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商文化

陕西是商代几个重要方国的所在地。解放以来在陕西境内发现了多处商文化遗存，它们有可能就是当时的方国遗存。其中经过科学发掘和试掘的有华县南沙村、蓝田怀珍坊、耀县北村、西安老牛坡等处。

客省庄龙山文化的工具

1、2. 石斧 3. 石凿 4.石矛 5. 石刀 6. 骨鱼钩 7. 骨锥 8. 骨镞 9. 骨匕

华县南沙村遗址是陕西境内最早发现的商文化遗址。1958年在此试掘到相当于二里冈上层的文化堆积。出土的陶器有鬲、?、大口尊、?、簋、豆等，陶质大都为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器形与二里冈上层相同。此外，还发现有釉陶片、卜骨、铜镞以及灰坑、陶窑等遗迹。

1972年在岐山县京当公社发现一组青铜器，有鬲、?、觚、爵、戈共五件。从器形和纹饰判断，可以确认是相当于二里冈上层时期的器物。1973年在蓝田怀珍坊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有鼎、戈、钺、刀、斧、锯等。鼎为深腹锥足，时代较早，约相当于二里冈上层时期。经调查，这是一处内涵丰富的商文化遗址。1978年，半坡博物馆对此进行发掘，共发掘灰坑7个，墓葬5座。灰坑出土有铜渣块、木炭屑、红烧土块、卜骨及大量陶片。墓葬均为小型墓。死者有的骨骼不全，有的肢骨留有残断痕迹。随葬仅有鬲、罐一两件陶器。在遗址中发现大量的陶、铜、石、骨器，陶器多为残片，器形有鬲、?、鼎、盆、簋、大口尊等。陶质大多为夹砂灰陶，纹饰以绳纹为主。此外，还有圆圈纹、涡纹、方块纹、蓝纹和少量的夔龙纹。陶器器形，纹饰与二里冈商代遗址所出陶器基本相同。铜器有戈、镞、刀、钻、环和铜饼等。从遗址所出土的大量铜渣和炼铜炉壁残块等情形看，这里可能是一处冶铜场所，而墓葬所埋死者可能是从事冶铜的奴隶。

耀县北村商代遗址发现于1980年，1984年发掘清理了一批商代灰坑、窑址和墓葬。这里的商文化堆积较厚，且多有相互叠压和打破关系，大体可分为三期，“第一期相当于二里冈下层，第二期相当于二里冈上层或稍晚，第三期相当于殷墟二期或偏早，即盘庾至祖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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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陶器有鬲、盆、花边罐、?、豆、簋、壶、鼎、大口尊等。陶质主要为泥质灰陶，纹饰主要为绳纹。各期陶器在器类上有所不同，器形、纹饰等方面也有明显的变化。此外，还发现部分石、骨、陶、铜质料的生产、生活用具以及卜骨等。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墓底中部有腰坑，内埋一狗。墓葬分属二、三期，第一期未发现。耀县“北村遗址商文化与典型商文化在总体面貌上基本相同，属同一文化系统，但也存在某些差异。如二里冈常见的中口罐和大口尊在北村遗址不见或少见，而北村遗址常见的花边罐则不见于二里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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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的商代遗存中，最著名的当推近年发掘的老牛坡遗址。这里的商代遗存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且具有许多不同于其它地方的特点，为研究陕西地区商文化面貌提供了极为全面和重要的资料。

老牛坡位于西安市东郊，1972年当地村民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时，在此发现了一批商代铜器，计有?、爵、戈、钺等13件，均为商代中期遗物。1978年又在此发现一座商代晚期墓葬，出土青铜觚、爵各一件，同出的还有鬲、簋、尊等陶器。1985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连续在此进行了两年的发掘工作，发现了房屋基址、墓葬、冶铜作坊遗址、陶窑、灰坑、车马坑和马坑等，出土了陶器、铜器、石玉器和众多的卜骨。

老牛坡遗址的墓葬分单人葬、小型殉人墓，中型殉人墓三种类型，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多有二层台，且具有许多不同于其它商代墓的特点，如中型殉人墓“其椁室多用两条木板顺着墓室方向将椁室分隔为三个空间，中间部分面积较大，是为主室，放置棺，左右两部分稍窄，应是边箱，放置殉人。这种边箱形式在已发现的商代同类型墓中，尚属首见”，有可能是“商代贵族墓中棺椁制度的一种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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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墓出现头坑和脚坑，较大的墓在底部四角还有角坑，这在商代中、小型墓中亦属首见。腰坑和角坑一般殉葬狗和奴隶。墓葬殉人现象非常普遍，在发掘的38座墓中，20座有殉人，每墓殉人数目从1人到10数人不等。无论是殉人数目、葬式还是殉葬方法，“在全国各地的同类型墓中都是比较重要而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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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牛坡遗址还发现1座马坑和车马坑，“这在殷墟之外的商代考古中属于首见或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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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车虽已朽毁，但痕迹清晰可见，基本上保持了实物的原貌。车为单辕，一轴，双轮，一舆，辕前有衡，未见轭迹，两马分置于车辕的左右，相对侧卧，四肢交互错压。车的结构和形制与殷墟所出基本相同。

老牛坡遗址出土的遗物主要有陶器、铜器、玉石器、骨角器等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装饰品较少。随葬器物的组合，铜器主要是觚、爵或者是觚、爵、?或鼎，另外还有戈、钺、斧、锛、镞等。陶器主要是鬲、罐或者仅一两件鬲。墓内不见安阳殷墟墓中常见的陶制觚、爵等明器，也不见豆。

老牛坡遗址的年代，从墓葬看，上限可到殷墟一期、下限晚不过殷墟二期。约当武丁前后，由于这个遗址的遗物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所以，对于其国属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可能与商代陕西境内的崇国、黎或西土三亳之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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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岐山、扶风、宝鸡、长安等地都发现有相当于殷代晚期的所谓早周文化遗存，它与殷文化的关系，就陶器而论，两者的区别比较明显，在青铜器方面则几乎完全相同而难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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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城固等地也曾多次发现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出土各类铜器四百多件，其中有鼎、簋、尊、?、瓿等容器，有戈、钺、?、矛等兵器，还有铜人面具、兽面具等。这些铜器中，礼器与中原的商文化没有什么差别，但兵器中的三角形援的戈、双龙纹?和铜人面具、铜兽面具等则不见于中原商文化，是本地区所特有的。陕北的绥德、清涧、子长、吴堡、延川、延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它和山西石楼、保德、永和一带出土的风格完全相同，它们地域相连，隔河相望，属于同一文化圈，被认为是鬼方，土方或方文化。

到目前为止，陕西发现的商代遗址，大多集中在关中东部地区，时代可早到二里冈期，说明至少从商代二里冈开始，关中东部就是商文化的分布区，而且有可能是商人直接控制的区域。尽管陕西境内的商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地方特点，但在很多主要的方面和商文化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充分证实了殷商文化对陕西的强大影响，同时也表明陕西已在物质文化上接受了殷商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