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之名山

司马迁之语。《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又《报任安书》言：“……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司马迁非常重视言论的作用，在《自序》中，他对《春秋》、《诗》、《书》等给予高度评价，把撰写《史记》当作终生奋斗的事业，在《与挚伯陵书》中说“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他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三种理想。立言，即提出一种主张、理论或学说，与立德、立功同样不朽。因此，他身遭宫刑，隐忍苟活，目的就在于“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认为创作要对历史、对社会负责，因此他创立“春秋”义法，有“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的秉笔直书的精神，他有胆有识，能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这种立言，可能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上层，因此他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后来这句话又变为：“藏之名山，束之高阁，留诸子孙后世。”以及“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等基本精神是一样的，希望此书能留传后世，使后世能够接受自己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实现进步的政治理想，而作者“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可见作者自己对《史记》的看重。“藏之名山”曲折地表现了作者立言的衷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