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书的编写与秦文化研究

我们编写《中国地域文化?秦文化卷》，是作为秦文化研究的一个细胞而出现的。其主要使命在于，竭力用通俗的文字，把现有的秦文化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外读者，使大家在学习了解秦文化的过程中，得到启发教育，受到鼓舞，并能将精神的感受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力量。

当然，把古今以来的秦文化研究成果，要在一卷书中全面而系统地展现出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其本身就是一种“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把现有的秦文化研究成果做这样的综合整理工作。所以，本卷书的编写从本质上讲，具有开创的性质和填补空白的性质。诚如是，那末本卷书就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错误，尚祈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本卷既独立成书，自然有其自身的体系，而现有的秦文化研究成果，对应这一体系，很难面面俱到，不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环，需要我们去补缺。所以本卷书中，除了综合整理已有的秦文化研究成果之外，也包含了不少我们自己学习秦文化的认识和心得。我们虽不敢视其为金凤凰，但我们也不愿它就是谁也不喜欢的丑小鸭。不过，有一点可以作出保证，即如果我们的观点错误，决不文过饰非，我们将勇敢地向真理举起双手――投降。

关于本卷书的编写，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向读者交待清楚――

第一，对秦文化研究中歧异问题的处理。

前文已经指出，秦文化研究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现存的歧异之处仍为数不少，而且大多都是关键性问题，编写本卷书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对此，我们采取了四种处理办法：一是先简要列出不同的观点，并作出相应的评述，然后直陈我们自己的看法。要之，即我们对歧异作出了是非判断。例如对秦文化渊源问题，便是这么处理的(详后文第三章第一节)。二是诸说并列，不置可否。这是对那些迄今尚无法作出最后判断问题的处理法，实际上也是一种最简单最省力的处理法。三是只介绍我们认可的观点，其它均省而不谈。这种处理法实际也是作出了是非判断的，多用于已经明朗化了的问题处理。四是模糊处理法。对于少数还在继续深入讨论，但却非常重要的问题，一般均采用此法处理。例如对商鞅变法，我们只笼统地说它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使秦的社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而尽量避免使用“奴隶制”、“封建制”这类字眼。这样做，既不影响对商鞅变法重大意义的认识，又对目前关于变法性质的学术争论表示了一种谨慎的保留态度。

第二，关于秦文化研究的资料使用问题。

众所周知，研究秦文化的文献资料十分有限，而且很难从其中再找出什么新鲜内容;目前秦文化研究，主要靠考古资料。70年代中期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的秦简，是考古资料中最重要最宝贵的文字材料，格外受到人们的重视。不过，这里明显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湖北发现的秦简，用来阐述以陕西为中心的地域性秦文化，是否合适?如果说，云梦秦简中有关法律的部分具有普遍适用性，同样可以用以说明陕西秦文化的话，那末，云梦秦简的《日书》，是否也可以这样做?特别是当甘肃天水放马滩《日书》发现之后，经研究者对《放》简与《睡》简进行对比，得出“《放》简是纯秦《日书》，《睡》简是纯楚《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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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以后，还能否再用《睡》简《日书》来研究秦文化问题?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尽管《睡》简《日书》有很多楚文化的东西，但其中同时也有秦文化的内容，却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它实际是秦楚文化的混合产物。将它完全看作秦物，或完全看作楚物，都不免失之偏颇。既如此，就不能摈除用它来研究秦文化。在本卷书中，我们之所以仍然引用了大量的睡虎地秦简《日书》材料来论述秦文化，其道理正在于此。当然，我们的引用是谨慎的，是有选择的。

总之，《中国地域文化?秦文化卷》的编写，是以秦文化的研究为基础而进行的，它本身就是秦文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