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对秦帝国的影响

当然，新诞生的秦帝国虽然执行极端专制的文化政策，但它不可能不部分地受到以齐鲁文化为代表的“关东文化”的影响。首先是法家思想理论的影响。法家理论源于儒家，孔子的弟子子夏在魏国创立西河学派，三晋地区因此成为法家代表人物辈出的地区。其中，著名法家李悝是子夏的弟子，李悝主持魏国的变法，所著《法经》由商鞅带到秦国，以为秦国制定《秦律》的理论根据。韩非是先秦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其理论对秦始皇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斯是秦帝国的名臣，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最有力的助手，法家理论的实践者，而韩、李都是大儒荀子的学生，是齐鲁文化的延伸。古来有所谓“楚材晋用”之典，有“墙内开花墙外香”之谚，先秦法家思想和法家代表人物的境遇恐怕是这两句话最清楚不过的证明了。实际上秦代大一统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是以法家理论为主的(相对于秦文化传统的)东方文化系统的政治体现，是以齐鲁文化体系中的社会大一统专制政治学说的制度化。长期以来，学术界为秦以后法家学派的消失而感到困惑不解，其原因概由于人们虽然部分地看到了包括法家理论在内的齐鲁文化体系中的大一统专制政治学说对秦封建专制制度确立的决定性影响，但因这一制度化了的大一统专制政治学说，没有重返学术研究领域而被误认为其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实在是一大误解。事实上，延续了2000年之久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决不亚于秦以后形式上处于思想文化领域主导地位的儒学的(包括后来的道教和中国化了的佛教思想)影响。2000年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证明，儒家和其它任何一家的思想都是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发展和产生影响的。两者之间有靠拢结合、互为依存的一面，也有经常发生摩擦和矛盾的一面，这一历史现象可以说是先秦齐鲁文化体系内部相互矛盾和依存关系的历史延续。因此，秦以后的法家学派并未消亡，或者说，法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实际即齐鲁文化体系中的社会大一统专制政治学说)并未消亡。它的巨大影响，是齐鲁文化演变为秦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的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忽视但极其重要的侧面。其次是阴阳家学说的影响。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统一全国，当上始皇帝后，为了给自己的统治以历史的哲学的论证，使自己的统治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便“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秦始皇本记》)将五德终始说与专制君主集权制度结合起来，论证自己统治的历史合理性，这是秦始皇对阴阳五行学说的首次实践并为其后的刘氏皇帝重演过。再次，与此有关的还有秦始皇对齐鲁文化中神仙方道思想与封禅说的向往和实践，本章将列专节述论，此从略。再次是儒家思想的影响。秦帝国以法立国，法家理论是秦王朝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但在秦代社会中仍能时时窥见儒家思想的影响。秦帝国建立了博士官制度，博士官没有具体权力，在秦政府中充当顾问的角色，表明秦始皇并非无视儒学的作用和地位而是还有相当的保留的。焚书时，博士官所藏《诗》《书》百家之语之类的书继续保存;坑儒时，仅坑了那些在他看来属于恶意诽谤、“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同上)的那部分人。对秦博士及诸生的身份，有人认为是方士，也有人认为是儒生，我们认为博士及诸生应是儒生。始皇坑儒，其长子扶苏谏言中有“诸生皆诵法孔子”(同上)之言，未遭坑儒之灾幸存汉初的如齐人伏胜、叔孙通、浮邱伯等都是秦博士，成为传诗、书、礼、春秋等经书的大儒即为一证。坑儒事件后，秦始皇及二世时时有博士诸生承诏对问的记载，足见儒生并未被赶尽杀绝。儒生的存在，说明儒家思想并未被完全摒斥。再者，秦始皇出巡，在泰山、琅?、芝罘、会稽、碣石门等地刻石以歌功颂德，这些文字，有焚书坑儒之前的，有其后的。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这些刻石的内容看，儒家思想仍有相当大的影响，表明秦始皇注意到在严厉以法治国政策的同时，提倡以三代礼教教化人民，易风同俗，发挥儒家思想的某些功能，为巩固秦帝国的统治服务。对这一点，顾炎武说：“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日知录》卷十七)秦始皇作如是观，秦帝国的上下官吏又怎样呢? 据湖北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简整理出来的《南郡守文书》和《为吏之道》两份文献，前者为官方文书，其内容反映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帝国的政治统治原则;后者是私人编导的如何做一个标准官吏的准则，其指导思想则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如“宽容忠信”，“惠以聚之，宽以拓之”;“除害兴利，慈爱万姓”;“民之既教，上亦毋骄，熟导毋治(怠)”等等，最有代表性的一段是：“术(怵)愁(惕)之心，不可不长。以此为君则鬼(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能审行此，无官不治，无志不彻;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听)。君鬼巨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志彻官治，上明下圣，治之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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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材料当然不能视为秦帝国统治政策中的矛盾性，但可说明在秦帝国总的“罢黜百家、独用法术”的总的法治原则下，儒家文化由于具有其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秦帝国的高压政策决不可能像焚书那样将其从社会风俗、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领域中清除掉。秦汉之际，“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史记?儒林列传》)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被砸了饭碗，一有机会便乘机反抗秦之暴政，而且还深含着文化――心理方面的对立。另一方面，则也说明秦帝国违乎民情人心的高压政策在社会基层难以奏效，儒家文化传统并未被摧毁，也不可能被摧毁，特别是在齐鲁地区尤其如此。了解了这一点，对刘邦兵围鲁中，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同上)之类的记载，我们也就不感到惊奇了。

总之，在秦帝国的统治下，对儒学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就整个齐鲁文化而言，秦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专制制度的建立，则是齐鲁文化走向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但还是第一步。齐鲁文化完成向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的演变，还刚刚是开始。而秦帝国的迅速覆亡，汉初的思想家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其迅速覆亡的根源在于文化抉择的失误。要稳定和巩固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帝国的正常运转，必须建立大一统的文化体系，并且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帝国的迅速覆亡，成为十分有说服力的反面教材，成为促使汉初的思想家们坚定不移地建立以齐鲁文化为主体的大一统文化体系的强大推动力，尽管这还有一段曲折的历程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