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茨

美国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的提出者。1926年8月生于美国一个中产阶层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安逖澳克学院(A.B.，Antioc Col-lege)，获得哲学学位。受当时美国人类学家C.克拉克洪(C.Kluck-hohn)学术思想的影响，对经验主义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入哈佛大学社会学关系学系学习。1956年，他以《爪哇宗教》(C.Geertz，1960)这部著作获得了人类学博士称号。格尔茨曾先后担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加利福尼亚大学巴凯学院(California U-niv.Barkkly Collage)人类学系副教授、芝加哥大学新兴国家比较研究会任人类学副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教授。格尔茨几次走访印度尼西亚，对印尼的巴厘和爪哇进行了田野调查，巴厘和爪哇的这些田野工作孕育了大量的论文、著作，同时也奠定了格尔茨的文化理论的基础。格尔茨的文章多以短小精悍的论文形式发表，以论文汇集形式发表的《文化解释学》(C. Geertz 1973)和《地方性知识》(C. Geertz 1983)，集中反映了以探索人的行为表现意义的格尔茨风格。近十年来，格尔茨的见解不仅在《美国民族学家》杂志刊载的论文被广泛地引用，而且在人类学之外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格尔茨也是著述被引用最多的学者之一。格尔茨的学术生涯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他最初对人类宗教生活与符号体验感兴趣，后来致力于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到了晚年关注的重点又回到符号与文化上。格尔茨的思想理论与韦伯(Max Weber)、帕森斯(T.Parsons)和克拉克洪有很大联系，特别是韦伯思想中的“行为”、“意义”、“理解”与“合理性”成为格尔茨理论的主要前提。认为文化是一个象征系统，是由象征有机地结合而形成的意义体系。 “意义”指包含认识、情感、道德在内的一般性思考，它具有知觉、观念、理解、判断的一种包容性的概念。“象征”则被界定为所有事物、行为表现、事件、性质以及关系都是传递某种“意义”的载体(vehicle)。任何一种物质、行为表现、事件、言语活动，只要它传递某种“意义”，它就是“象征”。但是意义又不是象征(物、体、行)本身的内在属性，是人所赋予的。人则是生活在由自己编织的意义网络里的动物，人的行动是一种传达意义的最直接的行为表现。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主张文化分析是寻求意义解释的科学，其目的是“理解他人的理解” (Saying something of something)。由于人们常赋予事物以特殊的社会意义，多数情况下事实是多重的，它一方面是“生性的事实”(brutefact)，即事物原初的属性。另一方面又是“人为的事实”，即人们所赋予事物的象征意义，包括对行为意义系统的分析、分析之后要对异文化的读者说什么，甚至也包括读者的理解。而“人为的事实”只有在特定的脉络中才能得到比较切合实际的答案，但人们受其自身能力限制，使我们在异文化经验研究领域里常常含混不清。因此，在进行一般性理论分析之前，我们首先所面临的是如何“理解他人的理解”的问题。在方法论上，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是以当地人日常的，却又往往被人(包括当地人)们视为司空见惯的行为事实作为对象展开他的文化体系的分析。但格尔茨笔下的文化并不是运用概念符号的逻辑关系推论出来的一种静态文化，而是动态的。虽然同样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分析，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却是解读属于行为者场景条件下的这一文本。关于“如何著述一种文化”，格尔茨强调文化记述与叙述之间的“深入浅出”(the thick and thethin，P.Shankman 1984)的一种“转换文化版本”的解释科学，即深入与浅出在一篇论文中同时并用的著述。深入则反映在深描，即在记述一个文化上，他是地方或特定场景下行为者的共识;浅出则表现在他深描之后的解释上，即与读者之间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这两种理性代表了两种著述文化的版本，这两个版本的完美结合便构成了格尔茨的文化学。而有关我们记述了一种文化之后要干什么，在文化记述的基础之上你要对人类文明说些什么的问题，解释人类学正在实验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通过异文化研究，或者发人内省，或者引起文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