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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山带阁注楚辞
类别 中文百科知识
释义

山带阁注楚辞

楚辞研究。清蒋骥(1678—1747)撰。六卷。卷首一卷,余论二卷,说韵一卷,又名《三阁楚辞》。骥字涑,武进(今江苏常州)人。自幼苦学,三十余年致力于举业,竟终不得中。平生于诗文多有论撰,经史子集评注良多,独于楚辞,功力最深。是书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始撰,至雍正五年(1727)成,历时十四年之久,全书由《卷首》、正文、《余论》、《说韵》四部分组成。卷首附《史记·屈原列传》、唐沈亚之《屈原外传》及《史记·楚世家》节略,并自考屈原事迹,又附“楚辞地理五图》,并在篇末附记中说明各篇写作时间。是书“大要尤在权时势以论其书,融全书以定其篇,审全篇以推其节次句字之义”(《自序》)。《余论》对旧注予以分析考论,驳正旧说之误,不乏创见。其间或考订典故之异同,或寻绎文章脉络,多有新义。《说韵》一卷,分以字母,通以方音,每部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之例。引证繁博,考证详明。全书之末列参考书目多达六百四十余种,故该书以翔实见称,极受后人重视。有清雍正五年(1727)原刊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北平来熏阁影印原本。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山带阁注楚辞

楚辞研究著作。十卷。清蒋骥撰。蒋骥(1678?—1745),字涑塍。武进(今属江苏)人。自幼苦读,学问渊博,经史子集无所不通,每为时辈所称誉。但老于诸生,困于场屋,与举业无缘,以至疾病缠身而死。《山带阁注楚辞后序》自叙身世颇详。他尽其毕生之力,以穷愁潦倒之身研究楚辞,故会心特多。
此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卷首,包括两篇序言、参考书目、屈原本传、《楚世家》节略,以及五帧地图。第二部分注释屈原作品六卷,自宋玉以下的作品不录。第三部分为《余论》二卷,记录作者的研究心得。第四部分为《说韵》一卷。
卷首内容颇有意义,体现了“知人论世”的精神。作者将屈原所处的时代与屈原的身世遭遇、作品紧密地结合起来考察,考证了作品的写作年代和先后次序,特别是绘制了五帧地图,推定屈原的放逐路线,都有助于人们理解屈原的作品,探索其行踪。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所注即据事实之年月、道路之远近,以定所作之时也。虽穿凿附会所不能无,而征实之谈,终胜悬断。”
注释部分,只注屈原的作品,此外一概不收。他将《九歌》的《湘君》、《湘夫人》合为一篇,《大司命》、《小司命》合为一篇,把《招魂》和《大招》都归入屈原名下,以为《招魂》是屈原生而“自祭者”之自招之词,而《大招》则为屈原招怀王之作。不泥旧说,自有见解,精神是好的,然而说《招魂》为原之自招,《大招》也是屈作,则仍待商榷。作者注书自有原则,颇值得称道。他说:“凡注书者,必融会全书,方得古人命意所在。”故他不仅解释字词的音义,且注意层次段落之间的上下联系与字法、章法。如注《离骚》,在“岂余心之可惩”下曰:“民生四句,总承篇首至此之意而结之,以起下文,实一篇之枢纽也。盖始之事君以修能,其遇谗以修姱,其见废而誓死,则法前修,即欲退以相君,亦修初服,固始终一好修也。自此以下,又承往观四荒,而以好修之有合与否,反复设词,而终归于为彭咸之意。”又在《余论》中拈出《离骚》中用“修”字之多,曰:“修字凡十一见,首尾照应,眉目了然,绝非牵强之见。”提纲挈领,抓住了《离骚》的关键词语,引导读者深入理解作品的内涵。在解题释意方面,蒋注时有新意。如释《怀沙》篇名为“寓怀长沙”之意,与“哀郢、涉江同义”,“沙本地名”,“即长沙之地,汩罗之所在也”,此说虽本于李陈玉,然经蒋骥加以发挥阐述,影响深远,令楚辞研究者瞩目。近人游国恩赞曰:“蒋氏之论核矣,诚足以破千载之惑!”(《读骚论微初集》)作者不同意旧注所编排的屈赋诸作次序,提出自己的见解,曰:“窃尝以意推之,首《惜诵》,次《离骚》,次《抽思》,次《思美人》,《卜居》,次《大招》,次《哀郢》,次《涉江》,次《渔父》,次《怀沙》,次《招魂》,次《悲回风》,次《惜往日》。”他认为自《惜诵》至《卜居》作于怀王时,其余作于襄王时,“若《九歌》、《天问》、《橘颂》、《远游》,文辞浑然,莫可推诘”,其说可供参考。但他却并未按自己的意思编排,而是“目次则仍其旧,以存疑也”。这种做法既尊重旧本原貌,又提出个人的见解,有利于读者自己比较判断。
《余论》部分“驳正注释之得失,考证典故之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有许多精辟的分析和独到之见。如朱熹反对王逸“摄提”为“摄提格”之说,以为“摄提”是星名,作者一方面同意顾炎武对朱熹的批驳,同时加以补充说:“古人删字就文,往往不拘,如《后汉书·张纯传》:‘摄提之岁,苍龙甲寅,时建武十三年’。逸尚未生,已有此号,可知摄提为寅年,其来久矣。”所引材料确凿无疑,朱熹之说更加站不住脚了。又如对“媒理”二字的解释,反对旧注,指出二字同义。谓:“理,媒也。《离骚》‘吾令蹇修以为理’、‘理弱而媒拙’,《抽思》‘理弱而媒不通’,《思美人》‘令薜荔以为理’,皆指行媒之使言。王注为理,谓分理礼意,朱子又云为媒以通词理。五臣注理弱,谓道理弱于少康;朱子亦因之,皆未考而强为之说也。”其论深中肯綮。
篇末《说韵》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优点是“引征浩博,中亦间有可采者”,缺点则是“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例,以攻顾炎武、毛奇龄说”,“不究同异之曲,但执一二小节,遽欲变乱其大纲,亦非通论”。
书中也有望文生义的缺点,如说《九辩》是“九州之物,皆可辩数”,以为《招魂》“卒章云‘魂兮归来哀江南’……哀江,即汨罗之所在……又《长沙湘阴志》云:‘哀江在县南三十五里,正与汩罗相近。’固知其所指,乃言哀江之南。’”这样解释,不仅有害于优美诗句的完整性,而且离题万里,令人费解。
较好的有《四库全书》本,通行的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排印本。

山带阁注楚辞

清蒋骥 (约1678—1745)撰。蒋骥,字涑塍,武进 (今江苏武进县)人。少好学,每受时辈推赞。年二十,补县学生,与兄蒋文元、蒋芳洲、蒋鹏翮、蒋汾功俱获文誉,里人称“里中五蒋,后来居上”。但是其兄四人先后博得功名,惟骥独困,老于诸生。二十三岁时,得头目之疾,春花秋月,嬉游之事,皆不得参与。一生以诗书自娱,及老犹不废学。对诗、古文、词时有论撰,经、史、子、集之书评注也不少。学问根基较扎实,尤其对《楚辞》功力颇深。此集包括《卷首》、正文、《余论》、《说韵》四部分。蒋氏先用六年撰成正文六卷,七年后增补 《余论》、《说韵》。至康熙五十九年 (1720),才将两部分合刊于世。共历二十年时间,可谓倾注了蒋氏毕生心血。《卷首》包括《序》,《后序》,《采摭书目》(401种),《史记·屈原列传》,沈亚之 《屈原外传》,《史记·楚世家》 (节略),《楚辞地图》(五幅)。《楚世家》(节略)前有小序,其中有按语十三条,双行夹注三十条。录此目的在于以《史记》 印证屈原事迹,研究方法颇为可取。《楚辞地图》有小序,目的在于说明屈子在怀、襄朝的行踪。五幅图为:《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各图有简注,以考证屈原涉历先后之序。正文六卷,单取屈原作品。卷一 《离骚》,卷二 《九歌》,卷三 《天问》,卷四《九章》,卷五 《远游》、《卜居》、《渔父》,卷六 《招魂》、《大招》。在小序中称合 《汉书·艺文志》二十五篇之数,所列为二十七篇,但合《九歌》二湘、二司命各为一篇,仍为二十五篇。《余论》二卷,上卷简要论述《楚辞》,及论述《离骚》、《九歌》、《天问》,下卷论述 《九章》至 《大招》。对各篇论述涉及到名物、典故考证,文章脉胳揭示,作品背景叙述,旧注得失评论等,不乏精邃之见。《说韵》一卷,列出每篇作品韵脚,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例,以 《诗》、《易》等加以考证,并从音转说角度,解释 《楚辞》协韵,征引宏富。此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一、对屈原生平事迹及作品创作的时间、地点有精深考证。蒋氏从历史年月,路线的行进,屈原的处境及作品反映的心情等方面综合考证,认为《哀郢》作于 《涉江》之前,符合实际。二、在寻释文章脉理,分析文义方面,有不少精辟见解。如《离骚》向灵氛、巫咸问卜一段,指出承上启下的作用,深得文章脉理。三、善于阐发作品主旨。释 《怀沙》,弃名家怀抱沙石之说,主汪瑗首创怀长沙说,并详加考辨,已为后代学者所公认。四、在研究方法上,不囿于前人称屈原 “依托五经以立义”(《楚辞章句》)及赋、比、兴评点方法的限制,从作品出发,在丰富的背景材料基础上,加以注释,其研究方法可取。此书尤以翔实为特长,是研究《楚辞》重要的参考著作。然亦有失误之处,如谓 《离骚》,以女喻贤君,以芳草喻贤臣,其看法主观、偏颇。称《九歌·少司命》为“殆月老之类也”,更是明显错误。版本有雍正五年(1727)自刊本,福建图书馆、兰州大学藏。民国二十二年(1933)北平来熏阁影印原本。1958年中华书局编辑所据原刊本排印,后多次重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此书时,对个别错别字作了必要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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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10/19 17:4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