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社会学

前苏联20世纪20—30年代的教条主义学派，在文学界以弗里契等为代表，对拉普的理论家和批评家起过很大影响。
庸俗社会学派在反对形式主义的过程中，犯了另一个方向相反的错误，就是他们对文艺和历史背景的关系作了极其简单化的粗暴的解释。他们把普列汉诺夫、梅林等人的不甚确切的言论加以引申，认为作品必然反映作者的阶级立场，作者在作品中只能反映他本阶级的生活，即使作者描写他本阶级以外的人物，也是 “改了装” 的作者所属阶级人物的形象。他们不相信作家有可能超越本阶级的利益，也不相信作家即使局限于他本阶级利益的范围之中，他的作品也还在客观上起普遍的认识作用。
庸俗社会学派一味以他们的社会学公式来套用到文学研究上，把普希金列为“资产阶级化的贵族” 的代表，果戈理是“小地主贵族” 的代表等。在论述苏联文学时，弗里契等人也认为： “当代文学中社会主义生产小说应成为基本体裁，没有主人公，也不要心理描写，主人公应由阶级来代替。” 前苏联文艺理论界在20年代末就开始了对庸俗社会学的倾向进行批判，指出其反历史主义的思想根源。但这一流派的余毒有时在文艺批评中尚有所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