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

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都是以提倡和推行孔孟儒学、程朱理学，来统一天下人思想的。朱元璋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相并。朱棣曾诏命撰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儒家书籍，广为传播。清朝的历代帝王都倡儒尊孔，亲临曲阜致祭，抬高理学的地位。在统一天下士人之心这一点上，清代是承继着明代的传统文化教育的。但在明代也有王阳明学说的兴起，思想家李贽反理学的斗争;在清代也出现了一小部分反对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唐甄、颜元、戴震等人。他们虽不否定封建制度，但批判理学的唯心主义，抨击封建君主专制，主张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反对“崇本抑末”，这是适应那个时代资本主义萌芽、工商业向前发展的要求所产生的思想，是当时具有民主性因素的精华。宣扬和推行一种学说和思想，需要借助于多种形式，这种形式，在明、清两代。大体为学校教育、书院授学和科举选拔。这种文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沿续明清两代，按照张之洞的说法是：“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不通古今，不切经济……”直至清末，教育学术及思想才有了变革。

明朱棣至清，两大朝代都定都于北京，燕赵为畿辅之地，在文化教育上更能体现国教精神，有众多的书院和杰出的教育家。

(一)学校与书院教育

明、清两代地方官学比较普及，府、州、县都设学校。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学，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洪武八年，又诏天下立社学，每堡立一所，15岁以下幼童皆入社学。清代要求各大乡巨镇设置社学。除此之外，还有义学。义学，是以地方士绅捐赠的学田地租作为经费所兴办的学校。官学之外还有私人创立的书院，这类书院多为当世的名家硕儒所创，其教育形式重于对学问的研讨、身心的修养;到清代又倡行躬身实践等，不同于一般社学的启蒙普及教育。

唐宋时今河北地区就有了书院。据雍正《畿辅通志》所载：元氏封龙书院，唐有郭震，宋有李?、张蟠叟，元有李治、安熙，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元氏中厍书院，是宋李?、张蟠叟授业之所，聚徒常百人。元代时书院更有了进一步发展，有霸州益津、完县忠孝、河间毛公、景州董子、获鹿太行、新乐滋阳、深泽乐善、内丘林公、蔚州暖泉、宣德(今宣化)景贤等书院。这些书院在明代大都因袭下来。明代成化年间，在新乐县重修有壁里书院，正德时增有广平漳川书院和大名元城书院。嘉靖时增有滦州横渠、献县献陵、真定崇正及恒阳、藁城滹阳、顺德国士、威县洛阳、磁州滏阳、大名应龙等书院。隆庆时增有卢龙北平书院、滦州育贤书院。万历时增有东安金台、文安崇正、沧州天门、南皮瀛州、元氏文清、魏县洹阳等书院。崇祯时又增曲周公善书院。此外尚有不详建置年代的肥乡崇德书院、偃武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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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嘉庆时直隶有府学11所，州学6所，州县学校146所，书院79所。书院中最著名的是雍正年间在保定设立的莲池书院，是当时直隶总督李卫在元代张柔的莲花池故址，修建讲堂、延师授课形成的官办书院。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又加以维修，成为名冠燕赵之地最好的书院。乾隆皇帝曾三次临莲池书院视察。史论学家章学诚、考据学家黄彭年，散文、书法家张裕钊，桐城古文巨子吴汝纶等著名学者，都在这里讲过学。光绪年间，张裕钊、吴汝纶先后主持书院，教化恢宏，声播四方，日本亦有人来此受学，为清代中国北方重要文化教育中心。稍后于莲池书院的漳南书院，以教育家颜元主持而闻名。颜元以救世济时之志大胆改旧观立新制，分书院为六斋，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学科，开近代教育革新之先声。

直隶的近代教育，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1900年以前，大体是以社学、私塾、书院为主的旧式教育。1901年后，随着清政府“新政”的推行，出现了废除科举、鼓励留学、颁布新学制等大改革，各种新式学堂应运而生。1902年，在省城设立学校司，天津名绅严修任学校司督办，严修在直隶各州县设劝学所。当时直隶总督还令各州县组织士绅分批赴日本考察教育，借鉴日本经验，举办各种各样的新式学堂。1902年在保定设立的直隶农务学堂(今河北农业大学前身)，是我国第一所高等农业学校。1903年，在原北洋中西学堂的基础上成立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这是最著名的两所高校。其他还有：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设于唐山，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北洋法政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北洋师范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保定师范学堂、天津高等女学堂、天津中等商业学堂、保定商业学堂等等。天津敬业中学(今南开中学)、保定育德中学也创办于这一时期，是国内享有盛誉的两所中学。各府、厅、州、县中学堂27所，女校39所，高等小学堂118所，初等小学堂4167所。其他还有工业、农业、商务、工艺、储才、图算、测绘、军医、警务、电报等学堂，但数量较少，多为一所。

在清政府推行“新政”和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当时直隶留学日本的生员也较多，一种是官费或自费的留学生，一种是由政府组织的各种考察团体。为发展北洋势力，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还派出一部分军事留学生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官员、士绅、学子一批批涌向日本，在直隶形成一股留学热潮。这期间留日学生加各类考察人员大约有千人左右。这些人回国后，对直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借鉴日本的政体经验、办厂管理经验、办学经验等，回国后结合直隶的省情，开展了多方面的、有影响的实体工作。留日学生陈幼云，是同盟会河北支部的创始人，闫凤阁、王法勤回国后分别任直隶咨议局议长、议员，领导了立宪运动，参加了直隶辛亥革命武装起义的秘密工作。他们的作为，大有别于其他省立宪派。对直隶近代工业有重大影响的周学熙，是在赴日考察后，在直隶开办工艺总局的。他仿照日本大阪铁工厂，创办了直隶北洋劝业铁工厂。

此外，直隶高阳县人李石曾(1881―1973)，于1917年先后在保定的育德中学与高阳县布里村创办了两所留法预备学校，共培养学生400余名，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育德中学留法班的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市，以直隶、湖南学生为多。布里村留法预备学校，第二期学员(1918年)有蔡和森带领湖南前来学习的学生30人;第三期学员，就扩至到江苏、湖北等六省。经上述两校培训的青年到法国后，靠辛勤工作维持学习，成名成器者颇多。有的成为工程技术人员;有的找到了革命真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人和战士。

上述各类学校，含有工业、农业、商业、铁路、师范、政法等不同学科，有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实业教育以及女子教育等，小学教育带有普及性质，幼儿教育也有起步。从办学形式上看，有官立、私立、全日制、半日制。直隶学务处还开办了通信师范学堂，以通信方式传递教授之法，这是我国函授教育的起步之举。在公共教育方面，还令各州县设立宣讲所、阅报处。1908年，在天津设立直隶图书馆，次年又在保定莲花池设图书馆。为提高教育质量，还聘有外国教师来直隶执教，以日本籍教师为多。不仅天津、保定大城市有，定州、赵州这样的县城也有。据天津文史资料所载，1901年，全国聘用的26名日籍教师中，其中13名在直隶执教;1904年，在华的218名日籍教师中，直隶有85人;1908年4月，全国聘用的555名日籍教师中，直隶省有174人。这个对比数字显示，在直隶受聘执教的日籍教师，远多于其他省份。民国初年，直隶的教育仍呈发展之势。1919年，成立南开大学大学部，为当时中国的第四所私立大学，这就是今天南开大学这所著名学府的前身。

(二)三位杰出的教育家

主张“经世致用”之学的颜元

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人，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20多岁时，信仰程朱学说，不久，开始怀疑，并成为程朱学说的积极反对者。曾主持肥乡漳南书院，交游多为力行之士。门人李?传其学，世称颜李学派。

颜元把“诵读诗书，讲解义理”叫作“文”，把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叫作“实”。他认为宋儒所倡的“文”已达到盛极必衰的地步，文衰而返于实，则天下厌文之心，必转而为喜读之心，所以他提倡“实学”、“实习”、“实行”。在认识论上强调实践。他认为知识的来源是外界事物，因之求知识，必须注重对于事物的实践，从具体事物的实践中求得知识学问，把实践提高到首要地位。当然，他之所谓实践，主要是指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和道德的实践。但他反对宋儒静坐诵读、空谈性命之学，这在当时的思想界，不能不说是一个杰出的贡献。

颜元是一位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关心民生福利。他痛恨宋明道学家的侈口空谈，推崇王安石的事功。他反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唯心主义传统思想，主张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主张把利和义二者结合起来，耕种谋收获，荷网计得鱼，正是谋利计功的正当动机和目的，与道义并无抵触。他对于经世致用、富国强兵，极为关注，具有坚强的自信心。他表示，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他的七字富天下的主张，确是发展农业经济的关键。为扩大耕地面积，垦荒是个好办法;为增加农业生产，需要兴修水利。至于均田思想，他的想法是这样：“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若顺彼富民之心，即尽万人之产而给一人，所不厌也，王道之顺人情，固如是乎? 况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为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诸子贫，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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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他看到了当时在土地分配方面贫富悬殊的严重状况，故认为，第一义在均田，田不均，“则教养诸政俱无措施处”。但是怎样实行均田?他提出要农民给大地主做佃户。所以他的上述思想教育主张，带有实现社会改良的性质，其间也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但其最终的用意，还是为当时的封建政治服务的。

洋务教育的集大成者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清末重臣，洋务派首领。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直隶南皮(今南皮县)人。一生曾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培养洋务人材，尤注重广办学校，在鄂苏两地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普通教育、师范等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他指出“学洋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1902年，在直隶总督府保定，建立了直隶农务大学堂。他办学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中国封建经义为体，博采西方文化科学技术为辅用。他一生办了不少书院，创建了许多学堂，在改变旧封建教育和建立半封建半殖民地“新教育”上，起了变革奠基的作用。1903年，会同管理学务大臣商办学务，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首采近代教育体制。这一章程颁布实行后，直隶所属厅、州、县最先设立了中国近代地方教育机关――劝学所，新式学堂也随之发展起来，除高等学校外，还创建了10所省立师范学堂、10所女子师范学堂和17所省立中学。

从事平民教育的晏阳初

晏阳初，四川巴中县人。早年留学美国，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在北平发起组织“大众教育联合会”。1923年成立“中华平民教育总会”，他任总干事。1926年，以他为首在河北定州设立平民教育总会办事处，并担任河北省县政研究院院长。他以定州为其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实验区，在这里辛勤工作了10年。

晏阳初通过对乡村的调查，认为乡村农民存在四大病：愚、贫、弱、私。解脱这四大病的缠绕，主张办平民教育，改造乡村，先教农民识字，再施以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的“四大教育”。以文化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贫;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造就新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在乡村实施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个方面整体建设，以“除文盲、作新民、平天下”为其宗旨。他在定州实验区成立了育才学校、卫生学校，办了县广播站、保健医院。在农村开展巡回医疗，推进节制生育，指导和推广科学种田和养殖业，兴办农场果园，推广粮棉优种，引进优良树种、家畜、家禽等。晏阳初在定州实施的平民教育实验，不仅是造福于定州人民的光荣事业，也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之一。他的事业和他本人，都详载于燕赵的教育文化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