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文化与古文经学

鲁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合墨家文化的鲁国文化。鲁文化与齐文化比较，内部比较单纯统一，体系完整，不像齐文化那样派系林立，多说并存。秦汉以后，墨家文化骤衰，几乎成为绝学，其精华部分为儒家文化吸收，可以说鲁文化就是儒文化一枝独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汉时代的鲁文化就是儒家文化。随着齐鲁文化的融合，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以经学形式出现，分为两大派系：与齐文化结合，齐学化了的儒学成为今文经学，如上文所述，历史上称为齐学;保持鲁文化特点的儒学，以古文经学形式表现出来，历史上称为鲁学。我们这里讲的鲁文化与古文经学，就是汉代与齐学(今文经学)对应的保持鲁文化风尚特点的鲁学(古文经学)。

关于“鲁学”与“齐学”，是汉宣帝时提出的问题。《汉书?儒林传》载：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

《谷梁春秋》是汉初鲁人申公所传之瑕丘江公者。汉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齐名。武帝使二人辩论，董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再加上董仲舒有《公羊》学大师公孙弘相助，“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江公及《谷梁》学受到排斥。(见《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宣帝对《谷梁春秋》大感兴趣，派十人从《谷梁春秋》大师蔡千秋、周庆、丁姓受业，前后十余年。甘露元年(前53年)，宣帝“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双方各五人参加，议者“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同上)

甘露三年(前50年)，宣帝又召开石渠阁会议，集五经各家大师，杂论五经异同，宣帝亲自裁决。讨论结果，增立梁丘(贺)《易》、大夏侯(胜)《尚书》、小夏侯(建)《尚书》和《谷梁春秋》四家博士。《谷梁春秋》本鲁学，韦贤、萧望之、史高与新立博士梁丘贺、夏侯胜、夏侯建等皆为鲁人，汉宣帝要兴的鲁学似即指鲁地、鲁人之学。但是，我们讲的与齐学对应的鲁学，却与此不同，因为《谷梁春秋》和《公羊春秋》一样同属今文经学，只是受鲁文化影响较大，上述鲁人所治，大多是今文经学，当属受齐文化影响较大的齐学。因此，以地区划分齐学与鲁学的分野是不符历史事实的。严格说来，“鲁学”是指保持先秦儒家文化传统即鲁文化风尚特点的古文经学，“齐学”是指受齐文化传统影响至深、齐文化风尚特点突出的今文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