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前145或135—约前87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司马谈之子。10岁时随父到长安，习诵古文，并师事儒学大师董仲舒和孔安国。20岁开始，漫游今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为后来撰写史书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回长安后任郎中。元鼎六年(前111)，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与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天汉二年(前99)，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而下狱，并受腐刑。武帝太始元年(前96)出狱后，任中书令。从此发愤著述，终于完成了历史巨著《太史公书》。此书三国后专称《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卷）,52.65万字。其中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3000年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通史，并开创了纪传一体。《史记》也是史传文学的典范。它在中国史学和文学上均有深远影响。除《史记》外，他还著有《司马迁集》2卷和《辞赋》8篇等，但多已散佚。其生平事迹，见《史记·太公自序》、《报任安书》和《汉书·司马迁传》。

033 司马迁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所著《史记》既是我国最早的通史，也是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其特点是取材广泛，不仅为帝王将相立传，也为下层人物立传；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富有个性；注意细节描写和情节描写；善于将对人物的褒贬寓于具体刻画之中。作品简练晓畅，风格雄健。后世一向把《史记》之文作为正统的古文，给予高度评价。鲁迅也称赞《史记》的文学成就，誉之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另有 《悲士不遇赋》和 《报任安书》，也都是杰出的文学作品。

070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

西汉史学家。20岁时，离开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壮游天下。先至江淮，后至会稽，北上齐鲁，南转徐州，西经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再归长安。24岁后，随汉武帝多次巡行，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他具有广泛的旅行考察经历和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所著《史记》中有许多地理记载，论证了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风土物产，经济情况，城市都邑等，写出了区域特点，进行了区域对比与联系的分析。

132 司马迁前145—？

史学家。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十岁诵古文”，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20岁周游南北，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初任郎中，曾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前108年，继父职，被任命为太史令。前104年，参与订太初历，同时开始著述《史记》。前98年，因为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判死刑，改受腐刑。50岁出狱任中书令，55岁时完成《史记》130篇，记载从黄帝至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初名 《太史公书》，东汉末年改称《史记》。

045 司马迁

西汉史学家。(前104年)与落下闳等人共订《太初历》，对历法进行了改革。所著《史记》中记载了很多天文学史料，撰写了专记天文学知识的《历书》和《天官书》，开创史书系统记述天文学史料的传统。根据历代月食记录，总结出日、月食现象有周期性规律，并提出我国第一个交食周期数据，发现五大行星运动的逆行现象。

司马迁前145，一说前135—约前87SiMaQian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出身于史官家庭。其父司马谈于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曾任太史令，通百家之学，著有《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道诸家分别给予评价，独推道家。司马迁少年时代在家乡耕牧读书，10岁时随父到长安，开始诵读古代典籍，并受学于儒学大师董仲舒和孔安国。20岁时，南游沅湘、吴越、江淮、齐鲁、梁楚等地，了解了各地民风及山川地理，开阔了眼界，搜集了大量史料传说。回长安后，任郎中，曾受命出使巴蜀以南，并随汉武帝巡行西北，进一步接触了社会现实。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病逝，临终前向司马迁交待了编著史书的遗愿，成为他日后发愤著书的动力之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父任为太史令，开始利用朝廷藏书，搜集整理史料，为编写史书作准备。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制定的《太初历》最终完成，于是正式开始写作《史记》。天汉二年(前99)，因对李陵事件发表看法，触怒武帝，以“诬上”罪受宫刑。出狱后，以顽强的毅力“隐忍苟活”，发愤写作《史记》，终于在临终前将此书完成。太史四年(前93)，曾给友人任安写信，自述因李陵事受宫刑的经过和《史记》的创作情况，此后的行事便不见记载。其一生约与汉武帝在位期间相始终。
司马迁的思想以儒家为主，而又杂取百家之说。他持历史进化的观点，反对复古倒退；他重视人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重视经济的作用，在《史记》中提出了一些深刻而精辟的思想见解。他以“立名”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宣扬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从事史书的创作，“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体现了西汉前期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他还提出了“发愤著书”说，认为优秀的作品是作家在逆境中舒泄愤懑的产物，总结了文学创作的规律，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书中记载了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约三千年的史事，表现出很多进步思想。作者敢于直书无隐，大胆暴露和批判统治者，在文中寄托自己的爱憎。书中叙事生动曲折，人物形象鲜明，带有壮美风格。它既是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又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鲁迅曾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著有《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前者是研究其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充满悲愤之情的优秀散文。后者抒发了正直之士在当时社会中备受压抑、有志难伸的愤激之情，对汉武帝时期的现实有深刻批判意义。

司马迁前145—约前90

字子长。夏阳 （今陕西韩城人），汉代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早年游历考察，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曾任职郎中，公元前108年，其父司马谈逝世，迁继父职，任太史令。公元前104年，正式开始了《史记》的写作，五年后，因涉李陵事件，而受“腐刑”，更愤发著书，经过十三年的努力，完成了《史记》(原称《太史公书》)的写作。该著作不仅是我国古代纪传体的通史，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性和文学性，体现了司马迁对经济、政治、民族、文化、军事、民俗等各方面的思考。司马迁的人口思想：其一，“与民休息” 的主张。司马迁在史记中极力称道黄老 “清静”、“无为”之治，认为黄老无为是“安民”、“富民”的有效方针。他说：“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无为……天道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后本纪》)。因此，大力提倡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的政策，同时敢于对专断尚武，用政过急的统治者，予以大胆的指责。其二，“农、虞、工、商”并重的人口观。司马迁非常重视人口的生产活动和经济生活。重视“货殖”，重视财富，既重农，又不轻视工商之民。他说： “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者衣食之原也”( 《史记·货殖列传》)。说明农业产粮、矿业开发、手工业制造、商业实行社会市场流通。这四业都是人口生活之必须，“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 《史记·货殖列传》)。所以，农、虞、工、商之民都很重要。这一观点颇具新意。其三，“足民”而“后教”的思想。司马迁认为经济的发展，对人口的道德有重要的影响，提出了先使民富足而后教化的主张。他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迁公元前135—公元前86年Simaqian

字子长。夏阳 （今陕西韩城南） 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从小受其父历史学家司马谈影响很大，“年十岁则诵古文。”早年曾游历南北， 足迹遍及当时郡国，考察风俗，探访古迹、采集传说。初为郎中。元封三年(前108年)，继其父任太史公，得以博览史官所藏图书，遂承父志，着手著《太史公书》(即《史记》)。后因替李陵辩解，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著述，完成《史记》。其书开创纪传体史书范例，为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是一部历史巨著，其中包含着有丰富的伦理思想。通过对大量史实和社会现实的考查，抨击了 “天道有知”、天能赏善罚恶的神秘主义道德观。《史记·伯夷列传》：“或曰：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者，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 ……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他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寻找道德产生的根源，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 小人富，以适其力”(《史记 ·货殖列传》), “人富而仁义附焉”， “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同上）。并肯定求富、为利是人之本性，揭露了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的道德说教的虚伪性。“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肯定游侠的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不矜其能”、“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等道德品质。其思想以黄老之学为主，但对孔子非常尊敬，并肯定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同时又批评儒家学说“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烦琐而难于尽从，故不以其作为是非标准。班固曾评其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 《汉书 ·司马迁传》)。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

西汉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亲司马谈，武帝时为太史令，兼通天文历法，好黄老之学，著有《论六家要旨》，对司马迁思想影响较大。
司马迁幼时在家乡耕牧劳动，10岁随父入长安，研读古文，并向当时名儒董仲舒和孔安国学习《公羊传》和《尚书》。20岁以后多次漫游全国，或随驾出巡，或奉命出使，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所到之处，考察风俗民情，核实历史故实，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充分准备。其父司马谈死后三年，他继任太史令，为完成父亲遗愿，在主持历法改革后正式着手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犯“诬上” 之罪，被下狱受腐刑。在这种奇耻大辱之下，他决定忍辱偷生写完《史记》。出狱之后任中书令，但他对朝廷之事已毫无兴趣，而专心致志创作《史记》。以后他的事迹多不可考，写完 《史记》 后大约死于武帝末年。
司马迁思想见识卓越，古文功底深厚，又加上他的悲惨遭遇，因而他的 《史记》 在社会历史问题认识上比前人有很大突破，是一部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 一家之言”的巨作，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之先河。《史记》本着 “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生动地刻画了从先秦到汉代的历史人物，重现了这漫长历史时期的社会画面，叙事曲折，语言简洁流畅，是中国古典散文的典范，对中国史学与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除著有《史记》外，按《汉书·艺文志》记载，尚有赋8篇，今存 《悲士不遇赋》1篇，抒发他受腐刑后怀才不遇的悲愤。另有《报任安书》，是研究他的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而且作者饱含激情剖白了他受腐刑之后忍辱偷生的矛盾复杂而又愤懑的心情，是散文中的不朽之作。

司马迁公元前145或前135—前87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亲司马谈有广博的学识，汉武帝时为太史令约30年。司马迁幼时即随父学习，10岁时便诵习古文，后又从师于当时儒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尚书》、《春秋》。20岁时，他壮游天下，并多次随武帝巡行，足迹遍及西汉全国。多次广阔的游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和知识，开阔了他的胸襟和眼界。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死。临死前悲叹没有完成自己的著述，勉励儿子继承他的未竟事业。3年后，司马迁继为太史令，立志实现父遗愿，闭门谢客，进行了四五年的准备工作。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历法改革，改秦历为夏历。之后，开始写作《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与匈奴作战，兵败投降，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获死罪下狱，次年遭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忍辱著书。征和初(前92)，基本完成了《史记》的写作。此后事迹不可考，约卒于武帝末年。《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文学著作，也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从而开创了纪传体史学和史传体文学，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载有赋8篇，今存《悲士不遇赋》、《报任安书》。

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前86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太史令司马谈之子。曾从董仲舒学《公羊春秋》，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二十岁后漫游各地，考查遗闻轶事，搜集史料。初任郎中，多次随武帝出巡，曾奉命出使巴蜀以南，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后又扈从封禅。元封三年(前108)继父职，官太史令，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邓平等共同修订《太初历》，同时着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得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撰写《史记》，至征和二年(前91)基本完成。时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中国第一部传记文学总集。《史记》“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董仲舒传》)，“不与圣人同是非”(《汉书·扬雄传》)。在伦理思想方面，主张天道自然，抨击天能赏善罚恶的神秘主义道德观。“或曰：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史记·伯夷列传》)。他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寻找道德产生的根源，“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史记·货殖列传》)“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同上）。并认为人都追求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同上）。肯定“任侠”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不吝其财”，“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等道德品质。重视礼义道德，认为儒家的“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国家政治也应重视道德的作用，“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正下无之”(《史记·天官志》)。

司马迁

司马迁约前146—约前86

西汉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散文家。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县）人。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出了发愤著书的重要观点，认为历史上的优秀作品，都是由于作者遭遇到重大不幸，“意有所郁结”而“发愤之所为作”。根据这种观点，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种观点与孔、孟以来主张文学作品必须“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思想相比，显然是很大的突破。后来韩愈提出“不平则鸣”说，就是这种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司马迁还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了“成一家言”的观点，虽然主要就学说而论，却给后世散文美学家的创作风格论以极大的启示。

司马迁前145—前86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 （今陕西韩城南） 人。父谈，为太史令。少年从学董仲舒，曾漫游南北，考察古迹轶闻，采集史料，曾任郎中，元封三年 (前108) 继父职，受父遗命，立志著史。太初元年 (前104) 与公孙卿、邓平、唐都等共同制订太初历。天汉二年 (前99)，因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得罪下狱，受腐刑。三年后出狱，任中书令，乃发愤著述，至征和二年 (前91)，基本完成了 《史记》的写作。全书计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共一百三十篇，记起于黄帝迄于汉武帝首尾三千余年之事，为中国第一部“通古今之变”的纪传体通史，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文学总集。其记事不虚美，不隐恶，“不与圣人同是非”，以“考信”和“实录”为务、“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书中肯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揭露社会矛盾及统治者的残暴、奢侈。叙事简明生动，写人物栩栩如生。鲁迅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除《史记》外，其著作还有《报任安书》、《素王妙论》及《悲士不遇赋》等。

司马迁

司马迁 (约公元前145—约前90)，是中华民族优秀学术传统和西汉时代精神孕育而生的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他写的中国第一部通史 《史记》，成为史学史、思想史上的不朽著作。他的一生大致与汉武帝在位时期相始终。他的父亲司马谈崇尚黄老之学，任太史令。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典籍，受到优良的文化教养。20—35岁之间，他两次游历，足迹遍及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和今山东、河南等地，一直到达今天的四川和云南西部，而阅历之广是先代和当时任何学者都不能相比的。为实现父志，他36岁开始写作《史记》。
此书在思想史上的价值，突出地表现为它尊重史实的科学态度。在 《史记》成书的年代，儒家学说已被确立为正统思想，董仲舒的神学思想弥漫整个思想界。他虽曾跟随董仲舒学习 《公羊春秋》，却能不受偏见左右，从史实出发，实事求是，对儒、道等各个派别作出评价。司马迁高度评价孔子对学术文化的贡献。先秦诸子列入 《史记》 “世家” 的只有孔子一人，称孔子为 “至圣”，同时又不拘泥于孔子的言论，没有陷入儒家学派的偏见。此外 《史记》 还生动具体地反映了西汉时代的精神风貌。在它记载历史事实的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思想观念。书中为萧何、周勃、灌婴、曹参、陈平、韩信、樊哙等人物一一列传，如实地加以叙述。甚至象韩信这样的因 “谋反”而被处死的人，《史记》 在批评他的同时，也赞扬了他的军事才能。《史记》 一书并未脱离当时的时代，没有也不可能在封建制度上升时期反对封建制度，而是忠实地反映出时代的爱憎和观念意识，这正是《史记》 在思想史上的价值所在。
司马迁的最大贡献是在史学方面。他提出史学的任务是 “通古今之变”。承认历史发展变化是其史学思想的前提，从变化中叙述历史是他的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即在天人关系上），他与董仲舒相反，把重心放在论证人的作用方面，坚决排斥天命迷信，坚持人民自己创造历史的观点。更加可贵的是，司马迁没有把 “人杰” 描绘成天生的英雄，而是反复阐明时势造英雄的思想。所写的人物传记中如实地记述了刘邦手下的大批谋臣战将，本来只是些贫穷低下的小人物，生逢秦末大动荡的历史时代，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施展其才能，从而影响了历史发展。此外，司马迁还比较重视物质生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政治的成败，社会的治乱，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他都试图从经济方面去作出解释。他对 “通古今之变” 的解释中，强调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今世用以“自镜”，把历史作为观察、处理现实问题的一面镜子。同时指出古今 “未必尽同”，要注意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但由于他出身于史官世家，“文史星历，近乎十祝之间”，(《报任安书》)加之他离开巫史不分的时代还不很远，所以并不能完全摆脱天命鬼神的观念。

司马迁

司马迁 (公元前135—约前87)，字子长，夏阳 （今陕西韩城） 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汉史官太史令司马谈之子。早年遍游南北，考察风俗，搜集史实传说。初任郎中，后继父职任太史令，得观于秘室，博览官藏典籍。后因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得罪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著书，当 《史记》 完成后，即不知其所终。《史记》 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书中的列传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我国史学和文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传见 《汉书》。其文艺观点主要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等文。司马迁的重要文艺观点是提出了 “发愤著书” 说。这是他对历代许多作家为何不辞艰辛刻苦著书的原因所作出的深刻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思想的表白。他指出历代许多哲人、思想家，如周公演 《易》，孔子整理 《春秋》、《诗经》，左丘明著 《国语》，孙子作兵书等都是 “发愤之所作”，是 “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就是说许多优秀人物都是由于遭遇不幸，受到社会迫害和压抑，有 “道” 难 “通”，有志难申，只有把自己的思想通过著作表达出来，因而才发愤著书的。“发愤著书”体现出强烈的不满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发愤著书” 的人心中满怀郁愤，由郁愤而产生无穷力量，这力量激励他们不辞艰辛坚持著述，从而写出许多不朽的著作。司马迁提出这一光辉思想具有重大意义，对后代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司马迁对屈原作品作了高度评价，指出 “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但楚王听信 “谗言”，屈原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怨”而作 《离骚》，赞扬了屈原的伟大人格。他又引用刘安对 《离骚》 的评语并进一步加以发挥，对屈原的伟大的作品作了充分的肯定。“ 《国风》 好色而不淫，《小雅》恕诽而不乱。若 《离骚》 者，可谓兼之矣”，“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故死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从屈原的思想品质和作品的表现之间的关系来评论 《离骚》，说明《离骚》 的深刻的思想内容是屈原伟大人格的反映。“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则深刻总结了 《离骚》 善于通过眼前的平凡而具体的事物的描写来表现宏大深远的思想的艺术特点。这是以文质统一的标准评论作品的鲜明表现。司马迁运用这个标准对贾谊和宋玉等人也作了评价。

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少年时代曾“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岁开始壮游，踪迹遍及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初仕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其父司马谈，立志撰写一部论载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但未竟而卒。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他继父职任太史令，遂缀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着手编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以完成父亲的未竟之业。太初元年(前104年)，他又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对历法进行改革。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所著史籍，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迁死后，其书稍出。汉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正式公布于世。起初人称之为《太史公书》，东汉后期才有《史记》之名。是为我国最早的一部通史，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西汉当代的学者刘向、杨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认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故谓之“实录”。书中不少传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亦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后世史学与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鲁迅先生盛赞该书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所作《报任少卿书》，对下狱受刑经过和著书志趣，叙述颇详。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司马迁前135或前145—？

西汉时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其父司马谈为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学识渊博。家学渊源所致，10岁即读《左传》、《国语》和《世本》。其后曾从学于孔安国和董仲舒等人，研修《古文尚书》和《公羊春秋》，从而开阔了史学视野和知识领域。20岁后，游历祖国名山大川，考察各地风俗民情、觅探古迹，采辑佚闻。初任郎中，步入仕途。后于元封三年(前108) 继任父职，得以广泛涉猎史馆所藏图书。太初元年 (前104) 与唐都、落下闳共订《太初历》，改革历法，并继承父志始撰《太史公书》(即《史记》)。后因为战败北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被武帝下狱并施腐刑。遭此奇耻大辱以后，发愤著书。天汉年间获释出狱，出任中书令，因执掌机要，于撰述极为有利。50岁左右，终于完成《史记》 的撰述任务，由此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例，实现了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宏图大志。该书既是重于实录的史学巨著，也是长于笔意的文学佳作，故给后世的史学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影响。鲁迅先生曾将《史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出身于世族家庭，祖先“世典周史”。其父司马谈，武帝时为太史令，所作《论六家要旨》对他影响甚深。他十岁时随父自家乡来到长安，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20岁起游历各地，考察民俗，收集传说，行踪几乎遍及全国。壮游回长安后，做了多年郎中小官。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临终之际，嘱咐司马迁继承自己欲修史书的遗志。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得以阅读皇家藏书，着手整理资料，加紧撰写《史记》的准备工作。太初元年(前104)，他参与并主持了修订历法的活动，之后开始著述《史记》。天汉二年(前99)，他因为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辩护，触怒武帝，被捕入狱。次年，被处以腐刑。刑前他曾欲自杀，但想到未竟的修史大业，想到虽然受难却有所建树的先贤，便忍受了腐刑的耻辱。出狱后任中书令，以刑余的全部精力，继续撰写《史记》。太始四年(前93)前后，终于完成了这部辉煌的著作。终其一生，可以看出他最初抱着报效汉室、扬名后世的志向，企图作出一番事业来； 在漫游和访问中，他比较广泛地考察了社会，接触了下层人民的生活，感到现实并非完美无缺，于是又带着忠于汉朝、匡正国家的期望进入了朝廷，开始了政治生涯与修史事业。在遭到迫害蒙受耻辱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加强了与封建专制政权对立的某些异端思想，表现出一股愤懑不平的情绪。正因为如此，才使他的《史记》作为当代的“谤书”而放射出耀眼的光华。所著除《史记》外，尚有赋8篇，今存《悲土不遇赋》。另有《报任安书》一文颇为著名。此文是他晚年写给友人任安的回信，内容主要是叙述受李陵案株连下狱的经过，以及发愤著书的志愿。全文字里行间奔涌着难以遏制的悲愤情感，回荡着一股不甘消沉、自强自信的正气，具有强烈的抒情性。

司马迁

西汉史学家。夏阳（今陕西韩城市芝川镇附近）人。出生年月说法不一，现一般认为生于公元前145年；另有前135年说法。他10岁时开始学习古文，20岁后遍游江南各地。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主持修订了太初历，同时开始写《史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史记》基本完成，共130篇，52.65万字。据史书记载，另有赋8篇，有的已失传。公元前99年因为李陵辩护下狱受腐刑，获赦出狱后发愤著书完成《史记》。卒年不可考。一般认为卒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末年）。

司马迁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幼年即学习古文书传。武帝元光、元朔时，曾向今文学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学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二十岁，从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一带。后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并奉命出使巴蜀。公元前108年，继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负责天文星历，管理皇家图书。公元前104年，与落下闳等共同制定《太初历》，以代替秦朝以来的《颛顼历》。所制新历较旧历更为精确，适应了社会生活生产的需要。此后，开始撰写《史记》。公元前99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武帝，下狱受宫刑。后获释出狱，为中书令，发愤著书，终于写成《史记》，成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前145～前86

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当西汉兴盛时期，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学问渊博，对司马迁有很大影响。司马谈曾发愿编写一部史书，把从春秋时期以来的史事记录下来，但这个愿望未及实现而病死。临终嘱托司马迁完成其未竟之业。司马迁受父遗言，决心完成编写史书的任务。司马迁不仅受其父影响，有良好的家学渊源，而且还向董仲舒和孔安国等名师学习。
司马迁在名师指导下博览群书，并漫游大江南北，到江淮一带“窥九疑，浮于沅湘”凭吊屈原； “上会稽，探禹穴”登姑苏，访淮阴，“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游历访古对司马迁的思想和著述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实地考察，印证了许多历史文献和传闻，使他掌握了大量生动的历史材料。其后他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给他提供了考察边远地区地理、物产、民情风俗的难得机会。司马迁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为他考察古迹，搜集传说，采访遗文佚事，撰写《史记》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司马迁承袭父职，担任太史令后，更有机会看到国家收藏的图书典籍和档案材料。他认真整理阅读“石室金匮之书” ，因此 “天下遗文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在博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之后，司马迁就准备著书。
正当司马迁开始写 《史记》 之时却飞来横祸，因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而获罪下狱。为实现其父遗愿，司马迁“受极刑而无愠色” 。蒙受奇耻大辱的遭遇，促使司马迁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逆境使他对当时的现实中人与人的关系产生新的认识。司马迁以左丘明、孙膑、屈原等自况，忍辱发愤，鞭策激励自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撰写《史记》上。经过十多年的写作，终于完成了贯通古今的鸿篇巨著《太史公书》 。
司马迁撰写的 《史记》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52万多字。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将近3000年的历史事迹。
《史记》在史书编纂体例上有首创之功，全书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5大部类。“本纪”是以朝代或帝王为主，按年月记其大事，为全书的总纲。司马迁根据掌握史料的多少，采取详近略远的办法，将夏以前的传说时代总括为1篇《五帝本纪》 ; 为夏、商、周每个朝代各写1本纪； 秦则有2个本纪，一写秦始皇以前的诸侯时代，一写秦始皇统一全国到秦二世灭亡。至汉代，因时代最近，文献材料多，为每一个皇帝各写1本纪。秦汉之际 “政由羽出” ，司马迁从实际出发也把项羽列入本纪之中。“表”是以时间顺序用表格形式条理历代大事或历史人物，以简驭繁，一目了然，便于查检。“书” 是专门记录各项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世家”记载诸侯国和对当时社会起过突出作用的人物事迹。如陈胜首倡反秦，在推翻秦王朝过程中功劳巨大，司马迁把他列入世家，表现了独到的历史见解。“列传” 主要是帝王之外的人物传记，其中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对四周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传记的形式加以记载，为研究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来源。列传的最后1篇是 《太史公自序》 。从此以后，把自序放在全书的最后，成为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司马迁始创用本纪、列传这种体裁撰写历史。自纪传体《史记》问世后，历代许多史家都沿用这种体裁，并把用这种体裁编写的史书称之为 “正史” ，可见《史记》对后世史学发展影响之大。
《史记》不仅在体例方面有发凡起例创始之功，而且在史料收集的广泛、论断的精当、文笔的生动等方面均为其他封建史家所不及。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收录了大量的经史典籍及诸子百家之书，利用了国家文书档案，吸收了社会上许多有价值的口头传说，还通过采访和实地调查收集了不少宝贵材料。因此《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一直为人们所称道。
《史记》在评价、论断人物和史事方面也比较进步，由于他不完全为封建正统思想所束缚，因而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司马迁在《史记》中虽有不少颂扬封建帝王之辞，但也敢于揭露封建帝王的贪婪和腐朽，如对汉武帝迷信方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揭露；对秦始皇既揭露其专横暴虐，又肯定其首次统一天下的巨大历史功绩，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对陈胜领导的农民揭竿反秦斗争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正说明《史记》思想的进步性。
《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古代文学名著。其中许多篇章，脍炙人口，长期为人们所传颂，成为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史记》语言精练，文笔生动，刻画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因此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由于司马迁生活在2000年前的封建社会，他的史学思想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也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从史观而言，基本上是英雄史观。在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也有不少疏漏和前后抵牾之处。但这些缺点和不足，都丝毫不影响他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其著作《史记》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基础之功，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