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青铜文化

中国的青铜文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到西周时期则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西周青铜器以其雄伟的造型、古朴的纹饰、丰富的铭文著称于世，是中国文物宝库中的瑰宝，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西周王朝都城所在地以及西周统治中心的陕西，自古以来就是出土西周青铜器的重要地方，其出土数量之多，被誉为“青铜器之乡”，精品之多，也居全国首位，向来为世人所注目。可以说，陕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代表了当时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

早在西汉时期，陕西就有西周青铜器出土，以后历代均有不少发现。解放后，由于有计划的考古发掘，西周青铜器得以大量出土，据不完全统计，已将近3000件。其中大部分出自关中地区，特别集中于西周的统治中心――周原、丰镐以及邻近的一些地方，而又以窖藏所出为多。这些窖藏铜器大都为西周末年犬戎入侵时，奴隶主贵族仓惶逃跑时埋下的，一窖少则几件、十几件，多则几十上百余件。如1960年扶风齐家村铜器窖藏出土中友父诸器39件，1961年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窖藏出土师

诸器53件，1976年扶风法门白家村南微氏家族窖一次出土103件。中国青铜器史上有名的重器如大丰、大小盂鼎、毛公鼎等以及那些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长铭文铜器大都出自这一地区。

铜器制作代表了青铜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它以实物形态综合地反映了当时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风貌。尽管当时的青铜器种类多种多样，但由周公“制礼作乐”以及当时的青铜铸造业全部被王室、贵族所占有，大量的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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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来制作礼器，这是西周青铜文化的一大特点。所谓“礼器”就是王室贵族在进行祭祀、燕享或朝会、歃盟等活动时使用的器物。地位不同的贵族，其使用器物的种类和数量均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如鼎的使用，天子为九鼎，诸侯、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任何人不得违背，谁要是违背，谁就是“非礼”、“不义”，就要受到遣责和惩罚。这样青铜器就成了身份地位的标志、富贵的代表，尤其是其中的鼎更是权力的象征。相传禹铸九鼎，以象九州，以后成为传国的重器，国家政权的象征。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向周天子特派劳军使臣王孙满问周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鼎”故事(《左传?宣公三年》)。后来以此比喻阴谋篡政夺权。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在各个方面大体继承商制。就种类而言，常见的仍是鼎、?、簋、豆、觚、爵、?、甭、尊、觯、卣、方彝、觥、壶、盘、俎等。同一类的器形较商代稍有变化。西周青铜礼器是以鼎、簋为核心的“重食组合”，与商代“重酒组合”有所不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殷周礼制的差别，而不是仅仅因为周人禁酒的缘故。

西周早期的青铜艺术受到宗教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的纹饰与商代一样，绝大多数是表现动物的形象，且又以幻想动物占主导地位，如饕餮纹、夔纹等。至于人类自身的活动和社会生活形象，在纹饰中却毫无反映和表现。轻人事而重自然，轻自然而重神怪，表现了屈人以事神的鲜明倾向。从纹饰的风格看，是重繁缛而轻简洁，多于全身雷纹中施以兽面纹，纹饰布满器物的全身，不留任何空隙，甚至连视线不能到达的器物底部也装饰了图案。有时在同一器物上饰以多种动物纹，通常五六种，多者达20种。怪异的主题纹饰和繁缛的附加纹饰结合起来，配上古老的器形，给人以庄重神秘的感觉。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审美意趣服从于宗教迷信的倾向，反映了宗教观念对装饰艺术的深刻影响。西周中期(昭穆)以后，青铜纹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往复杂恢宏的器物和充满古代神秘色彩的花纹相继隐没。这个时期最流行的花纹是窃曲纹和瓦纹，稍后还有重环纹、环带纹和双头兽纹(顾龙纹)，早期常见的蝉纹、蚕纹、象纹等象生动物花纹已经绝迹，饕餮纹退居装饰次要地位。在结构上，也打破了风行几百年的兽面纹对称构图，代之以比较自由的连续结构，从布局看，这一时期的纹饰不像从前那样布满器物的全身，而是把主纹作成连续的环带，装饰在器物的显要部位上。这些变化标志着青铜艺术开始摆脱宗教观念的束缚，并由此而孕育出一种比较自由而活泼的风格，为装饰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这个时期的青铜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品种，主要有食器?、和盆、水器?、乐器编钟，武器剑、戟等。

铜器铭文在西周时期尤其是西周中期以后得到了高度发展。铜器铭文亦称金文或钟鼎文，是中国文字史与书法艺术史中重要的篇章。它上与甲骨文密切衔接，下启篆、隶、楷的先河。每篇铭文韵律清晰，笔道工细典雅，锋露圆润，都是书法艺术的杰作。商代铜器铭文简短，不少铭文只有一两个图形文字，一般不含重要意义，类似后世的私人图记。到了西周，铭文字数显著增多，铭文内容丰富多彩，长篇巨制不断出现，如大丰8行76字，大盂鼎长达19行291字，小盂鼎竟达20行将近400字。在大量的青铜器铭文中，记载着王室的政治谋划、历代君王事迹、祭典训诰，宴飨、田猎、征伐方国、政治动乱、册命赏赐、奴隶买卖、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以及家史、婚媾等等，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礼仪情况的重要资料，具有明确的史书性质。这些铭文资料，可以证信古史，又可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上古语言文字有着重要的意义。

西周有铭铜器具有极高史料价值者很多，其中解放后出土的首推利簋、何尊二器。它们分别记述了武王克商和营建洛邑两件大事，使古代典籍的有关记载得到了证实，在西周金文中均属仅见。临潼出土的利簋的铭文有32字，开头即有“武王征商，唯甲子朝”等，所记征商日期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一致，特别是铭文“岁鼎，克昏夙有商”，这里岁即指岁星，与《淮南子?兵略训》“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即岁星)”的记载相合，据此，可以推定“武王克商具体年代为公元前1069年，这一史书上无法解决的悬讼由利簋铭文作了公正的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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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器作于武王克商后第七天(辛未)，比过去所知武王时期的大丰簋年代更为确切，堪称西周第一重器。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是西周初年第一件有纪年铭(周成王五年)的铜器。此器共有铭文122字，内容包括成王开始建立成周都城时，在一次祭典上对宗室子弟所作的诰辞。铭文讲到成王秉承武王遗志，“初

宅?成周”(今洛阳东郊)，是西周初年极为重要的史实、且表明当时的洛阳已被称为成周。铭文所记可与《尚书》的《雒诰》、《召诰》等篇互为补充。

著名的史墙盘为微氏家族中名墙者为纪念其先祖而作的铜盘。因作器者墙为史官而得名。所作盘铭284字记述了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时期的重要史事以及史墙自身的家世。 盘铭前半部歌颂了文王至穆王历代周王的功德，文王“受万邦”，武王“啭征四方”，成王“肇彻周邦”等，不但可同史籍相互印证，并有一定的补充。例如有关武王征伐的文字说明，周初不仅要对付殷顽民和东夷的反抗，而且存在着北狄的威协，这正是文献失载的史实。昭王伐荆楚之事也由这段文字得到了直接的证实。后半部为史墙自叙其家族自远祖以来历事周王朝的历史。微氏家族世代为周王朝史官，有人认为即微子之后，乃商之遗民。文献记载武王灭殷以后，微子启降周，并使其子来见周武王，即铭文中的“雩武王既?殷，微史刺祖?来见武王”。至乙祖时出仕于周，并世代得宠。整个盘铭书体工整秀丽，文字精练简要，并且许多语句用韵，既是学术价值很高的史料，又是古典文学的佳作。

1980年在长安出土的多友鼎，内壁铭文共278字，记载了夷王时期犹入侵和周人反击的经过。 虢季子白盘也记载了宣王时期抵御?入侵的情况。 小盂鼎则详细记载了盂受命征伐鬼方的战斗。驭簋、鼎、簋记载的是昭王伐荆楚的事情。这些材料对研究西周的军事、民族关系以及历史地理，都有很重要的价值。

卫甭铭文(132字)

铜器铭文中关于西周经济状况的材料特别多。折觥、折尊、折方彝、永盂、?鼎、大克鼎等都记载着周王赏赐土地的内容。最重要的当数董家村出土的裘卫四器(簋一、甭一、鼎二)，它们记载了恭王时期土地交易的事情，说明“早在西周中期，以‘田里不鬻’为主要特点的土地占有形态，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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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研究西周中期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奴隶社会内部正在孕育的历史变革，有相当重要的帮助。

与裘卫四器同出的西周晚期铜器?有铭文157字，是伯阳父对于及其下属牧牛诉讼的判词。这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诉讼判决法律史料。判词中提到的鞭刑、墨刑、赎刑和诉讼、判决情形、可与《尚书》的《舜典》、《吕刑》以及《周礼》的有关章节印证。这表明西周时代确实已有成文法典和一套狱讼盟誓制度。

铜器铭文中也有册命和赏赐方面的内容，所赏赐物品是常见的命服、銮旗和车马饰等，为研究当时的礼仪制度增添了更多的资料。这类铜器主要有：裘卫器群中的卫簋、此鼎和此簋(同铭八器)，微氏器群中的

壶、

，强家村器群中的师

鼎和即簋，张家坡器群中的师

簋(元年、五年两种七器)，蓝田出土的询簋、弭叔簋和弭伯簋，噤县出土的碧方彝和碧尊，长安出土的辅师簋和卫簋，武功出土的师簋盖，澄城出土的王臣簋。共计30余器。

就器物造型和装饰来说，西周青铜器的精美别致也是令人惊叹的。1976年在扶风庄白出土的折觥，器形整体为一凶猛的异兽，由盖和椭方形器组成。盖前端是一只曲角鼓目、獠牙巨鼻的羊，后端为一条双眉卷曲、巨目咧嘴的夔龙，盖中间突起的花棱间有两个不同形态的兽首相伴随，两侧各饰卷尾夔龙。觥体椭方，前上部有流、下部长方，腹外鼓，中线和四角起透雕脊棱，庄重典雅。通体纹饰有三层布局，以夔纹、饕餮纹为主，以云雷纹衬底，其间配以象、蛇、?、蝉等，大小动物互相盘绕，形态生动逼真，纹饰流畅活泼，布局匀称，刻镂精湛，堪称西周青铜器中的杰作。各种鸟兽尊，全器也作成动物形状，构思巧妙，情趣盎然。如出土于岐山贺家村的牛尊，通体作牛形，膘肥体壮，四足柱立，双目圆睁突出，引颈翘首作吼叫状。牛背上凿方孔，孔上盖纽呈虎形，昂首竖耳，体微后缩，作准备扑攫姿势。牛尊整体造型十分简练、概括，纹饰华美流利，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

除此而外，不少常见器物的造形也富于民族特色，像酒器中的爵、?、觚、角，食器中的鼎、?、?、，都是其他民族青铜文化中所少见的。造型的典雅别致，再配上中国古代常用的饕餮纹、夔纹、龙纹、凤纹、雷纹等纹饰，使西周青铜器在世界青铜文化之林中显得独具一格，以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