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昭王的振兴

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就位于国败家亡之时，他视这场大难为燕国的奇耻大辱，决心要兴燕以雪国耻，他对郭隗说：“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史记?燕昭公世家》)郭隗建议“招贤纳士”，昭王则“单身厚币以招贤者”，为郭隗“改筑宫而师事之”，吊死问孤，与国人同甘苦。于是士争趋燕，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苏秦也自洛阳奔燕。除史载的这几位知名的军事政治家外，“诸天下之士其欲破齐者”、“善用兵者”，他“尽养之”，在燕国集中了大批各方面的人才。乐毅被委为亚卿，受任以国政，想来他协助燕王一定施行过不少的重大变革，史书缺载这一变革史料，但从《乐毅报燕王书》中可寻到这一变革的踪迹。他于该书中称赞古之圣贤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受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并援引昭王临逝前的遗教：“循法令顺庶孽者，施及萌隶。”话虽不多，但力主改革的主张是溢于言辞间的。经过28年的努力，燕国殷富，达到了历史上的极盛时期，这不仅由燕下都的大规模营建、乐毅率五国之师伐齐和秦开却胡拓土看得出来，就以近些年来的考古勘察也有所反映。

立凤蟠龙大铜铺首(战国?燕)

在今燕下都遗址和兴隆县大付将沟，出土有多种铁质农具和兵器，还有淬火钢剑，这两地是燕国的冶铁中心。铁质工具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铁制兵器的使用改善了军队的装备。在下都遗址和北京地区，还出土了众多的金银玉器和铜器，器物图案纤细、造型优美、铸作精巧，有的器物属错金且用了卡丝技术处理，这可见燕当时的手工业是多么发达。燕的货币出土量之多是惊人的，其出土地域涉及到河北、京津、河南、山西、内蒙、辽宁、山东等地，远至朝鲜南北和日本，这是燕国商业贸易范围广阔和社会经济繁荣的象征。商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交通的开拓和城市的繁华，当时燕都蓟城，已有不少辐射交通干线可达四方，成为富冠天下的名城之一，同赵都邯郸、齐都临淄、楚之宛城及东周洛阳等大都会齐名。当时燕国的富有，诚如《战国策》策士所言：“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食，足食于民矣”，称谓天府之国。

随着经济的振兴和军事防御的需要，燕把武阳城拓建为下都，《水经注?易水篇》谓“燕昭创之于前，子丹踵之于后。”燕国在春秋时期，即外受戎狄之侵，内受齐晋之迫，“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及至战国虽逐步强大起来，但与大国实力相比，仍居弱势，昭王先辈简公、易王、王哙都凌受过齐的攻伐。战国后期大国间的兼并存亡之争迭起，公元前295年赵灭中山，打通了去代地的大道，这样，齐和赵分别在燕的东、南、西三面均可构成包围之势。燕为了家国的安全，把武阳城扩建为军事重镇以拱卫上都蓟城是极有必要的。今名为燕南长城旧址，自安新经徐水而西，大约也是这时期的产物。

武阳城西倚太行，东向平原，北接上都，易于通达，南界齐赵，适于应对。城南有易水，北有濡水，既有舟楫输物之便，又有固城汤护之利，退守可恃险，兵出能回旋，确为燕国设下都的理想之地。从城垣的遗址看，燕下都规模宏大壮观，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分为东、西两城。东城有布局严整、嵯峨有致的宫殿建筑遗址，城内文化遗存相当丰富，从考古勘察得知，这里有仓库、馆舍、手工作坊、百工住地和贵族墓葬等。西城为兵马驻地，作为郭城是为防守而设的，城建可能晚于东城。想当年这里金戈铁马，市街繁华，人才济济，馆舍极多。《史记》上所载的一些惊心动魄的历史传说就发生在这里，诸如燕昭王重金聘贤接纳天下奇才;燕太子丹纳田生之言尊荆轲为上卿事;荆轲与高渐离酒酣而歌于燕市事;勇士秦舞阳年幼杀人，燕人“不敢忤视”的传说;樊于期在馆西授首荆轲等，这些都是名于当世的传闻。

易县圣塔院塔(荆轲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