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带阁注楚辞”的意思、由来及中英文翻译是什么-中文百科知识-开放百科全书

山带阁注楚辞

楚辞研究。清蒋骥(1678—1747)撰。六卷。卷首一卷，余论二卷，说韵一卷，又名《三阁楚辞》。骥字涑，武进（今江苏常州）人。自幼苦学，三十余年致力于举业，竟终不得中。平生于诗文多有论撰，经史子集评注良多，独于楚辞，功力最深。是书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始撰，至雍正五年(1727)成，历时十四年之久，全书由《卷首》、正文、《余论》、《说韵》四部分组成。卷首附《史记·屈原列传》、唐沈亚之《屈原外传》及《史记·楚世家》节略，并自考屈原事迹，又附“楚辞地理五图》，并在篇末附记中说明各篇写作时间。是书“大要尤在权时势以论其书，融全书以定其篇，审全篇以推其节次句字之义”(《自序》)。《余论》对旧注予以分析考论，驳正旧说之误，不乏创见。其间或考订典故之异同，或寻绎文章脉络，多有新义。《说韵》一卷，分以字母，通以方音，每部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之例。引证繁博，考证详明。全书之末列参考书目多达六百四十余种，故该书以翔实见称，极受后人重视。有清雍正五年(1727)原刊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北平来熏阁影印原本。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山带阁注楚辞

楚辞研究著作。十卷。清蒋骥撰。蒋骥(1678?—1745)，字涑塍。武进（今属江苏）人。自幼苦读，学问渊博，经史子集无所不通，每为时辈所称誉。但老于诸生，困于场屋，与举业无缘，以至疾病缠身而死。《山带阁注楚辞后序》自叙身世颇详。他尽其毕生之力，以穷愁潦倒之身研究楚辞，故会心特多。
此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卷首，包括两篇序言、参考书目、屈原本传、《楚世家》节略，以及五帧地图。第二部分注释屈原作品六卷，自宋玉以下的作品不录。第三部分为《余论》二卷，记录作者的研究心得。第四部分为《说韵》一卷。
卷首内容颇有意义，体现了“知人论世”的精神。作者将屈原所处的时代与屈原的身世遭遇、作品紧密地结合起来考察，考证了作品的写作年代和先后次序，特别是绘制了五帧地图，推定屈原的放逐路线，都有助于人们理解屈原的作品，探索其行踪。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所注即据事实之年月、道路之远近，以定所作之时也。虽穿凿附会所不能无，而征实之谈，终胜悬断。”
注释部分，只注屈原的作品，此外一概不收。他将《九歌》的《湘君》、《湘夫人》合为一篇，《大司命》、《小司命》合为一篇，把《招魂》和《大招》都归入屈原名下，以为《招魂》是屈原生而“自祭者”之自招之词，而《大招》则为屈原招怀王之作。不泥旧说，自有见解，精神是好的，然而说《招魂》为原之自招，《大招》也是屈作，则仍待商榷。作者注书自有原则，颇值得称道。他说：“凡注书者，必融会全书，方得古人命意所在。”故他不仅解释字词的音义，且注意层次段落之间的上下联系与字法、章法。如注《离骚》，在“岂余心之可惩”下曰：“民生四句，总承篇首至此之意而结之，以起下文，实一篇之枢纽也。盖始之事君以修能，其遇谗以修姱，其见废而誓死，则法前修，即欲退以相君，亦修初服，固始终一好修也。自此以下，又承往观四荒，而以好修之有合与否，反复设词，而终归于为彭咸之意。”又在《余论》中拈出《离骚》中用“修”字之多，曰：“修字凡十一见，首尾照应，眉目了然，绝非牵强之见。”提纲挈领，抓住了《离骚》的关键词语，引导读者深入理解作品的内涵。在解题释意方面，蒋注时有新意。如释《怀沙》篇名为“寓怀长沙”之意，与“哀郢、涉江同义”，“沙本地名”，“即长沙之地，汩罗之所在也”，此说虽本于李陈玉，然经蒋骥加以发挥阐述，影响深远，令楚辞研究者瞩目。近人游国恩赞曰：“蒋氏之论核矣，诚足以破千载之惑！”(《读骚论微初集》)作者不同意旧注所编排的屈赋诸作次序，提出自己的见解，曰：“窃尝以意推之，首《惜诵》，次《离骚》，次《抽思》，次《思美人》，《卜居》，次《大招》，次《哀郢》，次《涉江》，次《渔父》，次《怀沙》，次《招魂》，次《悲回风》，次《惜往日》。”他认为自《惜诵》至《卜居》作于怀王时，其余作于襄王时，“若《九歌》、《天问》、《橘颂》、《远游》，文辞浑然，莫可推诘”，其说可供参考。但他却并未按自己的意思编排，而是“目次则仍其旧，以存疑也”。这种做法既尊重旧本原貌，又提出个人的见解，有利于读者自己比较判断。
《余论》部分“驳正注释之得失，考证典故之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有许多精辟的分析和独到之见。如朱熹反对王逸“摄提”为“摄提格”之说，以为“摄提”是星名，作者一方面同意顾炎武对朱熹的批驳，同时加以补充说：“古人删字就文，往往不拘，如《后汉书·张纯传》：‘摄提之岁，苍龙甲寅，时建武十三年’。逸尚未生，已有此号，可知摄提为寅年，其来久矣。”所引材料确凿无疑，朱熹之说更加站不住脚了。又如对“媒理”二字的解释，反对旧注，指出二字同义。谓：“理，媒也。《离骚》‘吾令蹇修以为理’、‘理弱而媒拙’，《抽思》‘理弱而媒不通’，《思美人》‘令薜荔以为理’，皆指行媒之使言。王注为理，谓分理礼意，朱子又云为媒以通词理。五臣注理弱，谓道理弱于少康；朱子亦因之，皆未考而强为之说也。”其论深中肯綮。
篇末《说韵》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优点是“引征浩博，中亦间有可采者”，缺点则是“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例，以攻顾炎武、毛奇龄说”，“不究同异之曲，但执一二小节，遽欲变乱其大纲，亦非通论”。
书中也有望文生义的缺点，如说《九辩》是“九州之物，皆可辩数”，以为《招魂》“卒章云‘魂兮归来哀江南’……哀江，即汨罗之所在……又《长沙湘阴志》云：‘哀江在县南三十五里，正与汩罗相近。’固知其所指，乃言哀江之南。’”这样解释，不仅有害于优美诗句的完整性，而且离题万里，令人费解。
较好的有《四库全书》本，通行的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排印本。

山带阁注楚辞

清蒋骥 (约1678—1745)撰。蒋骥，字涑塍，武进（今江苏武进县）人。少好学，每受时辈推赞。年二十，补县学生，与兄蒋文元、蒋芳洲、蒋鹏翮、蒋汾功俱获文誉，里人称“里中五蒋，后来居上”。但是其兄四人先后博得功名，惟骥独困，老于诸生。二十三岁时，得头目之疾，春花秋月，嬉游之事，皆不得参与。一生以诗书自娱，及老犹不废学。对诗、古文、词时有论撰，经、史、子、集之书评注也不少。学问根基较扎实，尤其对《楚辞》功力颇深。此集包括《卷首》、正文、《余论》、《说韵》四部分。蒋氏先用六年撰成正文六卷，七年后增补《余论》、《说韵》。至康熙五十九年 (1720)，才将两部分合刊于世。共历二十年时间，可谓倾注了蒋氏毕生心血。《卷首》包括《序》，《后序》，《采摭书目》(401种)，《史记·屈原列传》，沈亚之《屈原外传》，《史记·楚世家》（节略），《楚辞地图》（五幅）。《楚世家》（节略）前有小序，其中有按语十三条，双行夹注三十条。录此目的在于以《史记》印证屈原事迹，研究方法颇为可取。《楚辞地图》有小序，目的在于说明屈子在怀、襄朝的行踪。五幅图为：《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各图有简注，以考证屈原涉历先后之序。正文六卷，单取屈原作品。卷一《离骚》，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卷六《招魂》、《大招》。在小序中称合《汉书·艺文志》二十五篇之数，所列为二十七篇，但合《九歌》二湘、二司命各为一篇，仍为二十五篇。《余论》二卷，上卷简要论述《楚辞》，及论述《离骚》、《九歌》、《天问》，下卷论述《九章》至《大招》。对各篇论述涉及到名物、典故考证，文章脉胳揭示，作品背景叙述，旧注得失评论等，不乏精邃之见。《说韵》一卷，列出每篇作品韵脚，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例，以《诗》、《易》等加以考证，并从音转说角度，解释《楚辞》协韵，征引宏富。此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一、对屈原生平事迹及作品创作的时间、地点有精深考证。蒋氏从历史年月，路线的行进，屈原的处境及作品反映的心情等方面综合考证，认为《哀郢》作于《涉江》之前，符合实际。二、在寻释文章脉理，分析文义方面，有不少精辟见解。如《离骚》向灵氛、巫咸问卜一段，指出承上启下的作用，深得文章脉理。三、善于阐发作品主旨。释《怀沙》，弃名家怀抱沙石之说，主汪瑗首创怀长沙说，并详加考辨，已为后代学者所公认。四、在研究方法上，不囿于前人称屈原 “依托五经以立义”(《楚辞章句》)及赋、比、兴评点方法的限制，从作品出发，在丰富的背景材料基础上，加以注释，其研究方法可取。此书尤以翔实为特长，是研究《楚辞》重要的参考著作。然亦有失误之处，如谓《离骚》，以女喻贤君，以芳草喻贤臣，其看法主观、偏颇。称《九歌·少司命》为“殆月老之类也”，更是明显错误。版本有雍正五年(1727)自刊本，福建图书馆、兰州大学藏。民国二十二年(1933)北平来熏阁影印原本。1958年中华书局编辑所据原刊本排印，后多次重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此书时，对个别错别字作了必要订正。

词条	山带阁注楚辞
类别	中文百科知识
释义	山带阁注楚辞楚辞研究。清蒋骥(1678—1747)撰。六卷。卷首一卷，余论二卷，说韵一卷，又名《三阁楚辞》。骥字涑，武进（今江苏常州）人。自幼苦学，三十余年致力于举业，竟终不得中。平生于诗文多有论撰，经史子集评注良多，独于楚辞，功力最深。是书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始撰，至雍正五年(1727)成，历时十四年之久，全书由《卷首》、正文、《余论》、《说韵》四部分组成。卷首附《史记·屈原列传》、唐沈亚之《屈原外传》及《史记·楚世家》节略，并自考屈原事迹，又附“楚辞地理五图》，并在篇末附记中说明各篇写作时间。是书“大要尤在权时势以论其书，融全书以定其篇，审全篇以推其节次句字之义”(《自序》)。《余论》对旧注予以分析考论，驳正旧说之误，不乏创见。其间或考订典故之异同，或寻绎文章脉络，多有新义。《说韵》一卷，分以字母，通以方音，每部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之例。引证繁博，考证详明。全书之末列参考书目多达六百四十余种，故该书以翔实见称，极受后人重视。有清雍正五年(1727)原刊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北平来熏阁影印原本。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山带阁注楚辞楚辞研究著作。十卷。清蒋骥撰。蒋骥(1678?—1745)，字涑塍。武进（今属江苏）人。自幼苦读，学问渊博，经史子集无所不通，每为时辈所称誉。但老于诸生，困于场屋，与举业无缘，以至疾病缠身而死。《山带阁注楚辞后序》自叙身世颇详。他尽其毕生之力，以穷愁潦倒之身研究楚辞，故会心特多。此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卷首，包括两篇序言、参考书目、屈原本传、《楚世家》节略，以及五帧地图。第二部分注释屈原作品六卷，自宋玉以下的作品不录。第三部分为《余论》二卷，记录作者的研究心得。第四部分为《说韵》一卷。卷首内容颇有意义，体现了“知人论世”的精神。作者将屈原所处的时代与屈原的身世遭遇、作品紧密地结合起来考察，考证了作品的写作年代和先后次序，特别是绘制了五帧地图，推定屈原的放逐路线，都有助于人们理解屈原的作品，探索其行踪。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所注即据事实之年月、道路之远近，以定所作之时也。虽穿凿附会所不能无，而征实之谈，终胜悬断。” 注释部分，只注屈原的作品，此外一概不收。他将《九歌》的《湘君》、《湘夫人》合为一篇，《大司命》、《小司命》合为一篇，把《招魂》和《大招》都归入屈原名下，以为《招魂》是屈原生而“自祭者”之自招之词，而《大招》则为屈原招怀王之作。不泥旧说，自有见解，精神是好的，然而说《招魂》为原之自招，《大招》也是屈作，则仍待商榷。作者注书自有原则，颇值得称道。他说：“凡注书者，必融会全书，方得古人命意所在。”故他不仅解释字词的音义，且注意层次段落之间的上下联系与字法、章法。如注《离骚》，在“岂余心之可惩”下曰：“民生四句，总承篇首至此之意而结之，以起下文，实一篇之枢纽也。盖始之事君以修能，其遇谗以修姱，其见废而誓死，则法前修，即欲退以相君，亦修初服，固始终一好修也。自此以下，又承往观四荒，而以好修之有合与否，反复设词，而终归于为彭咸之意。”又在《余论》中拈出《离骚》中用“修”字之多，曰：“修字凡十一见，首尾照应，眉目了然，绝非牵强之见。”提纲挈领，抓住了《离骚》的关键词语，引导读者深入理解作品的内涵。在解题释意方面，蒋注时有新意。如释《怀沙》篇名为“寓怀长沙”之意，与“哀郢、涉江同义”，“沙本地名”，“即长沙之地，汩罗之所在也”，此说虽本于李陈玉，然经蒋骥加以发挥阐述，影响深远，令楚辞研究者瞩目。近人游国恩赞曰：“蒋氏之论核矣，诚足以破千载之惑！”(《读骚论微初集》)作者不同意旧注所编排的屈赋诸作次序，提出自己的见解，曰：“窃尝以意推之，首《惜诵》，次《离骚》，次《抽思》，次《思美人》，《卜居》，次《大招》，次《哀郢》，次《涉江》，次《渔父》，次《怀沙》，次《招魂》，次《悲回风》，次《惜往日》。”他认为自《惜诵》至《卜居》作于怀王时，其余作于襄王时，“若《九歌》、《天问》、《橘颂》、《远游》，文辞浑然，莫可推诘”，其说可供参考。但他却并未按自己的意思编排，而是“目次则仍其旧，以存疑也”。这种做法既尊重旧本原貌，又提出个人的见解，有利于读者自己比较判断。《余论》部分“驳正注释之得失，考证典故之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有许多精辟的分析和独到之见。如朱熹反对王逸“摄提”为“摄提格”之说，以为“摄提”是星名，作者一方面同意顾炎武对朱熹的批驳，同时加以补充说：“古人删字就文，往往不拘，如《后汉书·张纯传》：‘摄提之岁，苍龙甲寅，时建武十三年’。逸尚未生，已有此号，可知摄提为寅年，其来久矣。”所引材料确凿无疑，朱熹之说更加站不住脚了。又如对“媒理”二字的解释，反对旧注，指出二字同义。谓：“理，媒也。《离骚》‘吾令蹇修以为理’、‘理弱而媒拙’，《抽思》‘理弱而媒不通’，《思美人》‘令薜荔以为理’，皆指行媒之使言。王注为理，谓分理礼意，朱子又云为媒以通词理。五臣注理弱，谓道理弱于少康；朱子亦因之，皆未考而强为之说也。”其论深中肯綮。篇末《说韵》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优点是“引征浩博，中亦间有可采者”，缺点则是“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例，以攻顾炎武、毛奇龄说”，“不究同异之曲，但执一二小节，遽欲变乱其大纲，亦非通论”。书中也有望文生义的缺点，如说《九辩》是“九州之物，皆可辩数”，以为《招魂》“卒章云‘魂兮归来哀江南’……哀江，即汨罗之所在……又《长沙湘阴志》云：‘哀江在县南三十五里，正与汩罗相近。’固知其所指，乃言哀江之南。’”这样解释，不仅有害于优美诗句的完整性，而且离题万里，令人费解。较好的有《四库全书》本，通行的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排印本。山带阁注楚辞清蒋骥 (约1678—1745)撰。蒋骥，字涑塍，武进（今江苏武进县）人。少好学，每受时辈推赞。年二十，补县学生，与兄蒋文元、蒋芳洲、蒋鹏翮、蒋汾功俱获文誉，里人称“里中五蒋，后来居上”。但是其兄四人先后博得功名，惟骥独困，老于诸生。二十三岁时，得头目之疾，春花秋月，嬉游之事，皆不得参与。一生以诗书自娱，及老犹不废学。对诗、古文、词时有论撰，经、史、子、集之书评注也不少。学问根基较扎实，尤其对《楚辞》功力颇深。此集包括《卷首》、正文、《余论》、《说韵》四部分。蒋氏先用六年撰成正文六卷，七年后增补《余论》、《说韵》。至康熙五十九年 (1720)，才将两部分合刊于世。共历二十年时间，可谓倾注了蒋氏毕生心血。《卷首》包括《序》，《后序》，《采摭书目》(401种)，《史记·屈原列传》，沈亚之《屈原外传》，《史记·楚世家》（节略），《楚辞地图》（五幅）。《楚世家》（节略）前有小序，其中有按语十三条，双行夹注三十条。录此目的在于以《史记》印证屈原事迹，研究方法颇为可取。《楚辞地图》有小序，目的在于说明屈子在怀、襄朝的行踪。五幅图为：《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各图有简注，以考证屈原涉历先后之序。正文六卷，单取屈原作品。卷一《离骚》，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卷六《招魂》、《大招》。在小序中称合《汉书·艺文志》二十五篇之数，所列为二十七篇，但合《九歌》二湘、二司命各为一篇，仍为二十五篇。《余论》二卷，上卷简要论述《楚辞》，及论述《离骚》、《九歌》、《天问》，下卷论述《九章》至《大招》。对各篇论述涉及到名物、典故考证，文章脉胳揭示，作品背景叙述，旧注得失评论等，不乏精邃之见。《说韵》一卷，列出每篇作品韵脚，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例，以《诗》、《易》等加以考证，并从音转说角度，解释《楚辞》协韵，征引宏富。此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一、对屈原生平事迹及作品创作的时间、地点有精深考证。蒋氏从历史年月，路线的行进，屈原的处境及作品反映的心情等方面综合考证，认为《哀郢》作于《涉江》之前，符合实际。二、在寻释文章脉理，分析文义方面，有不少精辟见解。如《离骚》向灵氛、巫咸问卜一段，指出承上启下的作用，深得文章脉理。三、善于阐发作品主旨。释《怀沙》，弃名家怀抱沙石之说，主汪瑗首创怀长沙说，并详加考辨，已为后代学者所公认。四、在研究方法上，不囿于前人称屈原 “依托五经以立义”(《楚辞章句》)及赋、比、兴评点方法的限制，从作品出发，在丰富的背景材料基础上，加以注释，其研究方法可取。此书尤以翔实为特长，是研究《楚辞》重要的参考著作。然亦有失误之处，如谓《离骚》，以女喻贤君，以芳草喻贤臣，其看法主观、偏颇。称《九歌·少司命》为“殆月老之类也”，更是明显错误。版本有雍正五年(1727)自刊本，福建图书馆、兰州大学藏。民国二十二年(1933)北平来熏阁影印原本。1958年中华书局编辑所据原刊本排印，后多次重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此书时，对个别错别字作了必要订正。
随便看	Rossellini，Roberto Rossetti，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Dante Gabriel Rosse，William Parson，3rd Earl of Rossini，Gioacchino Antonio Ross Island Rosso Ⅱ Ross Sea Ross，Betsy Ross，John Ross，Sir James Clark Ross，Sir John Ross，Sir Ronald Rostand，Edmond Rostock Rostove—na—Donu Rostovtzeff，Michael Ivanovich Rostropovich，Mstislav Roszak，Theodore Ros，Pete rotation rotation of crops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Rotherham Rothermere， Harold Svdney Harmsworth，1st Vis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