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研究的回顾

由于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所以对于秦文化的研究，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从广义上看，可以说秦亡之后便开始了，只是当时仅仅限于总结秦亡的教训，也没有“文化”、“研究”这些名词罢了。

对秦文化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探索，是伴随着考古方面的工作而逐步展开的，其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对秦瓦当、权衡文字的研究，以及唐、宋时期对石鼓文的研究。不过，总观清代以前的研究工作，局限性很大，似乎没有什么重大突破。直到本世纪30年代，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

1933年，前国立北平研究院，组织陕西考古调查队，采用现代科学的田野考古方法，对先周、先秦历史遗迹进行考古勘察，自此揭开了秦文化研究新的一页。特别是1934――1937年间，苏秉琦等考古学家对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周、秦、汉墓的发掘，从器物形态、工艺及葬俗制度方面，第一次把秦文化从周文化和汉文化中单独区分出来，初步建立了秦文化考古学年代标尺――尽管它还很不完整，但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为以后科学的秦文化考古奠定了基础。几乎与此同时，从文献方面对秦文化的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马非百这样的专门致力于秦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可惜40年代以后，由于战乱，研究工作未能进一步深入开展。

新中国成立，使秦文化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大批秦墓葬，至50年代中期，便已基本上确定了秦文化墓葬的屈肢葬、东西向墓葬方向、随葬品中有铲形带足鬲等三大特征的标尺。考古工作还对秦都雍城、栎阳、咸阳及阿房宫遗址，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遗址，秦始皇陵及其他秦先公陵，秦代中小型墓葬等等，进行了大量调查与发掘，获得了过去无法想象的丰富的资料。总结建国以来有关秦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大体可分作两个时期：

一、自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中期。这是大量积累资料时期，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工作较少。特别是10年动乱期间，研究工作基本停止，一些所谓的研究论文不过是政治需要的产物罢了，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

二、自70年代后期至今。这是有计划勘察发掘并系统开展研究工作的时期。尤其是70年代中期相继发现的秦兵马俑与云梦秦简，为秦文化研究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由此在国内外学术界，可以说出现了一个空前的“秦文化热”。其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从政治、经济、军事，到科技、艺术，几乎无所不包。先后陆续出版了《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多部有关秦历史文化的专著，发表了《云梦秦简所见职官述略》(《文史》第8辑)、《秦仕进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从〈日书〉看秦人鬼神观及秦文化特征》(《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试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等一大批从制度、意识形态、社会家庭婚姻等不同层面专论秦文化的有影响的论文。为适应秦文化研究的新形势，1986年由秦俑博物馆牵头，成立了有全国多种学科专家学者参加的“秦俑学研究会”;四年之后，即1990年，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牵头，成立了专门的“秦文化研究会”。这些秦文化研究组织机构的建立，使秦文化研究走上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其对推动秦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成为本阶段研究工作的一大特点。

回顾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的秦文化研究，显然成绩是巨大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学者们通过艰苦的劳动，搞清了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取得了共识。当然，毋庸讳言，存在的分歧意见也不少。例如关于秦文化的渊源问题，早已存在的东来说与西来说的分歧，迄今仍未解决。再如关于商鞅变法的性质，自从云梦秦简出土后，人们从秦简中看到，商鞅变法后的秦社会，大量存在奴隶，其不仅用于家内劳动，而且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因而不少人对商鞅变法确立封建制度的成说表示怀疑。此外，在诸如屈肢葬、秦长城、陵寝制度，甚至咸阳有无城墙等等问题上，均存有不同看法。对学术研究来说，有分歧是正常现象。这样可以更有利于探讨问题，深化研究。不难预测，随着今后秦考古工作的深入进行，秦文化的研究必定会被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