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哲学思想

管仲不仅是个政治实践家，而且是个哲学家，在其富国强兵以图霸业的理论中表现出丰富的对自然观、历史观和主、客体关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一)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观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对自然界的论述较少，对宇宙本源的探讨更是不足。然而管仲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水是万物本源”的命题，并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首先，水无所不在，构成万物。《管子?水地》载：“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具材”就是具备一切的东西。所以进一步说是：“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万物之准也……是以无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

其次，水生万物，或者说万物靠水生长。草木不用说，没有水，便不能生根、开花、结果。如果水“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那就长得根深，叶茂，花盛，果实。“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之所以能够生存和成长，都是因为有适量的水储于其中。“万物莫不尽其几(机――生机)，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水不仅生草木、鸟兽，而且还生人，生玉，生龟，生龙。“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人的心、肝、肺、脾、五脏，眼、耳、鼻、口等九窍，都是由水生成的。水“凝蹇而为人，而九窍五虑(视、听、嗅、言、思)出焉。”水不仅生有生命的东西，就连没有生命的玉，甚至思维、感觉、仁义道德等也是水生的。《水地》篇还有“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玉所具有的特性，也都赋予以德性。如“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扬彻远，纯而不?，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

水不仅生成万物，而且还决定民风民俗和人的性格。如齐国的水流遄急，齐人就贪婪、粗暴好勇;楚国的水清而静柔，楚国人就轻捷、果断、敢为;越国的水浊重而浸蚀土壤，越国就愚蠢、妒忌而污秽;秦国的水浓聚而迟滞，淤浊而浑杂，秦国人就贪婪、残暴、狡猾而好杀伐;晋国的水浑浊、淤滞，晋国人就谄谀、诈伪、佞巧而好利;燕国的水深湛柔弱、沉滞而混杂，燕国的人就愚憨而讲坚贞，轻急而不怕死;宋国的水轻强而清明，宋国人就纯朴平易而喜欢公正。所以，圣人改造世俗，了解民情，要看水。水纯洁则人心正;水清明则人心平易。(参见赵守正：《管子通解》《水地》译文》)

管仲还用水的特性比喻仁义道德。“夫水淖弱以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已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

不仅人的思维、感觉、仁义道德产生于水，就是龙的变化莫测的神性，龟的预知祸福的灵性，也皆生于水。他说：“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

管仲的这些说法和看法，不一定科学，有的还很幼稚可笑，但是，他认为宇宙万物皆源于水的命题，是朴素唯物主义的。

认为水是万物本原的，不仅中国古代有，外国古代也有。古代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就有这样的命题。泰勒斯大约生于公元前640―前551年，比管仲(前725―前645)晚约80余年，而比孔子(前551―前479)早90余年。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对于泰勒斯，我们除了熟知他把水当作原则，当作一切事物的神这一点以外，是别无所知的。”“水是原则”这句话，是泰勒斯的全部哲学。就是这一句话，黑格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说泰勒斯是一致公认的第一个自然哲学家，还强调说：“从泰勒斯起，我们才真正开始了我们的哲学史。”恩格斯在谈到古代自然哲学时，也给予了充分肯定。看来“水是万物的本原”这一命题的哲学意义之重大。但是，在过去，不仅黑格尔、恩格斯对管仲不大了解，就是我们自己，对管仲的哲学的了解也不多。管仲哲学不仅没有研究的专著，连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专著也很少有管仲哲学思想的章节。其实，管仲的哲学思想很突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水是万物之源”的哲学家，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辩证法是联系的科学，发展变化的科学，它认为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发展变化的，变化的原因在事物的矛盾性。管仲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首先表现在他初步认识和分析了天地万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管仲为了推行改革、富国强兵以图霸业的目的，提出了“一体之治”的理论。“一体之治”就是浑为一体的统一政治，也就是对国家进行综合治理。这是管仲在《七法》篇中阐述的朴素的整体观念。在这里他把国家看作由政法、财经、文化、军备诸方面互相联系而构成的统一体。其各个方面相互制约、互相作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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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要治理好，也必须有多种功能、多种因素、互相配合，其中一种因素，一种功能发挥不力，都会造成国势的削弱。《七法》云：“威伤则重在下，法伤则货上流，教伤则从令者不辑，众伤则百姓不安其居。货上流则官德毁，从令者不辑则百事无功，百姓不安其居则轻民处而重民散，轻民处重民散则地不辟，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

国家的各个部门也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如经济方面，农、工、商、畜牧、林业的发展必须全面，综合经营。政法方面常令、官爵、符籍、刑法等构成“四经”，“四经”缺一不可：“常令不审，则百匿胜;官爵不审，则奸吏胜;符籍不审，则奸民胜;刑法不审，则盗贼胜。”(《七法》)“百匿”(邪恶之人)、“奸吏”、“奸民”、“盗贼”谓之“四伤”：“百匿伤上威，奸吏伤官法，奸民伤俗教，贼盗伤国众。”“国之四经败，人君泄，见危。”(同上)从政治伦理讲，“国有四维(礼、义、廉、耻)，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四维又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

在“一体之治”的基础上，管仲理出七条治国的基本原则：“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这七条原则，是治国必知的。其中的“则”、“象”、“决塞”三条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特别是“则”，是关于事物联系的重要哲学范畴。“则”是指法则或规律。这一概念，早在管仲以前就出现了。《诗?大雅?蒸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认为世界万物有一定的法则。此诗是周宣王时代(前827―前782)严吉甫写的。他的这一提法对人们的抽象思维是一重大贡献，认为人间事物众多，却有一条共同的法则制约着、联系着。只是这个“则”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天道观和原始宗教观的束缚。稍后，郑桓公时(前806―前770)，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观点。“和”是多种事物的和谐统一：“以他平他谓之和”，第一次提出了对立统一的思想。如“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同上))试图用五行说明万物生成的过程。但他认为这种“和”是由帝王来做的，因此，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再是周幽王二年(前780年)，三川发生地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 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国语?周语上》)伯阳父第一次提出了“气”的概念，第一次把阴阳二字连起来以区分两种对立的势力。这个“气”还有内在联系，也就是“序”，“序”破坏了就发生地震。这本来是带辩证的推论，但伯阳父却把自然界的规律，用来解释人事;其阴阳的对立，也只是用它们分别代表两种势力，局限于说明地震，没有脱出旧的神秘的躯壳，构成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范畴。

管仲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创新，迈出了一大步。他提出了万物都有内在联系，且发展有普遍规律的概念。《七法》云：“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也就是说，无论是有机的生物界，还是无机的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个共同的“均”，有个“不变”的“则”。这个“均”和“则”把万事万物联系在一起，并遵循着普遍规律。所谓“根天地之气”，就是说万物是由天地的元气生成的。第一次回答了世界万物的本原问题，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精气”论和“元气”论的滥觞，贯穿于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但对此管仲没有展开论述，而被其“水为万物之本原”说所掩盖了。

对阴阳学说，管仲也大大超过了伯阳父。《乘马》云：“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长短，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这才真正把阴阳连接一起构成一对矛盾概念，成为事物内部变化的根本动力。

其次，管仲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表现在他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认识和论述上。

管仲认为，事物都在运动中，在不停地变化。《宙合》云：“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就是说，天地自然界在不断发展、变化、运动。世界的人事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如“岁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时’。山陵岑岩，渊泉闳流;泉逾?而不尽，薄承?而不满，高下肥硗，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乡有俗，国有法，食饮不同味，衣服异采，世用器械，规矩绳准，称量数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意思是，天不只有一个时序，地不只有一种物利，人不限一种活动。年有四季，月有三旬，日有早晚，夜有昏晨，天上众星十二辰的运动次序，各有所主。所以说，天不只有一个时序。山陵岑岩，渊泉水流，泉水飞流而不尽，浅水承受飞流亦不满。地有高下肥瘠的分别，产品各有所宜。所以说：地不只有一种物利。乡有俗、国有法，饮食不同味，衣服不同色。常用器械，规矩准绳，称量数度，各事皆有成规。所以说，人的活动，不限于一件事情。正因为“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所以，人必须同时变化。如“春采生，秋采生，夏处阴，冬处阳，此言圣人之动静、开阖、诎信、?儒、取与之必因于时也。”(《宙合》)而从政者则必须“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正世》)

关于变化的内容，管仲认为包括：“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七法》)也就是逐渐的，顺利的，细小的，长久的，驯服的，习惯的等等。

变化的原因，管仲认为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如刚柔、轻重、大小、实虚、远近、多少、强弱、贵贱、贫富、阴阳等等，都是矛盾的。这些矛盾的解决就能促成事物的发展变化。《七法》云：“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决塞”冲决阻塞，解决矛盾，向前发展迈进。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是由阴阳这对矛盾形成的。《乘马》云：“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

管仲首先是政治实践家，他的哲学思想来源于他改革的实践，又反回来指导他改革的实践。在实践中他认识到事物对立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大可变小，强可变弱，众可变寡;贵可转化为贱，富可转化为穷，重可转化为轻。但转化要有条件。在人事方面，转化的条件是个人主观努力。肯努力就会向好的方面转化，不努力就会向不好的方面转化。如“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修长在乎任贤，高安在乎同利。”(《七法》)也就是说，要想召徕远人，必先修好近邻;要想避免祸害，必先除去怨恨;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任用贤人;要想高枕无忧，必须与民同利。如果你主观不努力争取，事物就会向坏的方向转化：“大而不为者复小，强而不理者复弱，众而不理者复寡，贵而无礼者复贱，重而凌节者复轻，富而骄肆者复贫。”(《霸言》)意思是：大的东西不努力还会变小;强的国家不善治理还会变弱;人多，不好好管理也会变少;尊贵者不讲礼仪可以变为贫贱;尊重超过了礼节可以变轻;富有者骄傲放肆可以转为穷困。因此，管仲认为，可以利用这个道理来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斗争。《霸言》：“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国残之。?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怎样达到“大国小之”，“强国弱之”呢?“夫善用国者，因其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就是说，善于用事于别国的人，常常利用大国的力量，依势缩小别的国家;利用强国的权威，依势削弱别国;利用重国的地位，顺势压低他国。”

在齐国称霸的过程中，管仲很熟练地运用矛盾转化原理于实践。如齐桓公急于称霸，在甲兵未足时即提出诛伐大国的问题，管仲说：不行，甲兵还不足。齐桓公又说：“甲兵既足矣，吾欲诛大国之不道者，可乎?”管仲回答说：“爱四封之内，而后可以恶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后可以危救敌之国;赐小国地，而后可以诛大国之不道者;举贤良，而后可以废慢法鄙贱之民。是故先王必有所置也，而后必有废也;必有利也，而后必有害也。”管仲这段话的意思是：首先爱护国内的人民，然后才能憎恶境外的不善者;先安定卿大夫的家，然后才能危及仇敌之国;先赐给小国土地，然后才能诛伐大国;先举用贤良人才，然后才能废黜慢法鄙贱之徒。因此先王必先有所立才有所废，必先有所利而后才有所害。爱与憎、安与危、赐与伐、立与废、利与害，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必须辩证对待，才有好的结果。

依据矛盾转化的原理，管仲还认为，要人们感怀自己，就要行德不倦。不应得到的而求必得的事情，是靠不住的;不应承诺而完全承诺的话，是信不得的。谨小慎微的人不能成大事，挑拣食物的人，身体不肥壮。所以说，高傲自大，独断专行，是办事的大祸害。(见《形势》)管仲还说：“沉于乐者洽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缓于政，害于国家者危于社稷。”(《中匡》)

对于哀乐、生死、贵贱、贤不肖、美恶、尊卑等对立统一物的辩证关系，管仲的认识是：“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形势》)君主不能使臣民欢乐，你死了臣民也不会为你悲哀;君不能使臣民存活，臣民也不会为君去死。该给予的君不给予，臣民就不会为君主出力。这是其一。其二：“贵之所以能成其贵者，以其贵之事贱也;贤之所以能成其贤者，以其贤而事不肖也。恶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贱者贵之充也，故先王贵之。”(《枢言》)高贵者之所以能成全其高贵，是因为他能以贵事贱;贤者之以能成为贤，是因为他能以贤事不肖。精美是从粗陋中得来，尊高是从卑下中得来的，高贵是从低贱中得来。所以先王很重视这个问题。

管仲还提出“天不变其常”乃古今一贯的命题。这是管仲在找到万物变化的规律及动因之后，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把阴阳的对立统一同万物不变之则结合起来，提出了比“序”更深刻的“常”的范畴。《形势》篇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常是常规，则是法则，节是节令。天不改变常规，地不变动法则，四季不变其节气，这是古今一贯的。《形势解》又说：“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故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则群臣得其义，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则子孙和顺，亲戚相欢。臣下不失其常，则事无过失，而官职政治。子妇不失其常，则长幼理而亲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乱，天未常变，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变其常。”可见“常”，存在于万物之中，制约着万事万物的变化，表现为一种正常运行秩序的那种常住性和稳定性。的确，没有常住性和稳定性就没有事物。管仲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老子的“知常日明”、荀子的“天行有常”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与管仲的影响分不开。

除了上述之外，管仲在教育思想、音乐思想、军事思想方面也颇有建树。限于篇幅，不一一详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