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耻

儒教伦理范畴。指个人的道德反省能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羞恶感。中国古代以 “礼义廉耻” 为 “国之四维”，其中“耻” 就是 “知耻”，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 “羞耻感”。知耻则有所不为，不知耻则无所不为。孔子曾以 “行己有耻” 四字来说明士君子之行，意思就是： 士君子立身行事能知耻而有所不为。又说： “知耻近乎勇。” 据朱熹解释，“勇” 指 “勉力而行、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君子应当具备的美德。孟子说：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言人能以无耻为可耻，终身就不再有耻辱之累。孟子又将 “知耻” 称为 “羞恶之心”，并认为这是人皆有之的 “良知”。荀子也将 “知耻”作为修身的要则。后代儒家都以 “知耻”作为处世立身的大节，甚至视为做人的基本道德，这就是传统士大夫所谓 “气节” 的主要内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说： “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又将“知耻” 这种个人的道德良心与国家荣辱联系起来了。

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意指懂得耻辱。语出《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知耻，作为中国人传统的民族美德之一，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所倡导。管子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指出：“四维不张，国事灭亡。”(《管子?牧民》)孔子把“知耻”与“好学”、“力行”同看作是获得“知、仁、勇”三种天下公认美德的阶梯，而视为“修身”、“治人”、“治天下国家”之根本。且把“行己有耻”作为“士”的本质规定。“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孟子亦持此说，指出知耻是人的本性所在，不知耻就不能为人。他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他还说：“耻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左传》把匹夫之耻上升到国耻的高度，提出“耻匹夫，不可以无备，况耻国乎”(《左传?昭公五年》)，激励着后世许多爱国志士。明清之际，世衰道微，顾炎武从国耻的高度，对“知耻”作了突出的强调。他指出：“廉耻立人之大节”，“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做人就要“士贵有耻”。他深刻地鞭挞那些“机诈日深”、“廉耻道心”的“蝇营蚁附之流”，大声疾呼：“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日知录》卷一三《廉耻》)王夫之提出“知耻之功大”(《思问录》内篇)，强调加强廉耻观教育，倡导“廉耻厉，行检修”(《黄书?大正第六》)，“奖其廉耻”，“用其朝气”(《噩梦》)。到了近代，龚自珍、魏源又把知耻与振邦联系在一起，提出“知耻振邦”之主张。其一，龚、魏二人认为，西方殖民者对祖国的欺凌是最大的耻辱。龚自珍指出：“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则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故此，他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明良论》二)其二，龚、魏二人提出，兴国振邦，应“以教之耻为先”(《明良论》二)。魏源说：“《记》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故昔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汗大号之日，必?然以军令饰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圣武记叙》)总之，中国古代“行己有耻”，“知耻振邦”的廉耻观，对中华民族道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