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学与汉初治世

就齐鲁文化走向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的曲折历程而言，以法家理论为主体的齐鲁文化体系中的大一统专制政治学说所体现的秦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是以齐鲁文化为主体的先秦中国文化学术走向社会实践、与社会政治相结合的第一个重要阶段，是齐鲁文化走向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开端。政治的大一统必然要求思想文化的大一统，而思想文化的大一统，即符合专制制度的大一统文化体系的建立却未必能同步进行。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秦皇汉武的丰功伟绩不仅在于他们统一国家，开边拓境，而且在于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汉武帝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中国大一统文化体系的构建。从秦皇到汉武的这半个多世纪，则可视为齐鲁文化走向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的准备阶段。

秦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为齐鲁文化走向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奠定了广泛坚实的政治基础。而秦帝国文化选择的巨大失误并由此导致秦帝国迅速覆亡的沉痛历史教训则又向后人昭示建立大一统文化体系的重要性。从理论上讲，西汉大一统帝国建立后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因秦之利，惩秦之弊，以建立大一统的文化体系为首要任务。然而，由于汉初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汉初统治者自身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以齐鲁文化为主体的大一统文化体系并未能建立，而作为齐鲁文化重要内容之一的黄老学说却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独领风骚，对汉初政治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关于汉初黄老学说盛行一时、风靡全国的原因，学术界普遍认为汉初的中国社会先遭秦之暴政的摧残，后受秦汉之际八九年战争的蹂躏，“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遭到惨重破坏的社会经济亟待恢复，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汉初统治者们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以黄老学说为理论基础，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统治者根据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状况，选择特定的文化学说以作为统治的理论基础，这是古往今来统治者实施统治的一般规律。汉初统治者的文化选择也符合这一规律。问题在于，黄老学说是否是可供汉初统治者选择的唯一文化学说? 我们能否因为汉初统治者的文化选择取得了“文景之治”的积极后果而认为黄老学说是其唯一正确的文化选择?如果我们给予肯定的回答，认为可供汉初统治者选择的文化学说只有黄老学说，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在高祖刘邦的戎马倥偬之间及平定天下之后，既有叔孙通“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史记?刘进叔孙通列传》)的衷告，又有汉初少有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陆贾的劝说，这就是人所共知的“马上马下说”，其主旨是平天下以武力，而治天下必须行仁义，法先圣(《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一部《新语》十二篇，讲的就是以儒家学说治天下的道理。不喜儒、不读书的刘邦在晚年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临死前祭拜孔子，我们决不能视之偶然。因此，除黄老之学外，儒学是可供汉初统治者选择的另一学说。如果以汉初统治者因推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术并取得”文景之治”的积极后果而反证黄老学说是其唯一正确的选择，那就有某种就事论事的简单肯定之嫌，与封建社会的历史也不相符。如与“文景之治”同称为太平盛世的”贞观之治”，其背景几乎相同，而造成“贞观之治”的文化学说是儒学而不是黄老之学，其它如”开元之治”，宋初和明初等由大乱到大治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大乱之后必有大治。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历次大乱之后的大治的理论文化基础均为儒学，足证造成汉初”文景之治”的文化选择不必非是黄老之学。但是，汉初造成“文景之治”的文化渊源毕竟是黄老学说，那应该怎样解释呢?我们认为，其一，这与汉初大一统的文化体系尚未建立有关，秦因单纯法治而亡，汉初人们的认识是很清楚的。叔孙通、陆贾、刘邦及其后的贾谊等均鉴秦之弊，主张以仁义治国，即以儒学作为制定统治政策的理论基础。但此时的儒家学说遭暴秦之难，需要有一个恢复整理的过程。另一方面，儒家学说由文化学术形态到符合大一统专制统治所需要的政治学说，尚需要经历一个自身改造发展的过程，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状况不能适应汉初社会统治实际的需要。这是和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大一统文化体系建立以后的唐宋元明清大乱之后达到大治的文化背景的差异，也是汉初统治者不以儒学而以黄老学说为制定政策的理论文化前提能取得“文景之治”的积极后果的原因之一。再则，儒家学说虽然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但其由齐鲁地区的地域文化转化为大一统帝国占主导地位的主体文化，不仅有一个自我改造、充实丰富、发展提高的过程，而且必须有一个借助专制政权的力量进行普及推广，为大一统帝国中各阶级阶层人民所普遍认同接受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儒家学说才能由文化学术形态转化为社会人自律和他律的标准，成为大一统专制统治的政治学说和统治工具，而这个任务在汉初正刚刚开始。这是汉初和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之初文化背景的又一差异，也是黄老学说所以成为汉初政治的文化渊源的又一原因。其二，与汉初统治集团成员的素质有关。以刘邦为首的汉初统治集团的成员，大多数来自社会的中下层或普通劳动人民，他们所特有的阶级、阶层的情感、情趣、政治文化取向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楚、汉战争中，陈平比较刘邦、项羽的用人方针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史记?陈丞相世家》)刘邦之得天下，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些“顽钝嗜利”之徒。为夺取天下，在战争中，刘邦就不断以拜爵封王利诱这些人;平定天下之后，又各以功勋裂土分封。对这些人，儒家的仁义道德说教无异于对牛弹琴，加之刘邦本人就是这一类人中的枭雄，刑德并用，恩威并施，反覆倾诈，阴谋权术等等手段，刘邦使用起来一向是得心应手。因此，那些”顽钝嗜利”之徒虽封王封侯，大多数又被一一铲平。即使像萧何、曹参、周勃等等与刘邦共同起家的老搭档，在刘邦的淫威之下，也是胆颤心惊，如履薄冰。因此，就包括刘邦在内的汉初整个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来说，他们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倾向与儒家学说有本质的不同，而与讲法术、弄权诈、重法治，对如何进行政治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不考虑道德说教、宗法情谊、理性自觉，单纯诉诸于无情的暴力镇压和物质利益的奖惩的黄老学说息息相通。刘邦时代的政治特色对汉初政治起了一种规范性的作用。汉初统治集团主要成员的另一特点，是他们大多来自社会基层，他们一方面具有质朴而简约，因循而保守，直观而少辨，缺文而多实的性格特征，带有那个阶级阶层特有的无法割舍的思想感情、情趣爱好、认识能力和对社会政治的特殊感受等。另一方面，他们原有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低下的文化素养以及由此影响到在他们掌握政权以后对文化和文化建设事业的冷漠、敌视态度。他们的这一特点，在他们统一天下，掌握国家政权并肩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时，便对他们的文化选择，他们统治政策的制定，立即产生影响了。他们接管的是秦帝国的法治为主体的国家机器，要维持刘氏王朝的统治，就必须继续运用这一国家机器进行统治。在这一方面，他们别无选择，这也是刘邦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以及汉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唯一选择。但汉初统治者在作出他们的文化选择，制定他们的统治政策时，他们自身的特点便立即对这一切产生直接作用了;除他们清楚秦之暴政的严重后果、了解社会中下层人民的疾苦和憎恶喜好外，他们的性格特征、情趣爱好、认识能力、文化素养等等，成为他们接受黄老学说的另一主要内涵，为他们制定统治政策的直接原因，即清静、无为、宽简、放任。司马谈说黄老学说“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总结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汉初无为政治的文化特色，体现在统治政策上便是不尚繁华，清静无为，除苛去繁，与民休息，发展生产。这一文化选择和以此文化学说为基础制定的统治政策与汉初统治集团主要成员的性格、能力、情趣、文化素质，与汉初社会的社会实际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得到了比较完美的和谐与统一，因此，对汉初中国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明乎此，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黄老之学在汉初社会中盛行的原因，才能正确评价黄老之学在汉初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特定历史作用。

黄老学说是战国中后期齐国稷下之学的主要成果之一，其学说主旨在于将道家执本秉要清静无为的精神与法家的法治原则相统一，以法家的法治原则的实现达到道家的执本秉要和清静无为，以法治的无为达到统治者的无不为或有为。因此，它本质上是一帝王统治术，所以又称为黄老刑名之学或黄老道德之学，在战国末，它几乎是法家学派的代名词。我们在上文强调过，秦大一统封建专制制度是法家学说制度化的体现，大一统封建专制制度的存在就意味着法治原则的存在，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汉承秦之专制制度，继承秦之法治原则。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汉书?刑法志》中看到汉初法治并不比秦之法治逊色多少。因此，汉初的黄老之学严厉法治的一面已体现在封建专制统治制度之中而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我们所见到的黄老学说就只剩下清静无为、因循尚简的一面。实际上，汉初的无为而治是以严厉的法治为前提、作保证的，是在严厉法治范围允许下的无为。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无为而治的政策才能施行并得以取得“文景之治”的积极有为的效果。

黄老学说在战国末至西汉初广为传播，影响很大。但采用这一文化学说以作为汉初政治的理论基础，并将其具体体现为汉初无为而治之统治政策的关键人物应是曹参。刘邦统一天下后，为医治战争的创伤，复苏民力，恢复经济，制定了约法省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政策。太史公云：萧何“及汉兴，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书?刑法志》载：“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揆诸史册，我们认为，反秦之苛政繁役，制定约法省禁，轻徭薄赋，从民所欲而不扰民，与民休养生息政策的是刘邦、萧何。而所谓“无为而治”的无为政治，既包括刘邦、萧何时期设计的上述政治格局，也包括曹参和刘邦之后的西汉几代君主对刘邦萧何政治格局的因循和沿袭。我们先看曹参。《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曹参是刘邦统一天下时与萧何齐名的两大功臣之一。但萧何为文官，曹参为武将。刘邦统一天下后，萧何为西汉王朝的相国，曹参为齐国的相国。曹参相齐伊始，即召集齐之长老儒生百数十人，向他们请教安定百姓的治世良策。但他们“言人人殊”，曹参无所适从。后曹参以胶西黄老学说大师盖公为师，“盖公为言治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曹参因此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前后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萧何死，曹参代萧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吏。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为相三年，皆类此。“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

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对曹参以因循为特色的为政之道，太史公评价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以上俱见《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的贡献在于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将黄老学说之精华演化为自己的政治实践，使黄老学说与社会政治相结合，因此，曹参应是汉初统治者文化选择的代表人物。不仅如此，曹参主政时期形成以因循为特色的“无为而治”的统治策略，给刘邦以下的汉初统治者以巨大影响，成为他们为政的既定原则。惠帝对曹参的无为而治曾大惑不解，曹参解释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即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对此大为赞赏。太史公《吕太后本纪》赞云“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参照《史记?曹相国世家》和《汉书?刑法志》的记载，可以看出曹参之无为而治的统治策略对惠帝、高后的影响及其继承关系。其后的文帝景帝继黄老刑名之学，承无为而治之政，基本因循沿袭而无大的变化。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其为政“务农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谤，政简刑清。”(《史记?孝文本纪》索隐述赞)在位23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使以利民。……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史记?孝文本纪》)“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汉书?刑法志》)景帝和武帝初，窦太后主政，“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政治上与文帝一样，政省事简、务在养民。而曹参以后至文帝中期的大臣，大多数是跟随刘邦统一天下时的元功宿将，他们来自社会的中下层，具有明显的质朴无华、简约宽容、务实宁静的共同特征，治理朝政一遵萧曹陈规，与惠帝、高后、文帝等君主同心同德，保持务实求真的政治风尚。如陈平“治黄老之术”，虽多阴谋诡计，但政治上能临危不乱，执本秉要，安定刘氏王朝，功勋卓著。王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周勃为人木强敦厚，慢文学之士。灌婴以一介武夫而为太尉、丞相，守成而已。张苍好书律历。周昌，木强人，多实。申屠嘉，刚毅守节、无学术。石奋，恭谨无比，无文学。武帝初，窦太后认为儒者文多质少，石奋不言躬行，加封其两子。文帝中期以后，刘邦时代的耆宿老臣相继去世，但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继之而起的大臣仍保留着务实质朴的风貌。如卫绾，景帝太子太傅、御史大夫、丞相，始终无所建树，谨慎守职。直不疑，学老子之言，不好立名。张欧，文帝时治刑名之学侍太子，其人忠厚长者，以诚爱待人处官。晁错，学申商刑名之学，成一代名臣。张释之，善黄老之言，执法严平。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治民，好清静，然耿直无礼，不容人之过，常毁儒。郑当时，尚气任侠，好黄老言，好友客，荐名士等等。他们的这些性格特征与汉初盛行的黄老学说有其内在联系，对汉初数代帝王的文化选择和他们的政治风尚形成对汉初无为而治的统治策略的形成和持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一切的形成又反过来对他们的行为、活动形成一种规范和约束。另一方面，他们自身既是汉初黄老学说的载体和黄老学说盛行不衰的基础，又是汉初无为而治统治策略的促成者、施行者和维护者。汉初统治集团内部在文化抉择、政治决策和施行的相对同一性和相对稳定性，是形成汉初数十年间黄老学风风行不衰，无为政治得以形成和实施的主要原因。

以黄老学说为理论基础的汉初无为政治的施行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汉书?食货志》记载说自汉初至武帝之初70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辱焉。”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社会风气空前好转，文帝时即“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有刑错之风。”(《汉书?刑法志》)这就是为历来史家所交口赞誉的“文景之治”太平盛世的景象，亦即汉初在黄老学说影响下无为政治结出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