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孙奇逢的哲学思想

起源于11世纪北宋中期的理学，到19世纪末的明末清初，已传衍了6―7百年，世人早就认为它虚伪和迂腐，讲学之徒遂为人们厌恶和耻笑。明代中期兴起的王阳明的“良知说”，也流行了100多年，其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发展而为狂禅，末流之弊比理学更为空疏。明末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倾覆了封建王朝的“神器”;清兵入关，带来了“天崩地解”的巨变。明王朝的崩溃，使得士人们觉醒过来，企图对它的精神支柱的理学进行审察、总结，对理学分析和批判精神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在中原地区对宋明理学进行总结的代表是孙奇逢，他被称为清初三大儒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在清初相当长时间内，对河南产生深远的影响。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原籍河北容城人。14岁考上秀才，17岁中举，以后屡试春官不第。他早年任侠仗义，天启中(1621―1627)，宦官魏忠贤擅权专政，滥杀无辜，大捕东林党人。无人敢当其锋，孙奇逢置祸福于不顾，挺身而出，举幡击鼓，醵金以营救在狱东林诸君子，其高义亮节，名振天下。清兵入关后，在畿南州县圈地，孙奇逢在容城田庐园舍均被圈占，遂移家至河南辉县，水部郎马光裕邀请他到夏峰村居往，辟兼善堂读《易》其中。从此，他在辉县苏门山下率徒躬耕讲学25年，海内学人，争趋受教。河南当时的名名士大夫与之交游，清初中原学者，多出其门下。新乡的任文晔、刘源吉，上蔡的张沐都是他的学侣。其门生弟子满天下，中原人士尤多，其中著名的有睢县汤斌、登封耿介、中牟冉觐祖、密县赵御众、许昌刘体仁、泌阳钟国士、新乡郭遇熙等人。他们有的中了进士，以廉吏为世人所钦仰;有的主讲书院，著书立说。中原地区一时书院林立，如雨后春褂，当时的百家书院、嵩阳书院、大梁书院等，在发扬中原文化教育方面作出很大的贡献。

孙奇逢的哲学思想早年笃信程朱，他自己说：“某幼时而读书，谨守程朱之训。然于陆王亦甚喜之”(《夏峰集》卷七《寄张莲轩》)，后又潜研王阳明心学。明清之际，王学亦在变化之中，孙奇逢意欲调停两者之间，不欲判程朱陆王为二途”(《清儒学案?夏峰学案》)他认为，实际上在朱熹的思想中，有许多与陆王相同的地方;在陆王的观点中，与朱熹相一致的也不少。孙奇逢在两者中取其所长，以朱注王，又以王注朱，不主一家，左右逢源，实为非朱非王之学，清人评价他说：“奇逢行谊不愧古人，其讲学参酌朱陆之间，有体有用，亦有异于诸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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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也在《四书近指》中说：“文成(王阳明)之良知，紫阳(朱熹)之格物，原非有异。如主文成，则天下无心外之物，无物外之心，…知与物不相离也。如主紫阳，则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一旦豁然，则物即是知，物物皆知，…此亦知与物不相离者也”。孙奇逢认为，学者应该从大处着眼，观其会同，不必作朱陆异同互相水火的无谓纷争。

孙奇逢注重心性休养，躬行践履。他的门人赵御众说：“先师之学，以天为归，以孔为的，以至诚为全量，以慎独为工夫，以知明、处当为力行之实地，…以孔子(之学)印诸儒”。(《夏峰集?旧叙》)可以归纳其学为三点：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慎独为宗，以日用伦常为实际。

慎独是孙奇逢心性修养的中心。“慎独即勿自欺”(《四书近指》卷一)，不欺骗自己，同时也是不欺骗别人;待人以诚，待己也以诚，诚意是慎独的主要内容。孙奇逢提出慎独和诚意来，是针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末流形成虚伪妄矫的积弊而说的。他说：“君子戒惧慎独，致吾中吾和。去其不中不和者，而诚存矣”。(《夏峰集》卷七)这些不中不和者包括了欺、妄、邪、欲，慎独的具体工夫在于戒欺、去妄、闲邪、防欲。他说：“诚无妄，邪者妄也，留一分妄，减一分诚”，《夏峰集》卷七)所以要痛下“戒欺工夫”，同时进行“闲邪存诚”，以做到“欲尽理还，不期存而自存。”(《夏峰集》卷七)

他认为，只要对戒欺、去妄、闲邪、防欲“一味朴实做去，不落掩著，不以意气搀和其间，独不期慎而慎，意不期诚而诚”。)《夏峰集》卷七)孙奇逢把慎独看得十分重要，他认为，人们在无意中作出伤天害理的事，在于对天理人欲分辨不清，他说：“天理人欲辨不真，其咎只在慎独工夫做之不熟耳”。(《夏峰集》卷七)他将慎独当作立身处世，分辨是非、善恶最基本的工夫。这样一来，慎独和存诚就不仅是心性休养，只停留在思想意识领域内的事情，它贯穿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切道德实践及政治活动的各个领域中，作为人们从事这些活动的共同基础，及取得成功的保证。

孙奇逢认为，“诚”是宇宙及人生的价值尺度，又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把诚提得很高，他说：“诚者天之道”。(《夏峰集》卷四)作为人就应当遵循和仿效这个“天之道”，尽力使自己“诚之”。(《夏峰集》卷七)作为人类社会基本原则的“诚之”，是人们应当努力追求的目的。这个“诚”，将人和天统一起来，就成了达到人生最高境界的圣人，“圣人以至诚配天”(《夏峰集》卷七)。这是孙奇逢慎独学说的最后目的，也是心性修养的最后完成。

孙奇逢谓学术多途，他称自己之学为圣学。圣学的目的在于学圣人，圣学的内容本于道，道之大原出于天，于是，他提出：“圣学本天”的命题。天包括宇宙间万象万物，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内容是天理，人世间的一切言行，以是否符合天理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这就是圣人之学的基本原则。他说：孟子的“性善”、曾子的“明德”、周濂溪的“圣希天”、程明道的“体贴天理”都是以“本天”作为自己学说总的纲领。同时，异端与圣学的不同，就在于“圣学本天，而异端本心”。他认为以天为本，对天地万物一视同仁，孝子事亲也等同圣人事天，作到“尽心知性以知天，圣人之能事尽矣”。(《夏峰集》卷四)

以日用伦常为实际是孙奇逢终身躬行实践的原则。他认为圣人之道，既高深又平凡，只是一个中字。他说：“中不离日用，故日庸”。(《四书近指》卷一)尧舜古代圣人的大智大慧，并非先验的天才，而是来源于百姓日用之间。他认为从事圣人之学，不要把道看得神秘莫测，道本来十分浅显，易知易行。他说：“见眼前天地，心上鸢(飞)鱼(跃)，室中夫妇，无一处不是道”(同上)“能尽人性，尽物性，皆是眼前事，舍眼前而求诸远且难，不知道者也”(《夏峰集》卷一)

孙奇逢终身从事理学的探讨，活了92岁，至老犹孜孜不倦。他的著作很多，达17种，160卷。但这时理学本身已是日暮途穷，没有更多发展余地。他虽然与当代博学鸿儒有所接触，但因身处山谷僻乡，交游不广，东南兴起的启蒙思潮，对他影响甚微。他还是沿用正统的理学观点，以往一套治学方法，研究过时的学问，这种种条件的限制，使他虽然极为努力，也写下不少的著作，但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创新和突破，只是起到前人观点的传述和资料整理的作用，和同时代顾炎武等大师相比，就相形逊色了。但他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缜密的思考和献身学术及诲人不倦的精神，都是使人尊敬和佩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