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治术人材的选拔工作，并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较严密而完备的制度，可以统称为选考制度。

中国古代的选考制度几经调整和变迁。西周以前，据说已有乡举贤能或乡举里选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盛行养士制度。秦朝实行了吏师制度。汉朝实行荐举制度，或称察举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度，也称九品官人法。隋唐以后改行科举制度，经宋、元、明、清，至1905年止，延续1 300年之久。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一般认为科举制度创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根据《旧唐书?杨绾传》记载：“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薛登传》也称：“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正式设置进士科，实行以试策取士，改州郡推举为州郡考试。这种按规定科目逐级考试选任官吏的办法，就叫科举(图255)，也称开科取士。科举制度与各种形式的选举制度相比，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更有效地由地方世族手里集中于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又满足了庶族地主参与政权、寻求发展机会的欲望，扩大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第二，把读书、应试、做官密切联系起来，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开启了获取高官厚禄，享受富贵荣华，求得光宗耀祖的门径;第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克服了选任官吏只重品行、门第，忽视知识、才能的倾向和弊端。因此，科举制度的产生，既有社会的或阶级的原因，又有历史发展和教育内在规律在起作用。

科举制度大盛于唐朝。唐朝初步确立了科举考试的程式，形成了较完备的制度。唐朝科举考试的设科大致可分两类：一曰常科，即按较固定的科目定期举行考试;二曰制科，即出于朝廷临时特需或某个帝王的个人好尚，不拘常格，专取非常之才，故也称特科。常科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其中又以明经、进士二科为最盛，得才也最多，而进士尤受尊崇，得第也最难，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制科名目繁多，不下60余种。所考试内容因科而异，一般是儒家经典、文词诗赋、当朝时务政令等。考试方法常用的有5种：一为口试，当场问答。二为帖经。主考者选经书中一页，遮盖左右两边，只留中间一行，另裁纸帖盖数字，令被试者将盖住的字读写出来。要求熟读死记经文。类似现今考试中所采用的填空题。三为墨义。主考者以经书命题，令被试者照经书简单机械作答，例如：原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谨对。”类似现今考试中所采用的简答题。四为策问。主考者以经书命题，令被试者联系当时政令时务撰写短文作答，也称时务策。类似现今考试中所采用的问答题或命题作文题。五为诗赋。以限定的格式、文体作诗作赋。这些方法，最初曾想全面考核考生的知识和能力，但不久便流于形式，变为僵死的程式。科举应试者一旦得第，便倍受尊崇，读书士子奔趋若鹜，许多人倾毕生心血于此途。唐太宗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赵嘏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揭露此情更为形象逼真。科举得第，荣崇太高，竞争激烈，弊端丛生，遂遭多方面的责难和批评。不过当时批评科举者多为显贵世族，他们力主“仍依古制”，目的乃在于维护显贵子弟做官的特权，堵塞寒士入仕之门。但是，普遍指出科举考试偏重词章，浮华少实，通伪作弊，以图侥幸，也的确切中科举取士的弊端。

宋朝更重科举，进一步扩大科举及第名额，抬高及第者的地位和待遇，并做了某些必要的改革，制度规程也进一步完备。规定应试者需在官学受教300日以上始得应举，考试科目更突出进士科，考试内容和方法以经义为主，严密立法，改用糊名誊录(密封试卷)，以防舞弊和门第势力干扰，使科举制度对一般士子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宋真宗有一首《劝学诗》集中代表了这种意图。诗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绘画解人颐》卷一)结果提倡科举愈甚，其弊端也变本加厉，防弊之法愈严，作弊之技益精，非但不能选拔出为天下国家所用之才，反而败坏社会风气，摧残大批有为之士，遭到更多人的批评。王安石改革科举不遗余力，结果事与愿违，他痛切地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后山谈丛》)南宋吏部尚书赵汝愚也上疏称：“奔竞之风胜，而忠信之俗微。亦惟荣辱升沉，不由学校，德行道艺取决糊名。工雕篆之文，无选修之志，视庠序为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具文。”(《宋史?选举志》)。

元朝本不重科举，初行科举取士多为笼络和吸引汉族知识分子为其效力，但不久也全力推行，并详定程式，规定三岁一举，每试三场，遂成定例。为适应其民族歧视政策，采用南北两榜取士。蒙古、色目人为北榜，要求极低;汉人、南人为南榜，要求甚高。自元朝始，由于确定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科举考试遂以程朱理学家注释的《五经》和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教育影响极大。

明朝科举较前更盛，制度也更为周密，科举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也更为明显，对读书士子的思想控制也进一步加强。学校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科举考试成为读书人的指挥棒。明太祖正式规定：“中行文武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洪武十七年(1384)正式确定三年大比之制，即每隔三年举行一次自下而上的考试。每逢子、卯、午、酉年秋季，举行乡试，也称“乡闱”或“秋闱”;每逢丑、辰、未、戌年春季，举行会试，也称“省闱”或“春闱”。整套考试分为四个步骤或阶段，第一步为“郡试”，也称“小考”，考选府、州、县的俊秀诸生，中式者称“秀才”;第二步为“乡试”，将郡试考选的诸生，试之于省会，中式者称“举人”，举人之第一名称“解元”;第三步为“会试”，以各省考取的举人，试之于京师礼部，中式者为“贡士”，会试第一名为“会元”;第四步为“廷试”，也称“殿试”，会试取中之贡士，经皇帝亲自策问，区分为一、二、三甲，发榜以序名次，第一甲只3人，顺序称状元、榜眼、探花，第二、三甲各若干人。这些人都是得到金榜题名的人(图256)。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就是说得此殊荣为人生最大喜事。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者，被称为“连中三元”，是最不易得之事。明代科举考试最大的特点是采用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以宋儒注疏的《五经》，特别是以朱熹的《四书集注》命题，限用 一定格式、体裁、语言、字数的应试文章，只准“代圣贤立言”，不得发挥己意。这是一 种禁锢思想、不务实学的僵死形式化的浮文虚词。科举考八股文，学校也教八股文。学校虽设经史科目，不过具文而已。生员埋头于“程墨”、“房稿”等八股刻本之中，不知世上还有其他学问。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尖锐地抨击了八股考试的危害：“天下之人唯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 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读。读之三年五年而 一幸登第，则无知之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而文武之道弃如弁髦。嗟乎! 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率天下而为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衰，心术由此坏”。“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可须一年而成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坑!”真是揭露得淋漓尽致。

到了清朝，科举考试更加腐败。读书人连经书都不读，直接把历代文人应试之文搜集起来背诵若干篇，以应考试。有人还专门编印这类文稿供士子背读，称为“坊稿”、“闱墨”，类似现今的试题答案汇编，科场舞弊更加花样翻新，作弊手段五花八门(图257)，如：贿买、钻营、夹带、枪替、割卷、传递、冒名、顶籍，无奇不有。有人将答卷写好，夹在袖口里，藏在食品中，写在衣服上。防弊措施也日益严密，军警监守考场，入考场搜遍全身及衣物，更令试子更衣沐浴，试卷糊名誊录，军警押送，但终究防不胜防。统治者多次采取各种应变措施，仍是治标不治本。这标志着封建制度日趋没落，选拔人才的办法也走进了死胡同。终于在1906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了。

科举制度经隋、唐、宋、元、明、清六朝，历1 300年之久，其中既有优点也有局限。科举制度比较好地解决了中央集权与调动地方和个人积极性的矛盾，但助长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不良社会风气和投机侥幸心理，以致产生种种钻营舞弊之恶习;科举考试将读书、应试、做官联系起来，使培养人才与选任人才结合一起，但导致了科举控制教育，使学校变成了科举的附庸;科举考试克服了单纯以品行、门第取人的偏向，但未能实现以知识能力取人，“任人唯贤”，反而把士人引向死读书、背教条、务抄袭的死路;科举考试建立了统一的考试内容、标准、程序、步骤和方法，但滋长了形式化、教条化、呆板僵死的弊病。所有这些流弊的总根源主要不在考试制度本身，而在日趋没落的社会制度。没有良好的的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有科学合理的选任人才的制度和办法。当然，人才的选任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例如：在选拔人才时如何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如何调动个人的积极主动性，又能应国家之急，服从国家需要;如何使人才培养与人才选拔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如何兼顾品行、知识、能力等全面要求;如何使考试标准化，而又避免呆板僵化，克服形式化、教条化，等等。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 十分完美的解答。但是在科举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为解决这些问题做过种种尝试，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可以使人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或借鉴。

隋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因分科取士而得名。隋文帝废除被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587)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时设进士科，是科举制的开端。唐代全面推行科举取仕的办法。科举考试的常设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书、明算等十多科。还有由皇帝临时出题的制举。武后时亲自于殿堂策试，并创武举科目。诸科之中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明经科要求熟记儒家经书。考试时，从某一经书中摘出半句话，考生要能答出前言后语，叫做“贴经”。进士科还要考试赋和写议论时事政务的文章。考生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京师学校的生徒，一种是州县推荐的贡士。他们要在本校和本地区考试合格后才能参加科举考试。及第者由吏部进行“释褐试”(封建时代，没有爵禄的人只能穿粗布衣服，做官以后，才能脱去褐衣，换上官服。故吏部的考试称为“释褐试”)，合格者授给官职。这种选官制度，不仅把选官、用人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较广泛地把人才吸收到政权中来，这对改变政府人员的构成，加强封建政权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所以，此后各朝沿用不废，科举制成为我国封建国家选官的基本制度。宋代，进士科成为科举制度中的唯一科目。考试取消了作诗赋，改考经义(对诗、书、易、周礼、礼记的阐述)和时务策(对时政的见解)。明、清两代，科举考试要通过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四书》、《五经》，文章的格式为八股文，解释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为依据，考生绝不许发挥自己的见解。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日趋没落，科举制也变得越来越腐败。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

中国封建王朝设科考试用以选拔官吏的制度。始创于隋，形成于唐，延续至清末，存在了1300多年。对漫长的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以及知识分子的学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隋文帝废除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炀帝始置进士科。唐循隋制，科举大体分两类。一类为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明书、明法、明算等基本科目，每年定期举行。一类是制科，由天子主持，根据需要临时下令举行。宋代科举也分常科和制科。常科设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而以进士科为重，得人亦最多。制科与唐代相同。明代科举只余进士一科，进士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各代科举的考试程序、内容及方法虽各有不同，但其考试程序大体可分为地方考试、省级考试和中央考试。其考试内容为：明经、进士等科主要是儒家经典;明法、明书、明算等科，还要考试各科所习专业课程。其考试的方式方法是：唐至宋初，有口试、帖经、墨义、策问、诗赋五种。宋以后主要试经义。明清两朝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的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依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科举制度的产生，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对于维护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其积极意义是：(1)把选用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的手里收归朝廷，有助于中央集权制的巩固。(2)选拔官吏有了知识才能标准，使官僚队伍知识文化水平不断提高。(3)根据考试成绩选拔人才，能调动地主阶级，尤其是中小地主阶层子弟学习的积极性。(4)从下层吸收人才参加各级统治机构，使官僚队伍有了活力。提高了统治效能，有利于笼络人才与缓和社会矛盾。历代以科举入仕而显名后世的不少，如唐之张九龄、颜真卿、郭子仪等;宋之寇准、包拯、司马光、王安石、李纲、文天祥等;明之于谦、海瑞、张居正、史可法等;清之林则徐、翁同和等。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其弊端也逐步显现。讲关节、重门第乃至贿赂公行，科举为有钱有势者所垄断;至于应试科举之作弊，自唐以来即未能免，渐积至于明清，舞弊之法更层出不穷，以致投机取巧成为风气。鸦片战争后，传统教育空疏无用的弱点益形暴露，在“废科举，兴学校”的要求下，首先对科举的内容进行改革，其次递减科举取仕名额，最后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下令“停科举以广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