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新编纪传体元史。九十五卷。清魏源(生平见《圣武记》条)撰。
清道光间，作者有感于明修《元史》之“芜蔓疏陋”，并欲总结有元一代兴亡得失教训，为清统治集团提供借鉴，乃旁搜四库中元代文集数百种及《元秘史》(《拟进呈〈元史新编〉表》)等资料，着手改编《元史》，至咸丰三年(1853)大体完成。后续加修订，未及定稿而卒。遗稿辗转迭经数人之手，光绪间，为其族孙魏光焘访得，复经邹代过、欧阳俌等整理，编定为本纪十四卷、列传四十二卷(其中《元末群盗》、《释老》、《遗逸》三传有目无文)，表七卷、志三十二卷。其中本纪自世祖以下袭用邵远平的《元史类编》，《氏族表》与《艺文志》径取钱大昕所作，余多据《元史》删改而成。因原稿多有错乱纰漏，故邹氏等在校勘的同时，还作了续补，如《宗室世系表》下邹氏所作的考证。其他续补部分则大抵取自旧史。
《元史新编》的内容与旧《元史》比较，主要是充实了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族活动。在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附定宗贵由）、宪宗蒙哥三朝本纪及太祖平服各国、太宗宪宗两朝平服各国传中，不仅记载了蒙古初兴及其西征情形，还结合有关中亚西亚和印度的世界地理知识，对西北区域地理作了考证。作者对《元朝秘史》等重要史料研究不深，考证时有武断粗疏之处，但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开拓之功，仍不可没。其次，加强了对某些具有较强现实意义问题的论述。如在《河渠志》中，作者把旧《元史》中原先比较分散的有关黄河的记载集中起来，编为二篇，上篇专述元代修治黄河的情况及关系治河的几次大争论，下篇以旧史中《河源附录》为主，并补入刘郁《西使记》中有关记载。特别是在上篇中补入了元顺帝时监察御史余阙的治河策，并将之与当时贾鲁等人的治河方案和实践作了比较，指出后者所为，“但图防河不图治河，视余阙改河北流一劳永逸之策相去天渊”(卷七七《河渠志》)。反映了作者在这方面的独到见识。在《食货志》中，他还肯定了元代行钞法的积极意义，并增记了《元史》中没有的刘宣、叶子奇、危素等有关建议，认为“皆裨益国计”，至于行钞之失败，“非其法之不善，由后世行法之失其本也”(卷八六《食货志序》、卷八七《食货志·钞法》)。这些看法，如果不是对社会经济问题有深刻的研究是提不出来的。
此书的编纂方法尤有特色。体例虽为纪传体，却能兼取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之长，这特别反映在全部列传的组织编排上。此书之传，大体上都按人物活动时间的先后，分开国、世祖、中叶、末世四个阶段排列。如开国时期有《开国四杰》、《开国武臣》、《开国相臣》等传。世祖时期有《世祖相臣》、《世祖文臣》、《世祖言臣》等传，中叶和元末时期亦皆如此。这显然取法于编年体。同时，在按人物行事编类传时，除沿用某些正史类传名目外，又特据蒙元一代大事，增立《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治历治水漕运诸臣》、《天历交兵诸臣》等传，这些传，传人与传事相兼，名为列传，实取纪事本末之意。这种以人系事，以事系时的方法，不仅可免去旧《元史》中因同名人物太多，易于混淆之弊，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正史中列传纷杂，查阅不便的状况。魏光焘即称其“创定体例，独出己裁”(《元史新编》叙)。梁启超也说：“魏著讹舛武断之处仍不少，盖创始之难也。但舍事迹内容而论著作体例，则吾于魏著不能不深服，彼一变旧史‘一人一传’之形式，而传以类从，但观其篇目，即可见其组织之独具别裁”，其“在斯界永留不朽的价值矣！”(《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此书的史论，素以明快和见解不凡为人所称。书中对元朝兴衰原因的分析，特别是对元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信用聚敛之臣、激起民怨的批评，以及对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和各宗藩国之间相互残杀的揭露与根源剖析，都显示了作者敏锐的史识，并道明了其欲以元代“始终得失”，为“百代之殷鉴”的苦心所在(《拟进呈〈元史新编〉表》)。
有光绪三十一年(1905)邵阳魏氏慎微堂杨刻本及1936年上海书局铅印本。 元史新编九十五卷。清魏源(1794—1857)撰。源字默深，法名承贯。湖南邵阳人。与龚自珍、林则徐相友善。鸦片战争时，曾参与浙东抗英斗争。撰有《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建议抵抗外来侵略，强调变法。此书刊行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分纪、传、表、志。魏光焘 《 <；元史新编>；叙》称其书“本纪自世祖而下袭用邵氏《类编》，《艺文志》、《氏族表》全取钱詹事 （钱大昕）”。此外、《群盗》、《释老》、《遗逸》等有目无传。史料据《元史》，并旁搜《元朝秘史》、《元典章》、《国朝文类》和元人文集，对太祖至宪宗四朝史实进行了补充，“更加《海国图志》中所载英夷印度之事”，考订元代西北地理，(《元史新编·凡例》)为此书的独到之处。有光绪三十一年湖南邵阳魏氏慎微堂刊本、1936年上海书局排印本。 元史新编书名。清魏源著。该书对明修《元史》正误补阙、删繁弥陋，抒发了作者对元代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的感慨，寄托和反映了作者一片爱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