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

古时对君主、尊长不得直乎其名而采用的回避方式，是尊祖先敬宗法制度的产物。起源于周，完备于秦汉，盛行于唐、宋、元、明、清各朝，辛亥革命后渐至消失。有“国讳”与“家讳”两类，前者是用国家权力强令臣民对已死去的君王七世以内者，不得直呼其名。如汉文帝名“恒”，就改“恒山”为“常山”。其方法有改字法，如秦始皇名“政”，《秦楚之际月表》为讳“政”字，即改“正月”为端月。又韩信的谋士蒯彻，为避汉武帝刘彻讳，《史记》即改“彻”为“通”，称蒯通。又如东晋人为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把汉代的王昭君改名为“王明君”。空字法，即把应避的字空着不写，或作“某”，或作“□”，或直书“讳”字。缺笔法，即对所避的字最后一笔省略。“家讳”即家庭中对尊长不得直称其名。苏轼的祖父名“序”，轼作序时常改“序”为“叙”或“引”，《南史?王琨传》：“而避讳过甚，文名怿，母名恭心，并不得犯焉，时咸谓矫枉过正。”

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即忌讳;狭义亦称“回避”，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定内涵的一种传统的禁忌现象，即对皇帝或家祖、尊长、圣人等不能直呼、直书其名，若必呼、必书时须采用一种变形方式来取代。据史料记载，避讳习俗源于西周。《左传》记鲁桓公给太子起名。问申垒，后者答日：“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秦汉时，避讳作为一种制度渐趋完备。中国古代主要的避讳对象有(1)“国讳”，即对皇帝的名、字、甚至生肖的避讳;(2)“圣人讳”，对尊为圣人者的名讳;(3)“家讳”，亲属内部对长者的名讳。常见的书写避讳方法有三种：一是改字法。对君主和所尊者之名改用通假字、古体字、别体字或同音字、同义字来代替，如汉武帝刘彻的“彻”字改为“通”字。二是缺笔法。书写讳名时，字的最后一笔(也可两笔)或其中的某一笔省略不写，如清康熙帝名玄烨，其“玄”字写为“玄”。三是空字法，将名中应避讳的字空而不写，或写为“某”、“囗”或直书“讳”，字。如《隋书》将唐人“王世充”书写为“王囗充”，以避当朝皇帝李世民的“世”字。口语中则常常采用避正呼或改音法。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逢读“敏”字，必读为“密”，以避其亡母贾敏之名讳。此种禁忌习俗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普通百姓必须熟知且熟练掌握的一门学问。否则，稍不注意犯忌，常会引来杀身之祸。明、清两代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中，因犯皇帝的名讳而遭受严厉惩罚者为数甚多。

社交活动中使用的一种语言上的回避方式。起源于周，完备于秦汉，盛行于唐、宋、元、明、清各代，是一种常见的风俗。《礼记?曲礼》有“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的记载。其中“问讳”就是在拜见对方时，首先要问清有无忌讳的事物，不然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违反忌讳是一种十分不礼貌的行为，也容易引起对方不愉快和某种误会。古代在使用避讳上非常严格，国有“国讳”，家有“家讳”，比如对君长、尊长不能直呼其名，而必须使用尊称。其中“国讳”主要避皇帝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有时还讳及皇后及其父祖、前代年号、帝后谥号、皇帝陵名、以及生肖及姓名。外交上，尊重对方“国讳”是重要礼节。由于“国讳”的严格性，一旦帝王名字中有一个常见字，均会给政治和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所以帝王取名大都用生癖字，尊循“难知而易讳”的原则，并尽可能取单名，这种例子很多。如，秦始皇名政，一作正，故秦谓正月为端月;汉高祖名邦，代字为“国”，《书经》：“协和万邦”改为“协和万国”。后汉光武帝名秀，代字茂，秀才称为茂才。清代康熙帝名玄烨，故玄武门改为神武门，称范晔为范蔚宗等等。“家讳”仅限于亲属内部，体现伦理道德，交往中也尽量回避，因讳及先世家讳，而令主人嚎啕大哭，见于史书记载者不乏其例。此外还有圣人讳，古帝王，如黄帝;古圣人，如孔、孟之名也要回避。孔子名丘，古书中凡有此字，必改为缺笔字，姓、名及地名中的丘，必改为“邱”。为了“避讳”一是防止犯讳，二是在不得已时，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法，这主要有改字法、空字法和缺笔法。改字法是用另外的字代替应避的字，如政改端，秀改茂、玄改元等。空字法是将应避之字空而不书，或作“某”，或作“□”，或直书“讳”;缺笔法，即对所避字的最后一笔不写。如“孔丘”写作“孔斤”。避讳不仅在书面上，而且在口语上也一样要行使，不然同样视为不敬。如东晋桓玄初任洗马时，有客前来祝贺，客嫌酒冷不能饮，乃频呼取温酒来，而桓父名温，玄因客犯其家讳，当席而哭，客扫兴而去。避讳是一种很复杂的文化现象，它充分体现出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

交往礼俗。封建社会时，对君主、尊长，要避讳直呼或直写其名字。此俗起源于周，完备于秦汉，盛行于唐、宋、元、明、清各朝。有“国讳”与“家讳”两类。前者利用国家权力强令臣民对已死的君主，七世内者不得直呼其名。其方法有改字法，如秦始皇名“政”，就改“正月“为“端月”。缺笔法，即对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家讳”，即在家庭中对长者不得直称其名。同时，对忌讳的事物，也不能直说，要用别话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