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法家的政治主张。与儒家的 “人治”和 “德治”相对，指君主依靠统一的法律和刑赏来治理国家。法的起源甚古，但在西周以前，主要是习惯法，而且执法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没有以法治国的观念。春秋时代，始有成文法，而且开始出现法治的观念。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就指的法治。孔子是反对专任法治的，认为人民虽因恐惧严刑峻法而不敢犯罪，但却并非心服。但是，法治却是富国强兵之道。战国初年，商鞅在秦国推行法治，使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西方的军事强国。从此，以法治国便成为诸侯各国的基本路线。古代法治的特点是信赏必罚，就是将奖惩法令公布于众，论功行赏，以罪定罚。儒家认为这种作法缺乏人情味，刻削寡恩，而法家则坚持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这就是信赏必罚的人性基础。法治并不想让人民心服，只要人民遵纪守法就行。事实证明，儒家的人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理想，而法治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战国后期的儒家也接受了法治观念，如荀子既主张德教，也不反对法治，实际上是 “礼表法里” 的人物。汉代以后，法家学派虽然退出政治舞台，但其法治主张却成为王朝政治的基础。历代王朝尽管以儒家德治相标榜，但却从来没有废除法治。历代王朝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司法机构，问题在于，这些都只是对付臣民的，管不着皇帝。甚至法律本身也以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史记?酷吏列传》 记载西汉廷尉 (大法官) 杜周判刑定罪完全看皇帝的好恶，皇帝想惩治的人，就想方设法罗织罪名; 皇帝想宽大的人，就拖延时间为其开脱。有人责备杜周说： “你为天子执掌司法大权，不循三尺法，而只以皇上的意旨来决狱。这说得过去吗?” 杜周回答说： “三尺法是怎么来的?前一个皇帝所是著为律，后一个皇帝所是定为令，符合当朝皇帝的意旨就成，哪里有什么不变的法律?”就是在先秦法家那里，法治也只是为君主提供驾驭臣民的统治术。

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的根据法律治理国家的主张。法家代表人物管仲、申不害、韩非等人仅对儒家“人治”主张，认为统一的法律和严格的刑赏，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管仲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大治”(《任法篇》)。要求统治者带头守法，强调保证法律的尊严和效力。商鞅强调统一法令“办法之本”。申不害主张以“势”和“术”来推行法治。韩非吸取前期法家“法”、“术”、“势”三派之长，提出完整的法治理论。认为“法、术、势”都是君主进行统治的工具，三者应紧密配合，相辅为用。强调实行法制的关键是掌握“刑”、“重罚”。提出用“循名责实”之术考核、奖罚官吏。主张以执行法律的官吏为师，推行法制教育，提高人民的法治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