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8 仲长统180—220

东汉末政论家。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人。少出外游学。曾任尚书郎，参丞相曹操军事。以“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抨击当时流行的神学迷信，认为“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社会治乱与天道无关。强调历史是在一治一乱中循环，而“乱世长而化世短”，是下世人主的罪过。揭露宦官外戚专政和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提出复井田、抑豪强、加强君权、改革吏治、任人唯贤、德主刑辅等政治改革思想。著有《昌言》34篇，大部分已佚。

仲长统180—220Zhongchangtong

姓仲长，名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少年好学，博览群书，青年好客，广交学友。曾参曹操军事。他想干一番事业，恨无机遇，后来隐居著述。他认为人生祸福、政治胜负，取决于人的因素，天命鬼神不起决定作用，即所谓“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他认为朝代兴亡三步曲是有规律的。第一步是在群雄竞争中取得胜利，第二步是坐享天下的稳定时期，这时的庸主也能维持局面，武将能臣无法与之争雄。第三步，昏君暴虐，激起民愤，天下大乱，不可收拾，只好改朝换代。他认为这是周而复始的经常现象。他著《昌言》十余万言，今已散佚，清代有辑本。

仲长统179—220

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东汉末年思想家。曾官任尚书郎，“后参丞相曹操军事” ( 《后汉书·仲长统传》)，著论有 《昌言》等三十四篇，大多佚散，只有数篇散见于《后汉书·仲长统》以及《群书治要》中。仲长统反对天命鬼神谶纬迷信，提出天下治乱兴亡与天命毫无关系，而是统治者人为的结果。政治上反对泥古，主张实行变革。在人口观方面： 其一，“政平民安”思想。仲长统坚持“人事为本”的观点，认为统治者只要勤于政事，实行仁德，就会得天地自然之利，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人口也会得以安定和增殖。他说：“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赐期于功劳，刑罚归于罪恶，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百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也”(《群书治要》卷四五)。面对当时政治黑暗，人口大量流亡的社会现实，他一方面极力谴责统治者“熬天下之骨膏，生人之骨髓”(《昌言·理乱》)的苛剥行为，另一方面极力赞美、向往使“民心定”，“而得生育”、“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昌言·理乱》) 的理想政治。多次提出 “制豪强”、“抑兼并”、“信赏罚”、“正风俗”、“齐民财”、“急农桑”、“表德行”、“敦教化”(《昌言·损益》)等主张。其二，限制占田数额的安民措施。仲长统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恶性膨胀，土地兼并极严重，流民如潮，为了遏制严重的土地、流民问题，他主张参照井田制的办法，企图在不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每一农户最多占田百亩的制度，以求安民富民，杜绝人口流失。当然，这只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已。

仲长统180—220

东汉末哲学家。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县）人。少好学，博学多闻，善于文辞，性情倜傥，不拘小节，时人目为狂生。州郡官府数次召仕，均称病不就。汉献帝时为尚书郎，后参丞相曹操军事。死时年仅41岁。著有《昌言》34篇，10余万言，已散佚不全。反对谶纬迷信，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 “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昌言·阙题》)。否认天命论，把“天命”解释为“命力”、“命智”的结果，并指出天下由治而乱，是由于愚主“奔其私嗜，骋其邪欲”、“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昌言·理乱》)。认为人性是善的，但需“织之以成其物，练之以致其情，莹之以发其光”(《昌言》佚文)。否定“父为子纲”和“愚孝”的道德说教，认为在父母咎人不正己、奢侈和不好喜士等六种情况下，子女可违父母，不应绝对服从，并指出：“不可违而违，非孝也；可违而不违，亦非孝义。好不违，非孝也；好违，亦非孝也。”(《昌言》)。指责当时趋炎附势的恶劣士风。认为“知言而不能行谓之疾，此疾虽有天医，莫能治也”。“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抨击汉兴以来的奢侈淫佚之风，认为富室豪人、王侯子弟“生长于骄溢之处，自恣于色乐之中”，“其行比于禽兽”。应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悉入太学，广之以他山，肃之以二物”(《昌言》佚文)。认为社会统治应以德教为本，刑罚为辅，“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情无所止，礼为之检，欲无所齐，法为之防。越礼宜贬，逾法宜刑”。指出推行德教，统治者须以身作则。“道有教，禁不义，而以身先之，令德者也”；“我有公心焉，则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则士民不敢行其险矣；我有俭心焉，则士民不敢放其奢矣。”主张从根本上移风易俗，“风有所从来，俗有所由起。病其末者刈其本，恶其流者塞其源”。仲长统的政治伦理思想在当时和后世均有一定影响。

仲长统180——220

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人。年轻时游学青、徐、并、冀之间，倜傥敢言，行为不羁。常托病拒绝州郡召命，被称为“狂生”。建安十一年(206)，尚书令荀悦举为尚书郎。曹操为丞相，曾一度入幕参军事。仲长统生长于汉末乱世，怀才不遇，有志不达，“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后汉书·仲长统传》)。所著《昌言》，是他的思想政治杂论集。文章锋芒直指汉末黑暗政治现实，抨击了昏君、外戚、宦官的专治政治。其文风任气骋词，铺张扬厉，骈偶排比，形象鲜明，表现出建安时代政论散文“渐尚通脱”、“颇慕纵横”的“骋词之风”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昌言》原34卷，已散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辑有遗文数十条。

仲长统

仲长统

仲长统 (180—220)，东汉末期思想家。字公理，山阳高平人。博学，善文辞，敢于讽刺时政，批评传统思想，时人称为 “狂”，官尚书，曾参与丞相曹操主持的军务。著有 《昌言》 34篇，已散佚，部分保存于 《后治书·仲长统传》、《群书治要》 以及 《齐民要术》 等书中。
仲长统在政治思想方面，与当时流行的神权政治理论相对立，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国家兴亡和社会治乱取决于“人事”，而不在于 “天道”，主张废除三公 (太尉、司徒、司空) 联合执政体制。恢复西汉时实行的丞相执政制度，认为“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 他对于外戚擅权尤加谴责，提出人君不可与掌权的大臣结为婚姻关系，已经结为婚姻关系者，就不要任用他掌权执政。
仲长统在法制问题上有以下主要观点：
❶因时势决定法律，繁简宽猛经济。他虽然持儒家 “德主刑辅” 观点，强调德政是 “人君之常任”，而 “刑罚为之作助”，但并不反对使用重刑。他主张 “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当 “奸宄成群”，非严刑峻法不足以 “破其党” 时，则必须使用重刑。法律之繁简、轻重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变化。
❷ “治”、“乱” 在于用法者。他认为，国家 “治”、“乱”，不在于“法制” 的不同，而在于统治者执行 “法制” 的好坏。“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致乱。均是一法制也，成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
❸恢复肉刑，以髡、笞代替黥、劓、刖。此后，时有人提出恢复肉刑。他认为在死刑和髡、笞刑之间增设肉刑，有利于惩罚 “中罪”。因为对 “中罪” 杀之则太重，髡之则太轻，如果没有与 “中罪” 相适应的肉刑，必然造成执法上的混乱，使刑罚 “轻重无度”，罪与罚 “名实不相应”。

仲长统180～220

东汉末思想家、哲学家。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人。自幼好学，20多岁时游学青、徐、并、冀四州。性倜傥，敢直言，不拘小节，人称狂生。官至尚书郎，参丞相军事。在哲学上反对当时的“天道之学”，即以谶纬神学为主的“天命说”。据《群书治要》卷45记载，他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所取于天道者，谓四时之宜也”。主张对自然意义上的天道加以了解和利用。在历史观上反对命定论，把“天命”解释为“角力”“角智”的结果，把朝代的兴亡更迭看做是从乱世到治世的循环往复。在认识论上重视人的“智”和“能”，主张言与行、名与实的统一和是非的客观性。在政治上反对外戚宦官专政，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主张任用“通治乱之大体者”和“知稼穑之艰难者”为辅佐官吏，实行德政教化。常对现实愤慨叹息，思“隐世”和“入仙”，要“逍遥一世之上，”“永保性命之期”。著作有《昌言》43篇，10余万言。

仲长统179—220

东汉末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公理。山阳高平（今邹县西南）人。少好学、博涉群书，游学青、徐、并、冀之间。敢直言，不矜小节，语默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思想倾向颇有老庄之风。后为荀彧所荐，为尚书郎，参丞相曹操军事，著《昌言》34篇，十余万言，是一部政治思想杂论集，既触及社会现实，又表现了相当清醒明朗的哲学观点。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群书治要》卷四十五)明确反对西汉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人感应说、谶纬迷信说。他摒弃人格神之天道，而代之以日月星辰自然之天。“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所取于天道者，谓四时之宜也。”（同上）社会之治乱，王朝之兴废，亦在于人事，而非天命。对豪强地主、戚宦权贵的种种罪恶，仲长统亦给以猛烈抨击。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仲长统提出了建功立业、安居乐业、衰亡毁业，“治乱”往复循环的历史观。对儒家的道德观念，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著《昌言》大部佚失，部分保存于《后汉书·仲长统传》、《群书治要》卷四十五，及其他零星摘引。为平治社会，他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法律思想：(1)因时势决定法律，繁简宽猛相济。他虽持儒家“德主刑辅”的观点，强调德教是“人君之常任”，而“刑罚为之辅佐”，但并不反对使用重刑。主张当“奸宄成群”，非严刑峻法不足以“破其党”时，则必须使用重刑，法律的繁简轻重，应根据时势的需要而变化；(2)国家“治”、“乱”，不在于“法制”的不同，而在于统治者执行“法制”的好坏。他说：“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3)在死刑和髡、笞刑之间增设肉刑，有利于惩罚“中罪”。因为对“中罪”杀之则太重，髡之则太轻，如果没有与“中罪”相适应的肉刑，必然造成执法上的混乱，使刑罚“轻重无品”，罪与罚“名实不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