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政治思想

管仲的政治思想也是建立在其民本思想基础之上的。以人为本，王霸杂用，礼法并重，德刑兼施，是其政治思想的特点。

(一)管仲的德政礼治思想

论者多以为管仲重法治讲道术，是不讲德政的。其实不然，管仲重法治，也讲德政。《幼官》篇云：

尊贤授德则帝;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

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能伤也。

《幼官》又云：

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威之以诚。……九举而帝事成形。

管子在这里把以后孔孟儒家的许多道德规范如德、道、仁、义、礼、乐、惠、信、诚等都提出来了，很有点“德治”、“仁政”的味道。管仲认为，“治国有三本”，第一“本”就是德。《立政》云：“君之所审者有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源也。故国有大德未明于朝者，则不可以加尊位。”“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国家大权一定要掌握在有德之人手中。

管仲把德、义、礼、法、权称为“五辅”也叫“五经”，郭沫若解释为五种治国措施

②

，把德放在首位。并且指出“德有六兴”：1.辟田地，造住宅，讲植树，勉士民，励耕作，修房屋，这叫改善人民生活。2.开发潜在财源，疏通积滞的货物，修道路，通贸易，注意迎来送往，这叫给人们送财。3.疏浚积水，修通水沟，挖通回流浅滩，消除淤积泥沙，打通河道，注意渡口桥梁，这叫给人民提供方便。4.薄收租税，减轻征赋，宽省刑罚，赦免罪犯，宽恕小过，这叫实施宽大政治。5.敬养老人，慈爱孤幼，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这叫做救人之急。6.给寒者以衣，饥者以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人家，资助赤贫，叫做救人之穷困。这六个方面都含有德政的意蕴。

德政，要求掌权者首先要有德性。加强道德修养，然后通过教化，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管仲虽未像孔子那样提出“为政以德”的德治主张，但他对德政是有许多具体要求的。对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虽没有孔子强调得那么高，那么系统严格，但管仲却已把仁、义、礼、智、信等提出来了，并且似乎把仁、义、礼、信等已提到相当高的高度。如他说：“大德至仁”，“仁”是道德的最高规范。管仲也很重礼治，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何谓四维?《牧民》篇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所以说，“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还打出先王旗号，强调礼、义、廉、耻、诚、信的重要。如《枢言》有：“先王贵诚信”、“先王重荣辱”、“先王取天下，远者以礼，近者以体”。要教民有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还必须从小处做起。《权修》载：

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按：数，自然之理)。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也。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

管仲把这叫做“厉民之道”、“治之本也”。

管仲为什么把礼义廉耻提到“四维”的高度呢?这大概是他针对齐国礼俗不正、民少廉耻的现状采取的“矫枉过正”的措施和提法。

齐国原是殷人统治下的东夷腹地，殷礼、夷礼传统极深。殷人“先事鬼而后礼”(《礼记?表记》)，礼义观念淡薄;东夷礼俗虽有其先进的因素，但比较周朝礼乐制度又有极大差距。而姜太公建国以后，对齐地是“因其俗，简其礼”而治，周朝较严格的礼制和习俗推行不力，所以礼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礼义约束不大。君臣之间无礼之事，如弑杀等不断发生。仕民则“好朋党”、“矜功名”，斗杀之事屡见不鲜。民间百姓受商人重利思想习性影响，好货贪利，不顾廉耻，故“多劫人者”(《史记?货殖列传》)。杀人越货，持刺抢劫之事不绝于野。再是男女无别，淫乱陋习严重。襄公与其妹妹文姜通奸，祸乱及于齐、鲁两国。齐桓公自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小匡》)《公羊传?庄公二十年》何休《解诂》云：齐桓公“淫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他们不仅淫乱在宫廷，齐襄公还下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汉书?地理志》)女子不出嫁，但是可以生孩子。名为留家主祭祀，实在是淫乱陋习，是母系氏族公社时代族内婚俗的遗续。《权修》篇云：“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朝廷不肃，贵贱不明，长幼不分，度量不审，衣服无等，上下凌节，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为了百姓安业，政令推行，管仲特把礼、义、廉、耻提到“国之四维”的高度，把廉、耻这种一般的道德规范，当做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强调，是有合理的因素和针对性的。

与德政、礼治分不开的是管仲的“用贤”思想。齐国有任贤传统，但由于其礼制不健全，没有形成选贤的制度。因此使太公时就提出的“举贤而上功”的进步主张得不到有力的推行。在选贤制度上倒是周人比较完备。《周礼》规定：乡一级每三年考核(大比)一次。通过“大比”把该乡有德行的贤者和有道艺的能人选举出来，并设“乡饮酒”表示祝贺。然后上报天子，藏于天府存档。天子命内史书写一份，授以官爵。这样“野人”中的贤能就被选了出来。管仲把齐国优秀传统与周人的先进制度结合起来，也使用贤政策制度化，规定每年正月，国中乡大夫和野中属大夫在向齐君报告公事时，由国君亲自过问并发布命令：要乡长或属大夫按时把所属之贤能者选出来，然后由国君亲自过目，分到官府试用。年终鉴定上报，国君再派人到乡属调查并亲自面试，合格的，更任为上卿助手。这叫“三选”制。“三选”制，比周人的大比制又完备具体多了。这样，就可以“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政成国安”(《小匡》)了。

(二)管仲的法制思想

管仲主张贤人掌权，实行德政，然而他更重法制。《管子》中有好几篇管仲论法制的论文，如《法法》、《法禁》、《政法》、《兵法》、《重令》等。《重令》强调：“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行令在于严罚。……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这里把法令当成治国的最重要的手段，治民的根本措施。所以令下如山重，不能增删，不能扣留，不能改动，不能不服从。“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无赦，唯令是视。”(《重令》)

《法禁》强调：“法制不议”、“刑杀不容宽赦。”因为“法制不容私议”，人们就不敢营私;“刑杀不容宽赦”，人们就不敢轻忽为善。爵禄授予大权不假于人(掌握在国君之手)，臣下就不敢作乱。这三种东西掌握在官府就是“法”，推行于全国则成俗。抓住了这一点，其余可以不强而治。

立法权必须统一于国君，百官才能守法;法制要公开于众，下边才有法可循。

法律是尊严的，要以法行法，不能以个人私意去行法，更不能以私意或关系亲疏而改易法令。《揆度》说：“令重于宝，社稷重于亲戚”。《法法》云：“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意思是英明的君主不为至亲而危害国家政权，关怀国家政权甚于关怀至亲;不因为国君私人欲念而改变法令，尊重法令甚于尊重国君;不因为爱民削弱法度，爱法令更甚于爱民。因此，必须依法行法。因为“不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法法》)不依法推行法度，国家就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律手段推行，政令就不能贯彻。只有“无道之君”，才“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主德不立，则妇人能食其意。”(《君臣上》)如果君主舍法行私，循私枉法，那么妻妾就可以左右君主的意志。如果宫妾妇人“干扰法令”，“以援外权”，那就危险了。如果“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措)，又移之”(《法法》)，那就不仅失去了法令的尊严和效力，相反会起到反作用：“庆赏虽重，民不勤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人不可以不慎其令。”(同上)

管仲反复强调：“令者，人主之大宝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同上)“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任法》)法是尺寸，是绳墨，是规矩，是衡石，是斗斛，是角量(《七法》)，是治国必遵之法则，统治者“一民使下”的工具。“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七臣七主》)“法度者，主之所以制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明法解》)人主一定要依法行政，不能因私意而行。“私意行则国乱”。故“明主虽心之所爱而无功者不赏也，虽心之所憎而无罪者弗罚也。……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也。”(同上)只有依法行事，才能做到“夫妇尽归亲于上矣”，“贤人列士尽归功能于上矣”(《君臣下》);“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明法解》)

管仲虽强调先王治国以法，但却不拘守旧法。因为他懂得法律政令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经济关系不断变化，政令、法律也不可能永久不变。“法者不可恒也。”(《任法》)好比“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事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义立之谓贤。”(《宙合》)因此，先王的法制是不能永为准则的，一定要有所选择。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小匡》)的主张，充分体现了他“法不可恒”的改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