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带阁注楚辞”的意思、由来及中英文翻译是什么-中文百科知识-开放百科全书

山带阁注楚辞

楚辞研究。清蒋骥(1678—1747)撰。六卷。卷首一卷，余论二卷，说韵一卷，又名《三阁楚辞》。骥字涑，武进（今江苏常州）人。自幼苦学，三十余年致力于举业，竟终不得中。平生于诗文多有论撰，经史子集评注良多，独于楚辞，功力最深。是书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始撰，至雍正五年(1727)成，历时十四年之久，全书由《卷首》、正文、《余论》、《说韵》四部分组成。卷首附《史记·屈原列传》、唐沈亚之《屈原外传》及《史记·楚世家》节略，并自考屈原事迹，又附“楚辞地理五图》，并在篇末附记中说明各篇写作时间。是书“大要尤在权时势以论其书，融全书以定其篇，审全篇以推其节次句字之义”(《自序》)。《余论》对旧注予以分析考论，驳正旧说之误，不乏创见。其间或考订典故之异同，或寻绎文章脉络，多有新义。《说韵》一卷，分以字母，通以方音，每部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之例。引证繁博，考证详明。全书之末列参考书目多达六百四十余种，故该书以翔实见称，极受后人重视。有清雍正五年(1727)原刊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北平来熏阁影印原本。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山带阁注楚辞

楚辞研究著作。十卷。清蒋骥撰。蒋骥(1678?—1745)，字涑塍。武进（今属江苏）人。自幼苦读，学问渊博，经史子集无所不通，每为时辈所称誉。但老于诸生，困于场屋，与举业无缘，以至疾病缠身而死。《山带阁注楚辞后序》自叙身世颇详。他尽其毕生之力，以穷愁潦倒之身研究楚辞，故会心特多。
此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卷首，包括两篇序言、参考书目、屈原本传、《楚世家》节略，以及五帧地图。第二部分注释屈原作品六卷，自宋玉以下的作品不录。第三部分为《余论》二卷，记录作者的研究心得。第四部分为《说韵》一卷。
卷首内容颇有意义，体现了“知人论世”的精神。作者将屈原所处的时代与屈原的身世遭遇、作品紧密地结合起来考察，考证了作品的写作年代和先后次序，特别是绘制了五帧地图，推定屈原的放逐路线，都有助于人们理解屈原的作品，探索其行踪。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所注即据事实之年月、道路之远近，以定所作之时也。虽穿凿附会所不能无，而征实之谈，终胜悬断。”
注释部分，只注屈原的作品，此外一概不收。他将《九歌》的《湘君》、《湘夫人》合为一篇，《大司命》、《小司命》合为一篇，把《招魂》和《大招》都归入屈原名下，以为《招魂》是屈原生而“自祭者”之自招之词，而《大招》则为屈原招怀王之作。不泥旧说，自有见解，精神是好的，然而说《招魂》为原之自招，《大招》也是屈作，则仍待商榷。作者注书自有原则，颇值得称道。他说：“凡注书者，必融会全书，方得古人命意所在。”故他不仅解释字词的音义，且注意层次段落之间的上下联系与字法、章法。如注《离骚》，在“岂余心之可惩”下曰：“民生四句，总承篇首至此之意而结之，以起下文，实一篇之枢纽也。盖始之事君以修能，其遇谗以修姱，其见废而誓死，则法前修，即欲退以相君，亦修初服，固始终一好修也。自此以下，又承往观四荒，而以好修之有合与否，反复设词，而终归于为彭咸之意。”又在《余论》中拈出《离骚》中用“修”字之多，曰：“修字凡十一见，首尾照应，眉目了然，绝非牵强之见。”提纲挈领，抓住了《离骚》的关键词语，引导读者深入理解作品的内涵。在解题释意方面，蒋注时有新意。如释《怀沙》篇名为“寓怀长沙”之意，与“哀郢、涉江同义”，“沙本地名”，“即长沙之地，汩罗之所在也”，此说虽本于李陈玉，然经蒋骥加以发挥阐述，影响深远，令楚辞研究者瞩目。近人游国恩赞曰：“蒋氏之论核矣，诚足以破千载之惑！”(《读骚论微初集》)作者不同意旧注所编排的屈赋诸作次序，提出自己的见解，曰：“窃尝以意推之，首《惜诵》，次《离骚》，次《抽思》，次《思美人》，《卜居》，次《大招》，次《哀郢》，次《涉江》，次《渔父》，次《怀沙》，次《招魂》，次《悲回风》，次《惜往日》。”他认为自《惜诵》至《卜居》作于怀王时，其余作于襄王时，“若《九歌》、《天问》、《橘颂》、《远游》，文辞浑然，莫可推诘”，其说可供参考。但他却并未按自己的意思编排，而是“目次则仍其旧，以存疑也”。这种做法既尊重旧本原貌，又提出个人的见解，有利于读者自己比较判断。
《余论》部分“驳正注释之得失，考证典故之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有许多精辟的分析和独到之见。如朱熹反对王逸“摄提”为“摄提格”之说，以为“摄提”是星名，作者一方面同意顾炎武对朱熹的批驳，同时加以补充说：“古人删字就文，往往不拘，如《后汉书·张纯传》：‘摄提之岁，苍龙甲寅，时建武十三年’。逸尚未生，已有此号，可知摄提为寅年，其来久矣。”所引材料确凿无疑，朱熹之说更加站不住脚了。又如对“媒理”二字的解释，反对旧注，指出二字同义。谓：“理，媒也。《离骚》‘吾令蹇修以为理’、‘理弱而媒拙’，《抽思》‘理弱而媒不通’，《思美人》‘令薜荔以为理’，皆指行媒之使言。王注为理，谓分理礼意，朱子又云为媒以通词理。五臣注理弱，谓道理弱于少康；朱子亦因之，皆未考而强为之说也。”其论深中肯綮。
篇末《说韵》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优点是“引征浩博，中亦间有可采者”，缺点则是“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例，以攻顾炎武、毛奇龄说”，“不究同异之曲，但执一二小节，遽欲变乱其大纲，亦非通论”。
书中也有望文生义的缺点，如说《九辩》是“九州之物，皆可辩数”，以为《招魂》“卒章云‘魂兮归来哀江南’……哀江，即汨罗之所在……又《长沙湘阴志》云：‘哀江在县南三十五里，正与汩罗相近。’固知其所指，乃言哀江之南。’”这样解释，不仅有害于优美诗句的完整性，而且离题万里，令人费解。
较好的有《四库全书》本，通行的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排印本。

山带阁注楚辞

清蒋骥 (约1678—1745)撰。蒋骥，字涑塍，武进（今江苏武进县）人。少好学，每受时辈推赞。年二十，补县学生，与兄蒋文元、蒋芳洲、蒋鹏翮、蒋汾功俱获文誉，里人称“里中五蒋，后来居上”。但是其兄四人先后博得功名，惟骥独困，老于诸生。二十三岁时，得头目之疾，春花秋月，嬉游之事，皆不得参与。一生以诗书自娱，及老犹不废学。对诗、古文、词时有论撰，经、史、子、集之书评注也不少。学问根基较扎实，尤其对《楚辞》功力颇深。此集包括《卷首》、正文、《余论》、《说韵》四部分。蒋氏先用六年撰成正文六卷，七年后增补《余论》、《说韵》。至康熙五十九年 (1720)，才将两部分合刊于世。共历二十年时间，可谓倾注了蒋氏毕生心血。《卷首》包括《序》，《后序》，《采摭书目》(401种)，《史记·屈原列传》，沈亚之《屈原外传》，《史记·楚世家》（节略），《楚辞地图》（五幅）。《楚世家》（节略）前有小序，其中有按语十三条，双行夹注三十条。录此目的在于以《史记》印证屈原事迹，研究方法颇为可取。《楚辞地图》有小序，目的在于说明屈子在怀、襄朝的行踪。五幅图为：《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各图有简注，以考证屈原涉历先后之序。正文六卷，单取屈原作品。卷一《离骚》，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卷六《招魂》、《大招》。在小序中称合《汉书·艺文志》二十五篇之数，所列为二十七篇，但合《九歌》二湘、二司命各为一篇，仍为二十五篇。《余论》二卷，上卷简要论述《楚辞》，及论述《离骚》、《九歌》、《天问》，下卷论述《九章》至《大招》。对各篇论述涉及到名物、典故考证，文章脉胳揭示，作品背景叙述，旧注得失评论等，不乏精邃之见。《说韵》一卷，列出每篇作品韵脚，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例，以《诗》、《易》等加以考证，并从音转说角度，解释《楚辞》协韵，征引宏富。此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一、对屈原生平事迹及作品创作的时间、地点有精深考证。蒋氏从历史年月，路线的行进，屈原的处境及作品反映的心情等方面综合考证，认为《哀郢》作于《涉江》之前，符合实际。二、在寻释文章脉理，分析文义方面，有不少精辟见解。如《离骚》向灵氛、巫咸问卜一段，指出承上启下的作用，深得文章脉理。三、善于阐发作品主旨。释《怀沙》，弃名家怀抱沙石之说，主汪瑗首创怀长沙说，并详加考辨，已为后代学者所公认。四、在研究方法上，不囿于前人称屈原 “依托五经以立义”(《楚辞章句》)及赋、比、兴评点方法的限制，从作品出发，在丰富的背景材料基础上，加以注释，其研究方法可取。此书尤以翔实为特长，是研究《楚辞》重要的参考著作。然亦有失误之处，如谓《离骚》，以女喻贤君，以芳草喻贤臣，其看法主观、偏颇。称《九歌·少司命》为“殆月老之类也”，更是明显错误。版本有雍正五年(1727)自刊本，福建图书馆、兰州大学藏。民国二十二年(1933)北平来熏阁影印原本。1958年中华书局编辑所据原刊本排印，后多次重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此书时，对个别错别字作了必要订正。

词条	山带阁注楚辞
类别	中文百科知识
释义	山带阁注楚辞楚辞研究。清蒋骥(1678—1747)撰。六卷。卷首一卷，余论二卷，说韵一卷，又名《三阁楚辞》。骥字涑，武进（今江苏常州）人。自幼苦学，三十余年致力于举业，竟终不得中。平生于诗文多有论撰，经史子集评注良多，独于楚辞，功力最深。是书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始撰，至雍正五年(1727)成，历时十四年之久，全书由《卷首》、正文、《余论》、《说韵》四部分组成。卷首附《史记·屈原列传》、唐沈亚之《屈原外传》及《史记·楚世家》节略，并自考屈原事迹，又附“楚辞地理五图》，并在篇末附记中说明各篇写作时间。是书“大要尤在权时势以论其书，融全书以定其篇，审全篇以推其节次句字之义”(《自序》)。《余论》对旧注予以分析考论，驳正旧说之误，不乏创见。其间或考订典故之异同，或寻绎文章脉络，多有新义。《说韵》一卷，分以字母，通以方音，每部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之例。引证繁博，考证详明。全书之末列参考书目多达六百四十余种，故该书以翔实见称，极受后人重视。有清雍正五年(1727)原刊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北平来熏阁影印原本。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山带阁注楚辞楚辞研究著作。十卷。清蒋骥撰。蒋骥(1678?—1745)，字涑塍。武进（今属江苏）人。自幼苦读，学问渊博，经史子集无所不通，每为时辈所称誉。但老于诸生，困于场屋，与举业无缘，以至疾病缠身而死。《山带阁注楚辞后序》自叙身世颇详。他尽其毕生之力，以穷愁潦倒之身研究楚辞，故会心特多。此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卷首，包括两篇序言、参考书目、屈原本传、《楚世家》节略，以及五帧地图。第二部分注释屈原作品六卷，自宋玉以下的作品不录。第三部分为《余论》二卷，记录作者的研究心得。第四部分为《说韵》一卷。卷首内容颇有意义，体现了“知人论世”的精神。作者将屈原所处的时代与屈原的身世遭遇、作品紧密地结合起来考察，考证了作品的写作年代和先后次序，特别是绘制了五帧地图，推定屈原的放逐路线，都有助于人们理解屈原的作品，探索其行踪。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所注即据事实之年月、道路之远近，以定所作之时也。虽穿凿附会所不能无，而征实之谈，终胜悬断。” 注释部分，只注屈原的作品，此外一概不收。他将《九歌》的《湘君》、《湘夫人》合为一篇，《大司命》、《小司命》合为一篇，把《招魂》和《大招》都归入屈原名下，以为《招魂》是屈原生而“自祭者”之自招之词，而《大招》则为屈原招怀王之作。不泥旧说，自有见解，精神是好的，然而说《招魂》为原之自招，《大招》也是屈作，则仍待商榷。作者注书自有原则，颇值得称道。他说：“凡注书者，必融会全书，方得古人命意所在。”故他不仅解释字词的音义，且注意层次段落之间的上下联系与字法、章法。如注《离骚》，在“岂余心之可惩”下曰：“民生四句，总承篇首至此之意而结之，以起下文，实一篇之枢纽也。盖始之事君以修能，其遇谗以修姱，其见废而誓死，则法前修，即欲退以相君，亦修初服，固始终一好修也。自此以下，又承往观四荒，而以好修之有合与否，反复设词，而终归于为彭咸之意。”又在《余论》中拈出《离骚》中用“修”字之多，曰：“修字凡十一见，首尾照应，眉目了然，绝非牵强之见。”提纲挈领，抓住了《离骚》的关键词语，引导读者深入理解作品的内涵。在解题释意方面，蒋注时有新意。如释《怀沙》篇名为“寓怀长沙”之意，与“哀郢、涉江同义”，“沙本地名”，“即长沙之地，汩罗之所在也”，此说虽本于李陈玉，然经蒋骥加以发挥阐述，影响深远，令楚辞研究者瞩目。近人游国恩赞曰：“蒋氏之论核矣，诚足以破千载之惑！”(《读骚论微初集》)作者不同意旧注所编排的屈赋诸作次序，提出自己的见解，曰：“窃尝以意推之，首《惜诵》，次《离骚》，次《抽思》，次《思美人》，《卜居》，次《大招》，次《哀郢》，次《涉江》，次《渔父》，次《怀沙》，次《招魂》，次《悲回风》，次《惜往日》。”他认为自《惜诵》至《卜居》作于怀王时，其余作于襄王时，“若《九歌》、《天问》、《橘颂》、《远游》，文辞浑然，莫可推诘”，其说可供参考。但他却并未按自己的意思编排，而是“目次则仍其旧，以存疑也”。这种做法既尊重旧本原貌，又提出个人的见解，有利于读者自己比较判断。《余论》部分“驳正注释之得失，考证典故之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有许多精辟的分析和独到之见。如朱熹反对王逸“摄提”为“摄提格”之说，以为“摄提”是星名，作者一方面同意顾炎武对朱熹的批驳，同时加以补充说：“古人删字就文，往往不拘，如《后汉书·张纯传》：‘摄提之岁，苍龙甲寅，时建武十三年’。逸尚未生，已有此号，可知摄提为寅年，其来久矣。”所引材料确凿无疑，朱熹之说更加站不住脚了。又如对“媒理”二字的解释，反对旧注，指出二字同义。谓：“理，媒也。《离骚》‘吾令蹇修以为理’、‘理弱而媒拙’，《抽思》‘理弱而媒不通’，《思美人》‘令薜荔以为理’，皆指行媒之使言。王注为理，谓分理礼意，朱子又云为媒以通词理。五臣注理弱，谓道理弱于少康；朱子亦因之，皆未考而强为之说也。”其论深中肯綮。篇末《说韵》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优点是“引征浩博，中亦间有可采者”，缺点则是“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例，以攻顾炎武、毛奇龄说”，“不究同异之曲，但执一二小节，遽欲变乱其大纲，亦非通论”。书中也有望文生义的缺点，如说《九辩》是“九州之物，皆可辩数”，以为《招魂》“卒章云‘魂兮归来哀江南’……哀江，即汨罗之所在……又《长沙湘阴志》云：‘哀江在县南三十五里，正与汩罗相近。’固知其所指，乃言哀江之南。’”这样解释，不仅有害于优美诗句的完整性，而且离题万里，令人费解。较好的有《四库全书》本，通行的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排印本。山带阁注楚辞清蒋骥 (约1678—1745)撰。蒋骥，字涑塍，武进（今江苏武进县）人。少好学，每受时辈推赞。年二十，补县学生，与兄蒋文元、蒋芳洲、蒋鹏翮、蒋汾功俱获文誉，里人称“里中五蒋，后来居上”。但是其兄四人先后博得功名，惟骥独困，老于诸生。二十三岁时，得头目之疾，春花秋月，嬉游之事，皆不得参与。一生以诗书自娱，及老犹不废学。对诗、古文、词时有论撰，经、史、子、集之书评注也不少。学问根基较扎实，尤其对《楚辞》功力颇深。此集包括《卷首》、正文、《余论》、《说韵》四部分。蒋氏先用六年撰成正文六卷，七年后增补《余论》、《说韵》。至康熙五十九年 (1720)，才将两部分合刊于世。共历二十年时间，可谓倾注了蒋氏毕生心血。《卷首》包括《序》，《后序》，《采摭书目》(401种)，《史记·屈原列传》，沈亚之《屈原外传》，《史记·楚世家》（节略），《楚辞地图》（五幅）。《楚世家》（节略）前有小序，其中有按语十三条，双行夹注三十条。录此目的在于以《史记》印证屈原事迹，研究方法颇为可取。《楚辞地图》有小序，目的在于说明屈子在怀、襄朝的行踪。五幅图为：《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各图有简注，以考证屈原涉历先后之序。正文六卷，单取屈原作品。卷一《离骚》，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卷六《招魂》、《大招》。在小序中称合《汉书·艺文志》二十五篇之数，所列为二十七篇，但合《九歌》二湘、二司命各为一篇，仍为二十五篇。《余论》二卷，上卷简要论述《楚辞》，及论述《离骚》、《九歌》、《天问》，下卷论述《九章》至《大招》。对各篇论述涉及到名物、典故考证，文章脉胳揭示，作品背景叙述，旧注得失评论等，不乏精邃之见。《说韵》一卷，列出每篇作品韵脚，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例，以《诗》、《易》等加以考证，并从音转说角度，解释《楚辞》协韵，征引宏富。此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一、对屈原生平事迹及作品创作的时间、地点有精深考证。蒋氏从历史年月，路线的行进，屈原的处境及作品反映的心情等方面综合考证，认为《哀郢》作于《涉江》之前，符合实际。二、在寻释文章脉理，分析文义方面，有不少精辟见解。如《离骚》向灵氛、巫咸问卜一段，指出承上启下的作用，深得文章脉理。三、善于阐发作品主旨。释《怀沙》，弃名家怀抱沙石之说，主汪瑗首创怀长沙说，并详加考辨，已为后代学者所公认。四、在研究方法上，不囿于前人称屈原 “依托五经以立义”(《楚辞章句》)及赋、比、兴评点方法的限制，从作品出发，在丰富的背景材料基础上，加以注释，其研究方法可取。此书尤以翔实为特长，是研究《楚辞》重要的参考著作。然亦有失误之处，如谓《离骚》，以女喻贤君，以芳草喻贤臣，其看法主观、偏颇。称《九歌·少司命》为“殆月老之类也”，更是明显错误。版本有雍正五年(1727)自刊本，福建图书馆、兰州大学藏。民国二十二年(1933)北平来熏阁影印原本。1958年中华书局编辑所据原刊本排印，后多次重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此书时，对个别错别字作了必要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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