：“元朝朝政腐败，……我率兵来此，是安民除暴。各人要安守本业，不要疑惧。贤人君子愿随我建立功业的，当以礼任用。官吏不许横征暴敛，残害百姓。”

从南下和州、集庆，到攻占浙东，朱元璋沿途网罗了不少地 主士大夫，如李善长、胡惟庸、冯国胜、陶安、宋濂、刘基、叶琛、章溢等，笼络其心，为其效力。朱元璋在皇帝宝座未稳以前，对这些士大夫多方拉拢，礼遇有加。他们或则拼力打仗;或则管理行政，出谋划策;有的则以自己在地方上的声望和影响对安定新占领区起到了作用。但朱明王朝的政权稳固以后，朱元璋便杀害了一部分士大夫，特别是制造了胡惟庸冤案，杀戮了很多功臣。大功臣李善长77岁，仍然难逃一死，全家70余人，一起被杀掉。宋濂之孙宋慎被处死，宋濂本人贬四川茂州。后来，又有蓝玉“谋反”案。两案共杀4万多人。从后来的大杀功臣看，当初的礼遇善待，只不过是笼络人心，是利用他们的手段。

朱元璋的部将多系他同村的农民，如徐达、汤和等，另一部分是红巾军的将士。朱本人也是红巾军出身，最初是郭子兴的部下，后归东路红巾军首领刘福通指挥。刘福通以其所尊奉的小明王韩林儿的名义，封朱为大元帅，后又封他为吴国公。当朱元璋羽翼尚未十分丰满、力量尚不够强大之时，需要红巾军的支持，并依赖刘福通部队抵挡北方的元军。这时朱元璋便施展计谋，笼络他们。从以下三件事件中，可以看清朱氏面目：

第一，朱元璋奉小明王为主，文告命令等都用小明王的宋“龙凤”年号，军队出征及战役结果，也都向小明王报告。每年元旦，都设明王虚座，率文武官员行朝贺礼。第二，1363年，北方红巾军主力破头潘、关先生、李喜喜等相继败亡，刘福通救援无效，大败退回，奉韩林儿孤守安丰。张上诚派大将吕珍乘机围安丰。刘福通粮尽援绝，派人向朱元璋征兵来援，朱决定亲率大军前往。刘基极力劝阻，说一则大军不宜轻出，若江西陈友谅乘机来袭，左右夹击，便无退路; 二则如救出小明王，不好安置，如奉其为帝，自己便要归其统制。不如将其杀掉，何必多此救援之举。朱元璋不听，亲统大军赴援。吕珍虽已击杀刘福通，但挡不住朱军的猛攻，不支逃走。朱元璋摆设銮驾伞扇，迎小明王到滁州居住，并为其建造宫殿，供养甚厚。第三，同年秋，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大获全胜。友谅中箭而死，全军溃败。但朱的水军也损失6万多人，骁将宋贵、陈兆先等战死。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朱元璋焚香拜天，慰劳活着的将士，说将来一统天下，一定要同勇士们共享富贵云云。

龙凤十二年(1363)冬十二月，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去滁州迎接小明王。由瓜洲渡江至中流时，安排将船凿沉，小明王死。这时候，对朱来说，形势大好，准备称帝，所以便一脚踢开小明王，自称国号为吴。1368年，朱元璋称帝，改国号为“明”。约与此同时，宣布明教为妖教，红巾军为妖贼，反过来大加镇压;所有采用龙凤年号的文书，一概销毁;曾刻石立碑的，也捶毁，尽量消灭这一历史遗迹。可见，他以往尊奉宋小明王等举动，都是虚假的。而国号用大明，既因朱明是吉词，又暗示和小明王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皇太极和多尔衮兄弟也擅长使用计谋。清天聪七年(1633)，明毛文龙旧部孔有德、耿仲明遣使投书皇太极，谈判投降条件，书中称皇太极为“汗”，自称“本帅”。皇太极得书大喜，赐以良马，允许统领旧部，驻扎东京(今新城)，除出兵、用刑二事须奏请外，其他一切仍旧。条件很宽厚，是拉拢之意。孔、耿得到回音，遂登陆，被安置在东京，发给粮食。孔等又上表时，口气大变，改称汗为皇上。说听候皇上钧旨、赴阙叩首谢恩。六月，孔，耿入朝，皇太极亲迎之浑河岸上，设黄幄谢天，并不接受诸贝勒的劝阻，行抱见礼、设宴赐酒，仪式隆重。继而授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此种笼络叛徒之心的权术，起了很大作用。孔、耿不仅献出了新式西洋炮，七月，奉命为前锋，导引金兵袭占旅顺，导致明守将黄龙自杀，守广鹿岛副将尚可喜亦降。皇太极同样优待尚可喜，抽调八旗马匹及诸贝勒积粟4 000余石，赐为给养。次年四月，尚可喜替清朝廷收得长山、石城二岛后，入朝觐见，皇太极亲自迎接，仪式之隆重，与迎接孔、耿时同。孔、耿、尚三人后都为清王朝统一中原江南，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开国元勋。

清崇德七年(1642)二月，清兵陷松山，明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解至盛京(沈阳)。承畴以死自誓，绝食数日，皇太极百计劝降，都遭拒绝。后知洪好色，便遣美女数人往侍，也无效。皇太极最后命其爱妃博尔济吉特前往劝诱。其妃伪装婢女，施展了各种引诱手段。最初，洪勉就小壶食水，壶中水实为参汤，连饮，精神愈佳，如是者数日。“妃又多劝慰，迭进美馔。承畴渐甘之，未儿，意转，遂饮?如常。山是益日夜进劝，并反复喻以利害。承畴遂降。”此时皇太极亲赴宾馆探视，脱貂裘为洪披上，并说：“先生不觉得冷吗?”洪茫然注视良久，感叹说：“真命世之主也!”便叩头请降。皇太极大喜，即日赏赐无算，又陈百戏庆贺。诸将都不高兴，说：“洪承畴一羁囚，何待之重也?”皇太极说：“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说：“欲得中原耳!”皇太极笑说：“譬如行路，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也!”大家这才佩服皇上的高明，亦即权术的高明。虽然牺牲了爱妃的色相，可在皇太极看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冒顿单于不是也肯将所爱阏氏送给东胡王吗? 看来，有些帝王为了达到夺取江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多尔衮也继承了这一点。1644年阴历三月，李自成大顺军占领北京，明朝以平西伯吴三桂时为总兵，有兵数万，镇守山海关。李自成很重视吴的政治动向，命其父吴襄写信招降。京师陷落前，吴已得崇祯帝之召，率兵入卫北京，师至滦州，得其父信，甚喜，决意投降。继又得讯，说他的爱妾陈圆圆为李自成(一说系李大将刘宗敏)所得，于是大怒，态度发生逆转，遂写信给吴襄，说父亲既不能为“忠臣”，他也不能做孝子，回师山海关。吴三桂兵虽精强，但人数少。面对李自成号称百万的军队，吴便写信向清廷乞师，吴氏此举前有孔、耿、尚、洪和他舅父祖大寿的先例，并不以降清为耻。多尔衮得书后，当即复信，云：“今伯(平西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矣。”这实是皇太极的谋略的运用。在入关之役以及后来西征南下中，吴、孔、耿、尚、洪这一班被笼络的降将降官，都为清灭明一统天下，出了大力，立了大“功”。与此相反，李自成没有谋略，因暂时胜利而冲昏头脑，骄傲自满，最终败北。

清军占领北京后，多尔衮几次出告示、颁法令、布檄文，笼络汉人人心。第一，为崇祯帝发丧，令臣民服丧三日，以皇帝礼仪改葬，“以慰舆情”。这当然是虚情假意。崇祯帝是清皇帝的头号政敌，他在关外关内与清帝打了17年，最终吊死煤山，清朝庆幸之不及，为之举哀发丧，完全是不付任何资本就可以收到利息的政治谋略。第二，关于衣冠与擞发问题，清朝最初规定：文臣衣冠可暂从明制。待入关至占领时，曾强令擞发(在关外即如此)，后因反抗者其多，又下谕旨：“予(多尔衮自称)前因分别顺降之与，故以擞发分顺逆。今闻甚拂民愿，是反乎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听其便。”一位清史专家对此评论说：“衣冠从而人民无抵抗之心”，即这是为了缓和汉人的反抗情绪，麻痹人心。待清兵渡江攻陷南京后，立即翻脸不认帐，下全国擞发令，即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第三，清朝曾明令取消明末三饷，即辽饷、剿饷、练饷，及一切加派，“三饷除而人民有轻负之喜”，在最初几年确实起到了好的作用。但是，原来的“九厘银”照旧征收未除，明代州县官以征收田赋考绩的制度也未除。自清顺治中期起，更规定征收必须满额，不足额者非经恩诏减免，州县官要受严厉处分。顺治末至康熙初统一后，每年田赋征银和征实，总额已达到或超过崇祯年间;康熙末至雍正年间，则大大超过了。第四，清朝曾规定对归附的各级官员“照旧录用”，地方官归顺的各升一级，即所谓“升用诱以禄饵”。第五，顺治在北京即位后，多尔衮又发布檄文，大意为：因李自成逼死帝后，清廷“义切同仇”，起兵讨伐，因明朝已无嫡裔继承，所以迁都北京，“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以富有天下之心，实以拯救中国为计。”若江南士大夫，“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无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此敦睦邻之谊。”最后说：“顺逆易判，勉为忠臣义士之心;南北何殊，同为皇天后土之眷。布告天下，咸使闻知。”说得多么冠冕堂皇，提出李自成是共同敌人，应同仇敌忾，以此来笼络全国汉族上大夫之心;同时也麻痹江南人士，许诺允许搞南北分治。大约是年八月，清军已占领中原，又闻福王已在南京即皇帝位。这时多尔衮致书史可法，口气大变，除责以李自成逼死崇祯，是江南士大夫的“君父之仇”，大仇不报，却自立为帝外，还指责说：“今若称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指李自成)，命为前导。”派威胁口吻，强词夺理。

康熙也对汉族文人学士施展其怀柔的谋略。康熙十七年(1678)，诏举“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经京官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地方督、抚、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举荐，给月俸，第二年三月会集京师，试诗赋。康熙了解到，当时不少汉族士大夫有不同程度的反清情绪，有的为道为僧或归隐山林，或有的还在进行反清活动，于是便想通过这一举动来笼络他们，至少可以缓和反抗情绪。当时被举荐的有著名大学者顾炎武、黄宗羲、李锸(二曲)、傅山等，但这些人都坚辞不受。譬如傅山，他推说有病，山西地方官便强行绑架，令役夫抬着他送往京都。离京30里时，傅死拒而不进城。诏加“中书舍人”，他称病重。有关官员强抬他至午门，他扑地流泪而哭泣，实即悼念亡明。康熙对这些人何尝不知情?遂放他们归山，后又 下令修《明史》，编辑《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文渊鉴》、《全唐诗》、《广群芳谱》等，使文人学上的学识可以发挥，精神有所寄托。这样一来，既或多或少缓和了他们的敌对情绪，又能对文化有所发展，实际上对社会做了有益的贡献。后乾隆纂修《四库全书》，也是仿效他爷爷的作法。

上下屈伸术

前引老子所说，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后之;善用人者为之下等等，实际上多半指的是上下屈伸这种政治谋略的运用。

沛公刘邦先入关灭秦，有人劝说他派兵守函谷关，不纳项羽等诸侯。项羽至，不得入，大怒，派兵破关至戏，并下令士卒饱食，准备进攻刘邦。当时项羽有兵40万，在新丰鸿门，刘邦兵仅10万，屯霸上，力量相距颇远。刘邦得知项羽将要发动攻击的消息，同张良商量，自认力不能敌，先同项伯结交，称之为兄，托其向项羽诉说刘邦不敢背叛他。第二天，刘只带百余骑至鸿门，亲见项羽谢过，自称为臣，说自己“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意谓他的能力与功劳都不在项羽之上，是偶然的机会云云。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违背怀王“先关者王之”之约，立刘邦为汉王，封地为巴、蜀、汉中，都南郑。这是违约，是有意欺压和排挤刘邦。刘邦虽不甘心，但此时力量不足以与项羽抗衡，只好忍辱接受。这是先为人下，等待时期而后上之的谋略。

吕后时，匈奴单于冒顿写信来，要求吕后嫁给他，并把汉家领上归并到匈奴。这是侮辱吕后。廷议时，樊哙主张打，季布说目前没有力量，不能打。于是，回书，吕后一面申述自己年老，一面允许和亲，且每年送冒顿以缯帛。此后的文帝、景帝继续求和，直到武帝时，国力增强，汉朝才翻过身来。而此前三代，都采取了“先下之”的谋略。

刘秀也曾委曲求全。刘秀与其胞兄刘眶(伯升)、堂兄刘玄都参加了反王莽起义。公元24年，新市、平林诸将拥立刘玄为帝，命刘秀攻昆阳，刘眶攻宛。六月，兄弟二人均获大胜。刘玄忌功，杀害刘眶。刘秀忍辱负重，亲自赴宛谢过，不敢夸耀昆阳战功;也不敢为其兄服丧，屈居更始皇帝刘玄之下。王莽已灭，刘玄北都洛阳，命刘秀为前行官，去洛阳整修宫府。后刘玄转长安，派刘秀孤军攻河北。刘秀这才脱离了刘玄，得到独立发展、施展才能的机会。

刘备初起时，兵少，又无固定的地盘，先后投奔和依附公孙瓒、青州刺史田楷、徐州牧陶谦、曹操。因受汉献帝密诏，谋杀曹操，事发，与操战败，逃归袁绍。袁绍败，又南逃，投奔刘表。赤壁战后，才据有荆州(208)。3年后，益州牧刘璋迎刘备入川，使讨张鲁，刘备初为之下，继而喧宾夺主。刘备素有帝王之志，但当其势力未壮大时，对待曹操、刘璋等，甘居下位，能够忍耐，并善韬光养晦。如闻雷失箸，其实是听曹操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害怕暴露他的面目，故作胆小怕雷。

前述朱元璋长期处于刘福通的麾下，至少名义上受其节制，也是欲上先下的谋略。

李自成也是如此。崇祯八年(1635)，农民起义军大会于荥阳，十三家并峙，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以勇敢能战并擅智谋而著名，但他始终拥护高迎祥，尽心尽力。第二年，高战死，因自成平时表现，深得高部将士的好感，顺理成章地继承高的地位，称闯王。这是先下而后上。后来李自成屡次战败，一度困伏商雒，左右只有刘宗敏等十数人，遂又投奔张献忠和老回回。崇祯十四年后，李自成势力大盛，超过张献忠与罗汝才，过去十三家的部分首领，反而归附李自成，变为他的部下，李自成终于成为农民起义军的总领袖。张献忠不服，率领队伍入川。罗汝才投奔李自成后又不肯甘居下位，闹独立，结果为李自成所杀。

威胁利诱术

很早以前，酋长、君王就懂得威胁利诱的谋略。

夏启率族人同有扈氏战于甘，誓师时说：听命的有赏，不听命的将杀戮。(见《尚书 ?甘誓》

殷王盘庚举族迁于殷，民感不适应，有怨言。盘庚召集族人讲话，大意谓：新地区有利于农业，他一定会任用旧人并“共政”，但若不奉命，而且为奸，他就要“殄灭”，“无遗育”。(见《尚书?盘庚》)

周公东征，灭武庚后，强迫部分殷遗民(称“顽民”，系反抗最激烈的)到洛水，建筑洛邑(即后之洛阳)。邑成，周公召集殷士民讲话，首先解释说，殷纣之亡，咎由自取，不是小国周敢抗大国殷，而是奉从天命。另一方面说，对于殷士，我不杀，今后只要肯臣服于周，可以保有自己的田宅，可以有好收成，得以安居乐业云云。(见《尚书 ? 多士》等篇)

以上都是威胁与利诱相结合，希望通过利诱便能生效，因而是第一手;如若无效，则继之以暴力。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也属于这一类型的谋略。赵匡胤靠布置陈桥兵变，篡夺了帝位。他性多猜忌，也担心别的还掌握兵权而又有声望的将领，特别是过去同他结为兄弟的石守信、王审琦一辈，也步他的后尘，重演陈桥兵变的政治剧。即位数年后，一日晚朝，赵匡胤同石守信、王审琦等喝酒，酒酣，赵说：“若不是你们之力，我做不到皇帝。但我做了天子，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一夜都未曾安枕而眠。”石守信等毕竟是老粗，初听不理解，叩头说：“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 陛下为何这样说?”宋太祖说：“谁不想富贵，一旦有人也以黄袍加汝身上，你想不干，行吗!”石守信等听出了话中有话，含有严重威胁之意，急忙说：“臣等愚笨，没想到这件事，乞求陛下哀矜我等!”宋太祖说：“人生不过如白驹之过隙，不如多积金帛田宅，留给子孙;让歌儿舞女作伴，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疑，不也好吗!”石守信等谢恩说：“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意谓饶了他们一命。第二天，这些人都称病，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照批，都以散官归第，赏赐甚厚。(见《宋史?石守信传》，《邵氏闻见前录》卷一)

明太祖对待一同打天下的“功臣”的手段，除了以罪名杀了一大批(如胡惟庸、蓝玉案)外，也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洪武十八年(1385)春，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生背疽。据说患此病最忌吃蒸鹅，但病重时明太祖偏偏特赐蒸鹅。徐达流着眼泪当着使臣的面吃了，不几天就死了。(见徐祯卿《翦胜野闻》) 徐达明白，这是无言的赐死。如果拒吃，将来免不了入以它罪。到那时自己身败名裂不说，还连累子孙遭殃，这即是威胁;遵命吃了而死，子孙可保荣华富贵，这是利诱。徐达死后，子孙果然世袭魏国公，直到清兵攻陷南京。另一爱将李文忠则于徐达死前一年被毒死。李文忠、徐达死后，另一大将汤和，原是朱元璋少时一同放牛的伙伴，心知明太祖意欲解除诸老将兵权，首先告老。明太祖大喜，立即派官在凤阳为汤修建府第，赏赐特别优厚。朱元璋的这些做法，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异曲同工，只不过不用酒，也不必谈话，演的是哑剧，比宋太祖更隐蔽、也更毒辣。

实际上，前面介绍的笼络人心术，也有不少是与威胁利诱术相结合的。如清入关后，多尔衮颁布的檄文以及与史可法书，便是一例。檄文末段威胁说，若阳附而阴图割据，“予定三秦，即移师南讨”。与史可法书中说，若拥立福王为帝，他“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多尔衮施展这些计谋，对清朝廷说，收到了一定效果，收买了不少降官降将，其中不乏才智之士。但这些人廉耻丧尽，对道德风气的影响极其恶劣。另一方面，当清兵节节南侵时，广大的人民群众和许多爱国的仁人志士，面对杀头以至屠城的威胁，或者高官厚禄的利诱，均无动于衷，甚至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宁死不屈。伸张了民族大义，发扬了传统正气。多尔衮所玩弄的计谋，在他们面前，不仅未能奏效，反而起了刺激的反作用。

一拉一打术

人类很早就懂得运用这一谋略。部落时代联盟之类即是利用这一谋略的结果。在诸国对峙之时，或在一国内部的夺权斗争中，一拉一打术都有运用。

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远交近攻、合纵、连横之类手段，这属于国与国之间政治军事斗争中所采取的战略策略。

汉武帝刘彻(图312)为反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目的在联络大月氏、乌孙等，共同对付匈奴。

三国时，诸葛亮一直主张联合孙吴，对抗曹操，以此作为蜀汉的基本政策。曹操则也力图与孙权和好，以对付刘备。

北宋末，宋徽宗联合女真，南北夹攻辽国。南宋末期，又与蒙古联盟灭金。

明清之际，多尔衮原图联合江南，共同镇压李自成的农民军。南京福王宏光朝廷覆灭后，清兵继续南侵，明隆武帝和永历帝则先后拉拢大顺军(李自成)和大西军(张献忠)余部，联合抗清。

上述事例，均属于 一拉一打的谋略。

一国内部夺权斗争中的一拉一打术，多半是在政治动荡、内乱分裂的情况下出现的。

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继位为天子。在兄弟中，周公排行第四，管叔老三，居长。若按“兄终弟及”习惯，应由管叔继位。故管叔不服，联合蔡叔等，勾结殷武庚叛乱。周公亲自率兵东征，同时拉拢周贵族召公?等，共同辅政，并委以重任，稳定了后方。因周公专权，召公有些不高兴。周公一方面劝说解释，他一定以文王为榜样，团结兄弟及同姓贵族，并以殷亡为教训等(见《尚书 ?君?》);另一方而继续孤立和打击管叔、蔡叔和殷武庚。东方平定以后，周公先后分封姬姓、姜姓子弟几十人为诸侯，且封国多半在东方，意在拉拢团结亲戚，共同对付东方的夷族等。他的政策和权术收到了很大效果。

春秋时期，各国贵族施展一拉一打计谋的不少。

公元前710年，宋国大宰华督拉拢公子冯，杀司马孔父嘉及宋殇公。

郑国自庄公之后，不时发生公子争位、贵族夺权之事。且都施展了一拉一打计谋。公元前563年，公族子驷当国，小贵族尉止联合不满子驷的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五族，以及被子驷所杀的公子婴的徒党作乱，杀子驷、子国(子产父)、子耳，劫持郑简公。司徒子孔知情不告，待乱作，他联合子产、子西(子驷子)等平定叛乱，自己当国执政。10年后，子展又拉拢子西，起兵伐子孔，杀之而分其室。

齐国也时有内乱。公元前548年，贵族崔杼杀齐庄公，立景公，与贵族庆封均为相。次年，庆封鼓动崔杼之子成及强，杀崔氏家相无咎和偃。崔杼派人要庆封出兵代为讨伐。庆封则拉拢大夫庐蒲?，攻杀崔氏，自为相国，专权骄横。田桓子(无字)便联络贵族鲍氏、高氏、栾氏，起兵围攻庆氏宫。庆封失败出奔，后流亡吴国。公元前532年，田桓子又拉拢鲍文了(名国)，联名攻栾氏、高氏，三战 三捷。栾施、高强逃奔鲁国，田氏、鲍氏瓜分了栾、高的家产。

公元前490年，齐景公临死前，命贵族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国、高二人当政。田厘子乞(田桓子之子)曲意逢迎国、高，每朝，为他们赶车。一面向国、高虚报说，众大夫自危，谋作乱;另一面又欺骗鼓动众大夫说，高昭子要整你们，很可怕，当先发制人。六月，田乞拉拢鲍牧和众大夫起兵攻公宫。公师败，高昭子被杀，国惠子奔莒。这时，田乞挟制鲍牧，立齐悼公。

鲍牧与悼公有隙，就在公元前485年，杀悼公，奔吴。齐人遂立简公。当时田乞亦卒，子田恒(田成子)继位，与监止为齐国左右相。公元前481，田成子势力已大，又起兵杀监止及简公，立平公，自立为相，独掌大权。自为封邑，且超过于平公的领地。此后齐国国君实同傀儡，而田氏终于篡齐。从田桓子到田成子三代都善于玩弄计谋。

春秋后期，鲁国政治情况没有齐国那样复杂，但也有内乱。在夺权斗争中，双方都施展了又拉又打的计谋。公元前517年，鲁大夫郡昭伯和臧昭伯都同季平子有私怨，两人互相勾结，并拉拢公若、公为、公果、公贲各大夫，包围鲁昭公，屡进谗言。昭公遂起兵围攻季氏，同时遣嗝昭伯去拉拢孟懿子，进行游说。季平子得到叔孙氏的支援，反败为胜。鲁昭公出奔去齐国，孟懿子初观望，继闻叔孙氏胜，亦杀郡昭伯，倒向季氏。

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季平子卒，家臣阳虎专政，季桓子亦受其挟制。定公八年，阳虎拉拢不满季氏之季寤、公钮极和季氏费邑宰公山不狃，不满叔孙氏之叔孙辄、叔仲志5人作乱，欲除去三桓，起兵伐孟氏。孟懿子则与季桓子联合。阳虎终于失败出奔。

春秋时期，卫国内乱频仍。在争权夺位中，双方也常常采取一拉一打术。突出的是灵公死后，太子蒯聩与其子辄争位的丑剧。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不和，欲杀南子，事觉，奔宋，继又流亡晋国，投附赵鞅。公元前493年，灵公死，其少子郢拥立蒯聩之子辄为君，即卫出公。赵鞅送蒯聩回卫，卫人发兵抗拒，不得入。蒯聩与其姊(孔文子孔悝夫人)联合，勾结孔氏家臣浑良夫、伯姬，胁迫孔悝，发动政变，出公奔鲁。孔子弟子子路即死于此次政变战乱中。蒯聩答应浑良夫，事成之后，将其寡姐嫁给他。他们为了争权夺位，既不顾父子之情，也不顾廉耻。

楚国也经常内乱。公元前541年，楚令尹公子围杀其侄楚王熊麇(《史记》作子员)及其 二子，拉拢伍举、蘧罢等，拥他为楚灵王，排挤其兄弟子比、子皙、坟疾等。公元前528年，楚灵王率兵攻徐，屯于乾厍。次年，楚大夫蘧居、许围、蔡洧、蔓成然联合发动政变，杀灵王太子等，拥立公子比为王。灵王自杀。子比则拉拢子皙为令尹。时公子?疾在蔡，率兵归，拉拢蔓成然等，再次发动政变，迫子比、子皙自杀，?疾立为王，即楚平王。

前述赵、韩、魏三家灭智氏，亦是一拉一打术的典型。智伯(荀瑶)胁迫韩康子、魏桓子，合兵攻赵襄子，包围晋阳。赵襄子使张孟谈从围城中潜出，见韩康子、魏桓子，游说拉拢，约定三分智氏的领地和财产。谈判达成协议后，韩魏反戈，共灭智氏。

汉 王刘邦在对抗楚霸王时，经常施展拉拢计谋，特别见于追击项羽，包围于垓下战役。时彭越、英布各拥重兵，但意存观望。刘邦听张良言，遣使与约，给予封地，并封彭越为梁王，封英布为淮南王，使各出兵合击项羽。这 一计谋收到了效果。但天下已定之后，则将其逐个消灭。

西晋八王之乱，是由惠帝贾后玩弄一拉 一打术引起的。晋惠帝近于白痴，贾后擅权，先拉拢汝南王司马亮，杀奉晋武帝遗诏辅政的大臣杨骏(杨太后父)，并废杨太后，由亮与卫?同辅政。继又利用楚王司马玮与司马亮的不和，与玮互相勾结，使其奉诏杀亮及?。接着又坐玮以矫诏之罪，把他杀了。赵王司马伦先使其嬖人孙秀左右挑拨，鼓动贾后杀了废太子。接着，赵王伦又拉拢齐王司马同，率兵入宫，废贾后，不久杀之，独专朝政。不久僭位，推惠帝为太上皇。此后，齐王?又拉拢河间王?、成都王颖联兵讨伐司马伦，互相争战不已。以上史称“八王之乱”，八王耍弄的都是 一拉 一打的计谋。

从汉代，历经晋、唐、宋、明，贵族、宦官、藩镇、官僚经常分为派系，互相争权，彼此间施展的大都是一拉一打术。因其不是君王，也不是春秋时实际执政的卿相，故这里仅引明世宗嘉靖年间至神宗万历初年的首辅之争为例。

明世宗压抑宦官，提高内阁大学士权力。大学士通常有6人，首席大学士称首辅，次称次辅，其余称群辅。世宗嘉靖时，处理章奏，由首辅执笔票拟意见，权力最重。首辅对次辅，则视若僚属。所以大学上都要争夺首辅，而互相倾轧排挤，其间大都施展一拉一打术，多半是次辅拉拢群辅，排挤首辅。如张孚敬排挤杨廷和、杨一清，夏言排挤张孚敬，严嵩害死夏言，徐阶联络高拱，搞倒严嵩，高拱拉张居正排挤徐阶，高拱又为张居正所逐，等等。相争激烈时，又各拉拢言官为声援，制造舆论。皇帝何尝不知，有意让他们互相倾轧，而最后裁决权仍在他手里，使他们都不得不俯首听命。严嵩声势显赫，权倾一时，党羽也布及内外。但世宗一纸诏令，立即垮台。其实，皇帝也在玩弄最高级的一打一拉术。

清慈禧太后十分擅长玩弄这一计谋。恭亲王奕阅是道光帝第六子，有才干，但骄傲自大，为咸丰帝所忌，曾免其军机大臣各职。英法侵略军占据北京时，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使奕阅留守京师，同英法打交道，实即求和。时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太后)劝帝再战，属于所谓“主战派”。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帝病死，临终前一日，召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等承写朱谕，立皇长子为太子(即慈禧太后所生之同治帝)，旋即继位。咸丰帝还面谕，由肃顺等为顾命大臣秉政，其意亦在排挤奕阅，但他已不能执笔，故也由诸臣承写。同治帝即位后，尊慈禧太后为母后皇太后，咸丰帝孝贞皇后则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即慈安太后。慈禧极力拉拢慈安，表示亲近。慈安老实而无才干，便言听计从。而慈禧既知书懂权术，又掌握着皇帝御玺，便于弄权。不久，嗾使御史董元醇等，先后上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但为肃顺等所抵制。她不死心，遂极力拉拢奕阅，由“主战派”转变为赞成奕阅的求和主张。十月初一，授奕阅为议政王军机大臣。两方勾结，初六日，定载垣、端华、肃顺等擅改谕旨、目无君上各罪，由凌迟处死加恩为赐令自尽;其他顾命大臣也或革职，或充军。奕阅等则支持太后垂帘听政。但是，当慈禧大权在握，能驾驭臣僚之后，便逐步疏远奕阅。后又拉拢醇亲王奕棕等，藉细故，排斥奕阅。终于光绪十年(1884)，将其解职。1894年，中日甲午战起，慈禧又要利用奕阅，共同卖国，便又起用为军机大臣。

清王朝维持其统治的一大支柱是八旗军队。三藩之乱平定后，更不信任汉兵汉将(如绿营等)，但又不能不加以利用。1853年，当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咸丰帝主要倚重由向荣与琦善所组建的以八旗兵为主的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曾国藩、李鸿章所组织的团练，只作为支援牵制。清廷对团练不能不利用，但不重用，不给粮饷，也不给实际的名义，只发给不化钱的空白札子(随时可以不认帐的)。曾国藩在一个时期内，只以在籍侍郎名义，指挥湘军。直到后来形势变了，江北大营于1858年被太平军最后击溃，江南大营也于1860年被太平军击溃，咸丰帝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此时载垣等已处死)不久，施展其权术，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拉拢他们去镇压太平军。李鸿章于1861年编练淮军，次年调至上海，在英法侵略者支持下，与太平军对抗。慈禧太后任命李为江苏巡抚后，李及其率领的淮军大为卖力，伙同戈登的“常胜军”，夺取了苏州、常州。1865年，又任李署两江总督，并调淮军去江北镇压捻军。

慈禧太后在施展权术，拉拢曾、左、李及其统率的湘军、淮军，使其尽心尽力去镇压太平军、捻军的过程中，不惜诱以高官厚禄，予以很大的实权。在政治买卖中，她不惜出大价钱，比以往任何帝王所出的价钱都要高得多，也收到了很大效果，即挽救了“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

太平军、捻军被镇压后，清朝廷又面临着第二个政治危机。即八旗军主力溃败后，没有归皇帝直接掌握的主力军，军事实权落到湘系、淮系将领以及广西岑毓英等手里，多数的总督巡抚也由湘、淮军将领担任，地方实权也落到汉人手里，于是慈禧太后及其儿皇帝面临着被功臣权臣所推翻的威胁。这时慈禧太后又大肆耍弄权术。她首先利用曾、左矛盾，扶左抑曾;当湘系势力过大时，又扶淮抑湘;当淮系势力过大时，又起用左宗棠、曾国荃，给以很大实权;同时又培植第三势力，即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所谓“清流派”，最初鼓励其“清议”弹劾，后来也给以实权，出任封疆大吏。她对于汉将汉官，不能不“倚重”和利用，但又不信任，而加以限制和防范。她凌驾于几个派系之上，大施权术，一拉一压，一压一拉，纵横捭阖，左右权衡，使其互相猜忌和牵制，从中驾驭。其权术之高明，自殷周以来的君王恐都望尘莫及。

慈禧对待满洲贵族也是如此。她反对戊戌变法，拉拢刚毅、荣禄、袁世凯等，杀害六君子，逼走康、梁，同时也将她一手栽培扶植的光绪皇帝打入冷宫。

政治谋略的其他类型

前述各种类型的政治谋略常交叉使用。此外，还有一些谋略类型。

韬光隐晦，或作韬晦，藏匿不露才之意。这多半是文臣才士奉为立身处世的教训。作为谋略，则多限于群雄割据争夺江山之时，如前述刘秀有其兄伯升被刘玄杀害后委屈求全的做法，又如刘备投附曹操时的表现等。项羽排挤刘邦，封他为汉中王时，刘邦不表异议;曹爽排挤司马懿，司马懿不问朝政，甚至假称风病复发等，都可以说是韬晦的谋略。

另外，后发制人与先发制人也可说是谋略，二者往往交替使用。如司马懿步步退让，以麻痹曹爽，也是不为曹爽先之意。待曹爽带领自家人马，随皇帝出猎时，司马懿突然发难，关闭城门，起兵讨伐，又是先发制人。

这一事件，也可以归入突然袭击这一谋略类型。兵法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也是一种计谋。刘邦也曾施展过这一计谋。汉高祖六年(前201)，刘邦用陈平计，假称巡行云梦至陈，待韩信进谒，突令武士缚置后车，载至洛阳，虽赦不杀，但降为淮阴侯，既夺信兵权，实际上也被监视。韩信不满，与陈稀勾结。陈稀反，刘邦自将往征。韩信在长安，谋起兵响应，事泄。吕后用萧何计，伪称陈稀已败死，萧何劝韩信随群臣往贺。至朝，吕后突令武士缚韩信而杀之。

慈禧太后对待光绪帝，也施展过突然袭击的计谋。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四日，慈禧得到荣禄密报，五日早便自颐和园回京，趁光绪正召见日本伊藤博文之机，尽搜光绪帝住处文件，取去。晚上召光绪痛骂，慈禧令赐以崆酒，要他自杀。大臣跪求，改幽禁于瀛台。六日下诏，重新垂帘听政。接着下令取消新政，逮捕康梁及六君子等，又处分维新派官员;或拿办，或充军，或革职，或囚禁。

政治谋略的另一类型是翻脸不认帐，背信弃义。权术 一词本有狡诈权谋之意，兵法也有“兵不厌诈”，政治首脑人物欲达其政治目的，有时便不择手段，弄虚作假，说谎欺骗，蒙蔽政敌。突出的事例即多尔衮的擞发令。多尔衮于顺治元年曾明令昭告，擞发与否，可自由选择。但第二年攻占南京后，便翻脸不认帐，下令不擞发便杀头。

综观政治谋略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归结成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发生不同阶级或不同集团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有时很激烈、很复杂。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二，在斗争中，各方首领人物(有的是帝王，或兴者为王，败者为寇)大多会采用政治谋略。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历史的必然。今后只要还有国内和国际间的政治斗争，就必然会运用政治谋略，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如此。

第三，上述各种各样的谋略，都是所谓“英雄”人物在政治斗争中所提出、所使用，或总结前人经验加以发挥和发展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们智慧的结晶。因之，政治谋略也是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精华，也有糟粕。

第四，政治谋略的运用是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的。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政治斗争需要有战略、策略、政策等等，谋略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往往服从于策略和政策，往往只起辅助作用。

如果将政治谋略同兵法中兵不厌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结交与国等等相比，那么，不同阶级和不同集团的首领人物都可使用它，也都会使用它。

因此，只有把使用谋略同斗争的性质――正义和非正义，进步或反动，或者并无大是大非之分等等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才能作出适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