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原的教育文化

(一)府州县学

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文教政策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尊经崇儒，重视文化教育。在官学上，两朝都有规模宏大的国子监，中原地区的文人学士有不少人入学学习。至于遍布中原各地的府、州、县学，是在洪武八年(1389年)以后相继设立的。明太祖认为，元代学校在当时已经名存实亡，加以“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不足以安定天下，而“京师虽有方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所以在他下令于京师办太学后，又令各地办学。此后不久，中原各府、州、县都建立了学校。学生们通称生员，亦称秀才，食廪由官府供给，皆免徭役。成化年间(1465―1487)以后，又为驻守中原各地军人子弟增设卫学：四卫以上军生80人，三卫以上军生60人，二卫、一卫军生40人，有司儒学军生20人，达到“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生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明史》卷69《选举志一》)。至清代，亦沿用明代学制，“各学教官，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皆设训导佐之。员额时有裁并，生员色目，曰廪膳生、增广生、附生。初入学曰附学生员。廪、增有定额，以岁、科两试等第高者补充。生员额，初祝人文多寡，分大、中、小学。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二十名。后屡有增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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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官学教育，有“善乡俗”和“育人才”双重目的。明宣宗诏学校慎师儒箴云：“君国之民，教之育之，……化民成俗，以善其乡，成德达材，以资天邦”(《明大政纂要》)，正是对上述目的的形象概括。清朝的《御制学校论》也说：“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学校者教化之所从出，将以纳民于轨物者也。”(《钦定国子监志》)

明清时期，中原各府、州、县学开设的课程，两代略有差异。明初规定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书、数设科分教。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更加详细规定了礼、射、书、数四科的具体教授方法。至清代，各级官学的教材主要有《御纂经解》、《性理大全》、《古文辞》、十三经、二十二史、三通、《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字》等。另外，由于明清两代科举极盛，学校还把读写八股文作为必修课程。生员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以至不观经史，而惟程文是习，甚者抄誊别人成作，至使“凡所引用漠然不知来历”，“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日抄粥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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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学完全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

明清时，中原各府、州、县学还有特定的学规、禁例和考课方法。前二者包括严禁学生过问政治、无条件尊师勤学等内容，后者着重对生员德行和课业的考察。生员入学，要经过入学考试，然后是月考、季考、岁考，不及格者要被扣除食粮或降级、除名，毕业考试不及格者取消应乡试的资格。

总之，明清时期中原地区各级官学的教育及管理更加完善，学校的教育质量在某些时期也有所提高。但由于科举制度极度发达，学生读书是为了应考做官，因此也就不免影响对其他课程的学习，进而影响整个教学质量。这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恶果。

(二)书院

明清时期中原地区还有不少私人开办的书院。这些书院大多开办于明中叶以后，当时“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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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院在严嵩、张居正，魏忠贤等人当政时曾四度被毁，但不久又大都恢复。清朝入关后，恐私人讲学会导致反清思想发展，对书院多加抑制，顺治九年(1652年)还专门下了一条禁令，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才解禁，但明令书院要由封疆大吏控制，并由政府拨给经费，同时使书院注意“读书应举”，实际上把书院引向了官办。

尽管中原地区的书院在明清时期厄运不断，但由于各个热心从教的教育家的努力，使书院依然遍布中原地区。当时著名的书院，如在开封的丽泽书院，是明清时期中原地区最大的一座书院。其校址初在南薰门内蔡河北岸，后迁城西北隅北宋天波府旧址上，规制完备，一时称为盛举。此外，在开封城中还有二程书院、游梁书院、崇正书院、东坡书院等。再如明户部尚书李敏在襄城县紫云山麓开办的紫云书院，聚书数千卷，许多知名学者常到这里研讨学问，成化十八年(1482年)又被明宪宗御赐“紫云书院”匾额，名声地位都在其他书院之上。又如由明清之际大儒孙奇逢开办的百泉书院，座落在宋邵雍百源书院原址上，孙奇逢自67岁到这里后，一直到92岁去世，25年间，都读书、讲学于其中，他所开办的书院，也成为当时著名的书院之一。

(三)社学和义学

在明清各级官学之外，又有多种形式的私学存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社学和义学。中原城镇平民和农村士子，多在这类学校中受教育。尤其是农村中童蒙的教育，主要是这类学校承担的。

社学是一种普及的教育形式，在元代产生后，曾对中原教育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元末时因动乱遭到破坏，明朝建立后很快得到了恢复。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谕中书省说：“昔成周之也，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习于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忧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从此中原各地纷纷恢复了社学教育。学生入学的年龄一般在8～14岁之间，教学内容除《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孝经》等书外，特别强调讲习冠婚丧祭之礼和现行律令，使学童自幼懂得礼仪制度，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良善之民。

义学又称义塾，是明清时期为民间孤寒子弟设立的教育机构。早在宋代已有“义学”的名称，但它只是以宗族为单位设立、限于教授本族子弟的学校。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由于政府的提倡，义学才开始在中原各地广为设置。直到清末，这种学校一直是中原地区蒙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民国《许昌县志》载，全县在清代有义学34处，其中县城有两处，吴村堡两处，其余各堡也都有一处。这种学校与社学和一般私塾不同，它以招收“孤寒子弟”为主，一般不收“束?”之礼，有时还发给学习用品，义学设立的目的仍是教育百姓子弟做一个“安身良民”，不使好勇斗狠，轻生犯上。

(四)私人教育

明清时期，中原地区的私学承宋元之后，仍兴盛不衰，是培养人才、发展文化和传递学术思想的重要场所。这一时期的私人讲学者，有的是民间自学成才的人，有的是离职还乡的达官贵人，有的则边做官边讲学。这些学校中级别高者形同书院，低者从事养教育，而以后者最为普遍。从事蒙养教育的学校又称为私塾、门馆、教馆等，所用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孝经》、《弟子规》、《小儿语》、《蒙养故事》、《古文观止》等，尤以前四种最为普及，被民间称为“三、百、千、千”。一般塾师在教学时重注入不重启发，重背诵不重理解，重训练不重兴趣，采用的还是传统的教育方法，与今天的幼儿教育办法有很大的不同。

(五)清末教育变革对中原的影响

中原地区的教育到了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在百日维新时期，曾按朝廷要求将各级官学改为兼习中西的学校，并将省会官学更名为大学堂，府城官学更名为中学堂，州县官学更名为小学堂。对考试制度也作了相应的改革。后来变法失败，诏废各省学校，“然民间私立者尚纷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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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这种情况，至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又重新下令恢复各省学堂。以后又废除了科举取士制度，专门从学校选拔人才，这些都对中原地区的教育发生了重大影响。从此，中原地区从省城到各府、州、县，大、中、小学堂及蒙养学堂纷纷建立。其中蒙养学堂招收3～7岁幼儿，教育宗旨是“发育其身体，渐起其心知，使之远于浇薄之恶习，习于善良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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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堂招收7岁以上儿童，分完全科和简易科，主要课程有读经、修身、文学、史地、算术、体操等;中学堂的课程除上述几种外，另有外语、博物、理化、制法、理财等;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课为宗旨，以各学皆有专长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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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经、文、医、农、工、商等科。

清末中原教育的最高管理者是提督学政。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称提学使，下设学务公所，有议长一人，议绅四人，帮助筹划学务。其下又分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各有课长一人，副课长一人，课员一至三人。宣统元年(1909年)将中原划归全国第三试学区，派试学官三年视察一次。省亦设视学六人，巡视本省各地学务。各厅、州、县设劝学所，兼有掌管本地教育行政、劝导地方人士建立学堂、推广教化的多重责任。

总之，明清时期中原地区的教育在宋元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官学教育更加完善，社学、义学和私人教育的作用更加重要。至清末中原各级新型学堂的设立，也正是教育发展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