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注

魏晋玄学的著作。向秀、郭象著。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竹林七贤”之一。郭象(252—312)，字子玄。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关于此书的作者，历来有两种说法。《晋书·向秀传》言：“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以为郭象在向秀注的基础上增改完成。《晋书·郭象传》称：“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言郭象仅自注《秋水》、《至乐》二篇，改注《马蹄》一篇，其余均剽窃向注。此两说大相径庭，孰是孰非，学术界至今尚无一致结论。侯外庐赞同剽窃说，范文澜、任继愈同意《向秀传》的说法，冯友兰、汤用彤则取折衷说法，认为是向秀、郭象二人的共同著作。一般认为，郭象在向秀注的基础上“述而广之”的说法比较可信。
在本体论上，《庄子注》认为“无”不能生“有”。“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齐物论》注)天地万物作为“有”，虽千变万化，但不会变成“无”。“一气而万形，有变化而无死生也。”(《至乐》注)提出任何“有”都是“化尽无期”(《田子方》注)，有就是“化”。“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大宗师》注)。一切现象即生即灭，由此“有”就成了“无”，“玄冥者，所以名无而非无”（同上）。强调变化“皆自然，无使物然也”(《齐物论》注)，“世皆新矣，而自以为故”(《大宗师》注)。万物乃“块然而自生”，反对以“无”或“道”作为宇宙本体和本源。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都各自独立，互不相关，“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同上）。不须任何条件，“独生而无所资借”(《知北游》注)。但也指出，独立自存并非没有联系。事物之间存在着“因”，“彼此相因”是互相为“缘”，是无形的，是“玄合”。万物的各自独化而彼此相因，即成为一个“玄冥之境”。认识论上，提出知、冥二个范畴，以知指对现象的认识，以冥指对本体的直觉，“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于所知之内而至也”(《齐物论》注)，“凡得之不由于知，乃冥也”(《知北游》注)。“至理有极，但当冥之则得其枢要也”(《徐无鬼》注)。认为感官、思维不能认识本体，本体本无差别、是非、善恶、美丑，这些全是人的认识活动附加的，只有取消认识活动，“捐聪明，弃知虑”，才能与本体融会为一，即所谓“冥”。“己犹忘之，又奚识哉！斯乃不识不知而冥乎自然。”(《天地》注)
社会伦理方面，《庄子注》否定庄子以仁义与天性相违背之观点，提出名教即自然，把儒家的纲常名教同道家的自然无为统一起来，以此论证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若夫任自然而居当，则贤愚袭情，而贵贱履位，君臣上下，莫匪尔极，而天下无患矣。”(《在宥》注)“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骈拇》注)指出圣人融会了内圣外王之道，“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逍遥游》注)；“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强调无为就是“群才万品各任其事而自当其责”，并非远离社会，“拱默山林”，只要“任其自为”，“率性而动”，安于本分。宣扬在严格的名分等级制度中逍遥的人生哲学。
《庄子注》对庄子思想作了许多新的发挥，代表了魏晋玄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以独化论反对粗陋的神学目的论，不具体探究宇宙生成，着眼于世界统一性的探讨，对哲学思维发展起了推进作用；其援道入儒、以道解儒的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儒、道、佛三教合流。
《庄子注》版本很多，有《四部丛刊》影印明世德堂本，明《道藏》本，清郭庆藩《庄子集释》本等。近人王叔岷所作《郭象庄子注校记》采集各种版本加以校刊，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