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尉缭 |
| 类别 | 中文百科知识 |
| 释义 | 100 尉缭?战国时著名军事理论家。魏大梁(今开封) 人，姓失传，名缭。据今本《尉缭子》及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尉缭子》残简，以及有关史料考证，他为梁惠王(即魏惠王，前400—前319)时人。他与庞涓、孙膑同受业于鬼谷子，学习兵法。他在孙膑为庞涓诬害时，辞别鬼谷子，面见梁惠王，陈述兵法31篇(现仅流传24篇)。后流传之《尉缭子》即为他与梁惠王的几次谈话记录。当向梁惠王陈述自己的军事理论后，为免遭庞涓暗算，激流勇退，行踪不明。 尉缭战国时著名军事家。据传著有《尉缭子》。因史料未明确记载，后人说法不一。一说认为是魏惠王时人，根据是《尉缭子》一书开篇便用“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等语。另一说认为是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人，名缭，秦王政时游说入秦，深受秦王重用，被任命为国尉，因称尉缭。主张在各国行反间之计，配合军事进攻，然后各个击破，为秦统一出谋划策。根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述。所著《尉缭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 尉缭战国末大梁人。始皇十年 (前237)，至秦，劝秦王政用重金贿赂各诸侯国的大臣，破坏各国合纵攻秦的活动，以便各个击破，早日统一六国。秦王信从尉缭之计，与缭同衣食。但尉缭以为自己是平民百姓，秦王为人少恩而虎狼心，虽然暂时善待，而一旦得志于天下，必不能相容。于是拟离开秦王。秦王政发觉后，不让尉缭离开，封他为国尉。这时秦国李斯当政，所见与缭同，遂劝王用其计，派谋士携带金银财宝，以游说诸侯，离其君臣，又使良将率兵随后，很快就吞并各国，统一天下。又《汉书·艺文志》载有 《尉缭子》三十一篇，相传即尉缭所作。今存 《尉缭子》 二十四篇，近万言，主要论述了战争中人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天官时日，不若以事” 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尉缭战国中期军事家。曾对魏惠王讲论用兵治国的政策。著有《尉缭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录31篇，今仅存24篇。为中国占代的重要兵书。 尉缭学界对尉缭的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梁惠王时人，战国中期的军事家；有的认为是秦始皇时人，战国末期秦国大臣，又有的认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和在秦始皇十年由大梁入秦的尉缭本是同一个人，是战国中、后期军事家。据史书记载，尉缭是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曾向魏国君梁惠王献过富国强兵之策。入秦后被任命为国尉，辅助秦始皇统一天下。著有《尉缭子》。他从“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出发，蔑视那种靠迷信鬼神来进行战争的做法，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不在于鬼神，而在于“人事”(《尉缭子·天官》)，“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战权》)他也反对孟子关于“为人君，仁义而己矣，何以利为”(《史记·魏世家》)的主张，认为人君应“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制谈》)。将战争划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兵权》)两大类，支持“伐暴乱而定仁义”(《兵令》)的正义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武议》)的非正义战争。强调将帅的修养，认为“凡将，理官也”，应“不私于一个”(《将理》)，要“自治兆兆”；用兵打仗“非可以忿也，见胜利则兴，不见胜而止出”。尉缭认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是为将者必备的素质，而“心狂”、“耳聋”、“目盲”(《兵谈》)则是为将者应予避免的三大弊病。他主张“将必从己先”，“军井通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食，军垒成而后舍，饥饱、劳逸、寒暑必身度之”，鼓舞士气，“气实则斗”(《战威》)。他认为，对士兵进行道德教育与严明法纪必须并重，而以道德教育为主。“夫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治本》)只有“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焉(《战威》)，才能“使三军之众，诛一人无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制谈》)。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尉缭的军人伦理思想虽然还不够系统、完善，但他的许多见解却对中国军人伦理学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尉缭战国末期秦国大臣。姓失传，名缭，魏大梁（今河南开封）人。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主张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打乱其部署，以实现统一。秦政采纳了他的建议，对之极为礼敬。他认为：秦王为人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不可与久游。于是拟不辞而别。后被挽留，拜为国尉。当时李斯用事，二人见解相同。遂大力推行间谍战，在战国末期历史舞台上演出了“先结以财，继之以剑，乃更以良将随其后”的进攻三部曲，从而加速了秦统一的步伐。《汉书·艺文志》有杂家《尉缭》二十九篇，今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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