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

北宋散文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山(今属四川)人。年27始发愤为学，闭户读书。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嘉钓年间，携二子轼、辙同至京师，得欧阳修推誉，以文章显于世。宰相韩琦奏于朝，除秘书省校书郎，与人同修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100卷。书成而卒。所作《权书》、《论衡》、《审势》、《审敌》、《广士》、《田制》等文，主张抗辽，反对土地兼并和政治特权，语言明畅，笔力雄健，一时传诵。与其子轼、辙合称“三苏”，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有《嘉钓集》、《谥法》等。

北宋散文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人。人称“老苏”，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列入“唐宋八大家”。据传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但连进士、秀才也未考中。一气之下将平日撰写的文章数百篇焚烧殆尽，闭门苦读十余年，熟读《六经》及诸子百家之说，以至“下笔顷刻千言”。嘉钓元年(1056)，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二子双双得中进士，在京等候殿试。此间，他投书欧阳修等人，欧阳修对其甚为赏识并将其所著的《权书》、《衡论》、《几策》等二十二篇文章献于朝廷，公卿大夫争传竞效。苏洵从此文名大震。嘉钓三年(1058)，仁宗召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托病不肯应诏。嘉钓五年(1060)任秘书省校书郎。之后为霸州文安(今属河北省)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省)县令姚曛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不久，去世，追赠光禄寺丞，归葬四川。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声称自己为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以“施之于今”。实际上，他确实也是以史论、政论最为著名。他撰写的文章，不仅气势磅礴，落笔简洁有力，所论政治观点也有不少是切中时弊、甚为可取的，如他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政论文中，提出不少革新的政治主张。在著名史论《六国》中，借论史而抨击宋王朝屡向契丹、西夏纳币求和的妥协外交，言“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因“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苏洵自述其文学修养得益于“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其散文风格凌厉纵横，简古劲峭。欧阳修盛赞他的文章“为贾谊、刘向不能过”，“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苏洵著作，原本大多散失，今存者尚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及《嘉钓集》十五卷，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最早事迹出处《宋史》四四三卷。

北宋文学家、思想家。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自称25岁才发愤力学，后应进士科与茂才异等科皆不中，益泛滥群籍，淹通百家。嘉钓元年(1056)率子苏轼、苏辙赴京，其文大受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推荐于朝，文名大盛。嘉钓五年，为秘书省校书郎，后预修《太常因革礼》。临终以《易传》未成，命苏轼续作。著作编为《嘉钓集》，另有《谥法》。

文学成就　苏洵与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遂以散文而名家。其文以议论见长，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论锋犀利，欧阳修说他的文章“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已”。在唐宋八大家中，其文在驰骋雄迈上与韩愈最神似，却无韩文的沉浸狲郁。他的文章得法于战国策士的议论，但有《国策》的清畅肆辩，却不取其瑰奢张扬，体现了宋文的风格。曾巩称赞他“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文风以雄奇劲简为主，却也富于变化。风驰雨骤、跌宕挥斥之外，也有清丽隽永、机势圆转之作，无怪其自评其文以为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抒情叙事散文虽不多，却也不乏佳构。其诗以五言古体见长，诗风苍劲质实，但成就远逊于散文。

政治思想　苏洵颇有政治抱负，自称作文须“言当世之要”，为“施之于今”。其学原本兵家之权谋，法家之刑名，而出以纵横家之捭阖。其文集中《太玄论》、《洪范论》集中反映他的哲学思想，《几策》、《权书》与《衡论》主要论述政治思想，《六艺论》、《杂论》大体表达历史思想。在政治思想上，他认为，人皆有惜生、好逸、安常、知耻、畏神、慕色、愤怒等性情，而儒家的《礼》、《乐》、《诗》、《易》正是利用人类诸情以控制社会行为的工具。他提出，君主只有“审势”、“尚威”，才能治理好国家，所谓审势，就是“定所尚”，而尚威，就是要加强吏治，破除苟且之心与怠惰之气，激发人们的进取心。他反对朝廷对外执行屈辱求和的政策，以为贿敌实质是残民。他也颇喜谈兵，《权书》是其论兵代表作，意在将天下兵说尽纳其中。他主张改革兵制，恢复武举，选任良将;还提出了避实就虚、以强攻弱、突击取胜，速战速决的战略战术原则。(虞云国)

法律思想　苏洵主张立政以威严。反对“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的说法。认为用刑不必霸，用德不必王。建议赏罚号令一出于威严，力行果断，用不测之赏刑治理国家。他认为上古时代任吏不任法，故法简;宋代任法不任吏，故法繁。宋代法制之坏，并非起于吏胥之奸，而是因人们对于违法现象习以为常，不知有禁造成的。他批评宋代的赎刑法太轻，不足以惩奸。主张实行重金赎罪法，对犯罪的贵戚之家和案有疑虑不能判决的犯人实行重赎法，迫使贵戚之家困于赎金而有所收敛，而犯有疑虑之罪不能自明的无辜者用赎金结案，不致于伤残肌体，一举两利。他还反对朝廷因郊而赦的做法，认为这种定期大赦制弊多利少，奸民在预知郊赦的情况下，易于作案犯罪，无益于社会安定。主张赦不于郊之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