弢园文录外编文别集。清王韬(1828—1897)撰。十二卷。韬有《王弢园尺牍》已著录。此集系自编，光绪九年(1883)在香港刊行，约二十七万余字。收文凡一百八十七篇。为其所主编《循环日报》上发表的政论文文集。系统地反映了作者之政治思想。他主张兼采西学，改革政治，变法自强。见解新颖，形式自由生动，开报章体政论文之先。有光绪九年(1883)刊本，光绪二十三年重排本，又有一九五九年汪北平、刘林整理，北京中华书局铅印本。此集最佳，附有弢园著述总目。 弢园文录外编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著作。十二卷。清末王韬著。王韬(1828—1897)，初名利宾，又名瀚，字懒今。后改名韬，字仲弢，又字子潜、紫诠，别名天南遯叟、弢园老人等。江苏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曾在上海西方传教士的印书局任编辑十余年。同治元年(1862)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将领刘肇钧。同治十三年(1874)到光绪十年(1884)在香港主办《循环报》，宣传变法自强。回上海后，曾任格致书院院长。《弢园文录外编》是作者于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九年(1883)之间写的论文汇编。“因其中多言洋务，不欲入于集中也”，故名外编。
《弢园文录外编》主张学习西方富强之道，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和西方国家并驾齐驱，与之抗衡，“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强调重商，发展工商业，跟西方国家争夺利权。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非由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恃商为国本”。认为要想“富国”，必先“富商”，商富即国富，批评传统的“重农轻商”、“贵谷贱金”、“重本抑末”的观点。批判洋务派把学习西方主要停留在坚船利炮和养兵练兵之法的做法。认为洋务派官僚的做法只是“徒袭皮毛”。指出西方船坚炮利、器巧算精，只是“富强之末”。“今者我国已自设局厂，制造枪炮，建制舶，一切悉以西法从事……惟所惜者，仅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足，又皆因循苟且，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作者认为要使中国富强起来，不能简单抄袭西方“富强之末”，而要吸收使西方臻于富强的“重商”之法。作者还反对洋务派对新兴工商业的垄断，提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工役众伙，顾避忌讳之虑甚多，势不能尽展其所长”，要求允许“民间自立公司”，承办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
《弢园文录外编》主张变法，学习西方政治制度。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变革的，把“变”看作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变古以通今者势也”，“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强调变法的重要性。“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指出当时中国已处于一个非变不可的地步，这是合乎“道”的，否则将永远不能与欧洲诸大国“比权量力”。作者还比较了中西两种政治制度，认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不如西方资产阶级那样表达民意的议会政治好，“中国欲谋富强固不必别求他术也”，只有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才能富强。并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归纳为三种不同类型：一是君主之国；二是民主之国；三是君民共主之国。认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作者认为君主、民主制度都不好，只有“君民共主”制度较理想，“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从而使其国“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认为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效无不基于“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并最早提出了君主立宪制主张。
《弢园文录外编》又以“道器”、“本末”来区分中学与西学，认为“器”是可变的，“道”是不可变的；并主张：“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作者认为孔子的中庸之道以及纲常名教是永久不变的，强调“变其外不变其内”。作者以“道器”、“本末”观来强调重民思想，认为治国应以治民为本。“治民本也，仿效西法其末也。西国之所以讲强兵富国者，率以尚器为先。惟是用器者人也，有器而无人，器亦虚设耳。”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作者主张学习西国文化时，也要“择其善而去其不善，不必强我以就人，而在以彼之所学，就我之范围”，能较正确地看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
成书于光绪九年(1883)。同年由香港印务总局排印出版，此版较粗糙。光绪二十二年在上海再版。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整理出版。 弢园文录外编十二卷。清王韬(1828—？)撰，王韬字子潜、仲弢，号紫铨，又号弢园，天南遁叟、淞北、其初名利宾，又名瀚。长洲 （今江苏苏州市）人。此文录略仿杜牧《罪言》、苏洵《权书》意旨，以拯救时弊为大体。所谓“外编”者，因其中多言洋务本不欲入正集中。此集有作者光绪九年序，同治十三年跋，此书有光绪九年 (1883) 铅印巾箱本行世。 |