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古代最大的编年体史书。北宋司马光主编。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治平三年(1066)始编，历时19年，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成书，以年为经线，事为纬线，记述了从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403-959)共1362年历史。分为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六纪。取材除十七史外，兼采唐以来实录，杂史、谱录、文集共三百多种。先编“丛录”(提纲)，再制“长编”，最后笔削润饰而成。内容以叙述政治、军事为主，略以经济、文化。着重记述中原各朝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突出记载历代战争的谋略和经过，对重要人物的事迹和言论、礼乐兵刑的演化也有所载。全书体例严谨，结构严密完整。所作《考异》，逐条说明史事异同及其取舍之由，建立了一套优良的考史方法，极受学者推崇。注释有宋元之际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清初严衍《资治通鉴补正》为《通鉴》拾遗补缺，1956年中华书局有校点本。对本书的研究，已成为一项专门学问，称为“通鉴学”。

中国古代一部杰出的编年史，是宋代史学的伟大成果。由宋代司马光主持编写。主要执笔者还有当时著名史学家刘絮和范祖禹等。这部书在皇帝的支持下，经过19年的苦心孤诣，才告完成，并由皇帝特命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共290卷，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60年的1362年史事，从战国到五代的兴盛衰落，按年编次，根据史事的发生、发展，了结的过程，分先后层次叙述，时间概念非常清晰。《资治通鉴》取材范围极广，包括正史，杂史，笔记，小说等，仅杂史便采用了300余家。由于参考资料极其丰富，往往一件事用三四处材料综合写成，内容充实，天文地理，礼乐历数，无不详备。同时，《资治通鉴》文笔生动，可称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历史名著。《资治通鉴》之后，有刘絮所编《通鉴外纪》十卷，起自三皇五帝，止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下接《资治通鉴》);又有北宋李焘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写起，一直写到钦宗靖康二年北宋的168年的历史;到了清代，又有毕沱所著《续资治通鉴》220卷，从公元960年起，至公元1368年，经过26个皇帝、408年的历史，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起，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浩繁完整的史书系列，为后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书名。北宋司马光主编，刘恕、刘?(bān班)、范祖禹为主要参加者。294卷。又目录30卷，考异30卷。记事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凡1362年，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英宗治平三年(1066)始修，神宗元丰七年(1084)成书，历时19年。其采用之书，除十七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故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其撰述之旨在于“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故于各朝重大政治事件，历代战争记述尤详，另于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沿革，礼乐兵刑的演化，河道、水利的整修，以及人民生活状况等亦有所述。此书刊行之后，研究者甚众。最佳注本为宋末元初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明末清初严衍历30年，详检十七史，为是书纠缪、补遗，撰《资治通鉴补正》294卷，颇值一读。

编年体通史。北宋司马光撰。据 《进资治通鉴表》称，司马光自幼喜诵前史，感叹史籍浩繁，常人难以遍观，何况日理万机的君王，遂萌生了编撰一部简明通史的念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帝王提供治国平天下的 “龟鉴”。英宗治平二年(1065)，四十五岁的司马光将自己所撰 《通志》 (记载战国至秦二世的史事) 奏上，得到英宗的赏识，命他继续编撰，并改称 《历代君臣事迹》。翌年，英宗同意设局于崇文院，并给司马光自行选择助手、借阅皇家秘阁藏书等权力。在刘? (分任先秦两汉)、刘恕(分任三国到隋)、范祖禹 (分任唐到五代) 三人的分工合作下，先搜集史料，按照帝王在位年月撰成 “长编”，然后由司马光剪裁删削为前后连贯、文字统一的定本，每成一部分，即奏上。治平四年，刚即位的宋神宗听司马光进读《历代君臣奏议》 片断后，认为此书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取 “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意，赐名 《资治通鉴》，并预先撰写了一篇序，等全书完稿后，刊在书前。又过了十七年，这部战国至五代的编年史终于完成，宋神宗特加褒奖，并下令将此书在杭州镂版刊印。据说，《资治通鉴》 成书后，其草稿就堆满了两大屋。《四库全书总目》 评以“搜罗宏富，体大思精”八字，并非溢美。编年史并不是司马光的首创，前有孔子所修 《春秋》，故司马光以 “三家分晋” 开篇，意思是接着《春秋》 的历史写下来;但是，通史编年却是司马光的首创。马端临说： “司马温公作 《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记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 故 《资治通鉴》 问世后，便成为读者最多的一种史籍，而历代的注释研究者更是数不胜数，以致古代便有“通鉴学” 之名。《资治通鉴》 的编撰目的，是政治的，而不是学术的，司马光常常忍不住以 “臣光曰” 来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故今人称其为“政治史”; 但其所以成为不朽的巨著，就在于著者能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分析历代的治乱兴衰，而不是用曲笔来粉饰历史，其真实程度，就是现代史家也难以企及。司马光所依据的材料，除正史外，还包括各种谱录、墓志、碑碣、行状、别传、野史，甚至小说，凡是有疑异之处，都一一排比异同，加以考证，最后竟有《通鉴考异》 三十卷。今人有以 《资治通鉴》 为 “帝王权术” 之书者，实在是一种误解。

书名。北宋司马光撰。刘恕、刘?、范祖禹等协助。全书354卷，包括主文294卷，《目录》、《考异》各30卷。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此名。现通行版本为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胡三省注标点本。现存最早版本为南宋绍兴二年余姚重刻本。

本书内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末共1362年的历史。书中贯穿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宣扬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成书后一直受到好评。宋神宗说：“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续资治通鉴长篇》卷350)。南宋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玉海》)。元初设兴文署刊刻诸经子史，“以《资治通鉴》为起端之首”(《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四库全书总目》“资治通鉴”条载：“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清代王鸣盛说：“此天地间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100)。这些评论都是公允的。它确有很多可与任何一部纪传体正史媲美之处：①以编年为体，年经事纬，时间概念清晰。同时，又吸取纪传体的优点，交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避免了编年体同一史事的材料，不相联接，散见于多处的弊病。②对历代政治、军事斗争，包括农民起义，记载详细，有的比正史还要完备、生动。③材料丰富、考证精详。由于编撰时取材正史19种，证引各种记载322种，故内容之翔实，史料之可靠，甚至在某些正史之上。④因卷帙繁富，撰《目录》30卷作为全书之提纲，以备查阅;又撰《考异》30卷以辨正史事之不同记载，其中保存了大量现已亡佚的、十分珍贵的材料。⑤基本不记载历史上的符瑞、灾变和荒诞无稽的传说，减少了以往史书上的种种迷信色彩。⑥文字优美，结构严谨，叙事生动。其中写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李?雪夜袭蔡州等文字，已成为千古传诵之佳文。

本书著成后，在中国史学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史料方面，有续编、注释、考证、简编的继起;在体例方面，有纲目体、纪事本末体的继起。故本书堪称中国史学的伟大成就。

书名。北宋司马光所撰编年史书，司马光 (1019―1086) 字君实，山西夏县人，仁宗宝元元年 (1038) 进士，历任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官。司马光自幼嗜读史书，但有感于以往史著文字浩繁，颇不便于世人阅读，决心去粗取精，仿《左传》 自编通史，初名曰《通志》，自战国至秦二世，分为8卷。治平二年 (1065) 进呈英宗，英宗很欣赏，命置局秘阁续修。熙宁七年 (1074)，神宗为之作序，赐名曰《资治通鉴》。元丰七年 (1084)，书成。前后历时19年，司马光为之呕心沥血，付出相当精力。助其事者，有刘?、刘恕和范祖禹，皆精于史学。所用史料，正史类27种，编年类、伪史类、杂史类、起居注类、故事类、职宫类、杂传记类、地理类、小说类，类书类、兵家类和历算类达322种，留在洛阳的残稿至两屋之多，终于写就一部史家绝唱。《资治通鉴》记事上起周威烈王23年 (前403年)，下讫五代后周显德6年 (959)，凡1362年;写成294卷，目录30卷，考异30卷，合354卷。其选材重点在历代王朝兴衰、国计民生、君臣为政得失诸方面，以利后人借鉴古人得失治国治民，达到天下大治。其中《周纪》 5卷，含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和赧王; 《秦纪》 3卷，含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始皇帝和二世皇帝; 《汉纪》60卷，含高帝、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王莽、淮阳王、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和献帝; 《魏纪》 10卷，含文帝、明帝、邵陵厉公、高贵乡公和元帝;《晋纪》40卷，含武帝、惠帝、怀帝、愍帝、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海西公、简文帝、孝武帝、安帝和恭帝;《宋纪》 16卷，含武帝、营阳王、文帝、孝武帝、明帝、苍梧王和顺帝; 《齐纪》 10卷，含高帝、武帝、明帝、东昏侯和和帝;《梁纪》22卷，含武帝、简文帝、元帝和敬帝; 《陈纪》 10卷，含武帝、文帝、临海王、宣帝和长城公; 《隋纪》8卷，含文帝、炀帝和恭帝; 《唐纪》81卷，含高祖、太宗、高宗、则天后、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和昭宣帝; 《后梁纪》6卷，含太祖和均王; 《后唐纪》8卷，含庄宗、明宗和潞王; 《后晋纪》6卷，含高祖和齐王; 《后汉纪》4卷，含高祖和隐帝; 《后周纪》5卷，含太祖和世宗。历朝君王的文治武功和盛衰强弱，无不俱备。编撰中，司马光录用43种记载帝王宫廷事迹的起居注和实录。撰者认为国君日理万机，无暇周览 “文字繁多” 的史书，因而编 《通鉴》，以便君王能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因此，《资治通鉴》也可称为首部帝王指南。元、明、清三代校刊甚多，尤以元代胡三省音注本较佳。清圣祖康熙皇帝曾著《御批通鉴纲目》，清高宗乾隆皇帝著《御批通鉴辑览》和 《通鉴纲目三编》。今中华书局点校出版的铅印本最便于查考。

编年体史学著作。北宋司马光撰。全书294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讫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1362年事。

司马光学识渊博，尤精于史。尝患历代史籍浩繁，“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于是“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资治通鉴》的内容以重大政治事件和战争为主，即司马光所谓“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着重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政策得失、成败安危之迹，以作为历史的借鉴。同时，对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民族间的交往、习俗的变迁等也都有扼要的记载。

《资治通鉴》的成书，得到朝廷的全力支持。司马光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为宋英宗所赞赏。治平三年(1066)，诏设书局，允以自择官属，继续编撰。宋神宗即位，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资治通鉴》的撰修，得力于司马光精心挑选的助手。博学强记的刘恕、汉史专家刘?、唐史专家范祖禹先后加入史局，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各自作出重要的贡献。其它如节气、星象、朔闰等问题由长于天文的刘羲叟负责，检阅文字则由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担任。

《资治通鉴》的编写分三个步骤：先做丛目，次成长编，最后定稿。丛目制作之法是：广泛收集史料，标明事目，注明篇卷出处，按年月日顺序加以排列，力求完备。因事目繁多，故谓之丛目。长编又称“草卷”，是对丛目中的史料加以考辨，择其合理而记述详尽者，经过取舍、综合、铨次，写出编年史初稿。这两步皆由协修人员完成。第三步则由司马光根据长编所载，考其异同，修改润色，统一体例，评论史事是非，写成定稿。全书的发凡起例、编写过程中的方法和原则，定稿过程中的是非予夺，皆由司马光决定。严密的工作程序既充分发挥了众手修书集思广益的长处，又保证了全书体例一致，条理清晰，结构谨严，大大提高了编年体史著的编纂水平。

《资治通鉴》取材广泛，引证史料极其丰富。丛目、长编的编写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长编多达6500多卷，3000多万字。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其中于唐五代史事，甄采书籍最多。所记史实往往由数种材料综合而成。凡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综合铨次，加以考订，并将斟酌、取舍的原因写成《考异》30卷，附随《通鉴》并行，由此创造了史料“考异法”。《考异》“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使《通鉴》以信史著称，也开启了史家“自著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的先例，对后世史学影响甚大。

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便于表明时间的顺序和事件之间的关系，但也容易形成流水账式的记载，并使一事前后割裂，首尾难稽。《资治通鉴》注意吸收纪传体记事的优点，在坚持以年月为纲的前提下，附载人物和政制，注重叙事的完整。司马光大量采用回顾、插叙、补叙、类比等手法，说明事情的前因后果，使读者易于明白事件的首尾始末。从而突破了传统的编年体史书的编纂方法，完善了编年体的记事方法。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我国史家借论赞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选用前人史论多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史论119篇，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引古论今，借鉴历史倡言革除弊政，体现出“以史为鉴”的良苦用心，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

司马光文学功底深厚，尤长于叙事，《资治通鉴》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他精心定稿，统一修辞，使《通鉴》的语言风格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许多场面和人物的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如对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大型战争的叙述，更是脍炙人口，引人入胜，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之作。

《资治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虽极尽简约之能事，仍有洋洋300万言。司马光先后编写了一系列辅翼著作，以方便阅读。其中《考异》30卷辨析增广史料;《目录》30卷“略举事目，年经月纬，以备检寻”，相当于内容提要;《通鉴举要历》80卷和《通鉴节文》60卷是全书的简编;《通鉴释例》1卷载修书凡例，载助编者来往信札;《历年图》5卷“略举每年大事，编次为图”，类似于大事年表。六种辅翼著作与正文294卷互相发明，大大增强了这部编年巨著的表现力。除《考异》与《目录》外，其余皆已亡佚。

《资治通鉴》的主要注本有南宋史?的《通鉴释文》、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和宋末元初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以胡注最为详备。明末清初严衍著《资治通鉴补》对《通鉴》和胡注都有所补正。

《资治通鉴》撰成后，于元丰八年(1085)由范祖禹、司马康等奉命重新校定，元钓元年(1086)校定送杭州雕版，元钓七年刊行于世。今元钓刻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世所流传者多残缺，唯北京图书馆藏有294卷足本。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以清朝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为底本，将《考异》的内容散见于各相关史事下，汇集宋、元、明各本长处，是目前最通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